去年6月23日，冯锦华离开日本，回到自己在太原的家——为抗议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0年8月14日他用油漆在神社南门的石兽上写下了“该死”二字，这最终成为东京入管局取消其就职签证的理由。

　　一年后的这一天，作为这次民间保钓活动的总联络人，他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24日，刚刚回到玉环的冯锦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记者：我注意到你离开日本的时间也是6月23日，你还记得你离开日本时的感想吗？

　　冯锦华：我在日本生活了8年，很熟悉日本，也很适应在那里的生活，但我不得不离开，那天在机场我感触很多。从内心讲，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我所希望的，但是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今天的日本要正视自己曾经的历史。但是，从日航事件、教科书事件，再到最近的“有事法”的出笼，再看看钓鱼岛上的日本旗，看看靖国神社里的招魂幡，看看日本右翼分子的嘴脸，我很难平静。

　　记者：你回国后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休整？

　　冯锦华：是的，去年我回国后，在家里呆了大半年的时间，照顾我的家人和孩子，也去思考一些问题。这半年中，我和妻子求过学也找过工，但一直没找到工作，靠我在日本工作的积蓄生活。今年3月，我来到北京，和朋友一起做些事情，因为我需要工作。

　　记者：你不仅是这次活动的总联络人，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面对生活中不同的角色定位中，你有过矛盾吗？

　　冯锦华：一想到现实生活中，还有人等待着我的抚育和照顾，难免不受影响，我的最大矛盾是现实生活与理想的矛盾。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是要有些理想的，每个人心中总有一片净土不容他人践踏，钓鱼岛就是这样。

　　记者：和为细菌战受害者参加跨国诉讼的王选相比，你觉得你们有区别吗？

　　冯锦华：今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见过面。我们从事的事情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细菌战是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是现实问题，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从结果中看清楚日本政府的态度。

　　记者：这次行动你有感动和遗憾吗？

　　冯锦华：我经常为我的伙伴们感动，我们这次出海的有15人，但倾力参与这次活动的绝不仅仅是我们15人，来到玉环的23人中有8人只能在岸上做后勤支援和联络工作，他们并没有怨言。还有远在北京、成都、雁荡山的朋友们，他们不仅关注着我们的行动，还给予了我们最可贵的帮助。还有殷敏鸿，他是个言语不多的人，但做事总是走到最前头，他跟我说，“锦华，我是个普通人，没什么特别的，但我随时可以冲到前头。”

　　我最大的遗憾是，钓鱼岛近在咫尺，我们却无法登岛，钓鱼岛最终还是距离我们那么遥远。

　　记者：有人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同意吗？

　　冯锦华：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定义民族主义者，如果说我是民族主义者的话，我对它的定义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