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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
肩。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但是现在，它已经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反拉动”。20年内，珠三角和长三角走向了良性循环，而环渤海经济地区却愈来愈没落——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就向一位前北京市政府的官员谈到京津合作的问题。很多年后，穆学明还清晰地记得那位官员脸上的不屑与傲慢，“把北京的火葬厂搬到天津还可以”。
但穆学明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长期以来缺少大区域意识，京津合作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因此，2001年3月，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将天津与北京两市合并，用5年—10年时间将其规划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也指出，面对成功申办奥运会及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空前发展良机，面对北京城市发展存在的各种矛盾，我们应对已不适应发展要求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一定的、必要的修改，再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了。
北京病在哪儿？
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1/4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的北京，已是面孔模糊。在蓄意的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
北京也曾确定“分散集团”城市发展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城市规划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弱小又分散，导致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地低效蔓延。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说，北京目前的城市建设，实际上是在80年代的基础上摊大饼———20年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由二环摊到三环、四环、五环，不仅越来越不适宜居住，而且已经非常不利于城市的经济运行和行政运作。而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只能表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相当严重。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而穿越这座城市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
北京市的“十五”计划确立了未来50年首都现代化建设实施“新三步走”的战略。即第一个10年打好基础，到2010年，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框架；第二个10年巩固提高，到2020年，使北京的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再用30年———即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完全实现现代化，使北京成为当代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此，吴良镛教授忧心忡忡：北京直到今天依然面临着当年的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超过当年。禁用含铅汽油、修建新马路和立交桥、装备道路交通管理监视系统，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现代化”措施显然不是治本之策。吴良镛认为，“修路建桥永远跟不上城市的膨胀，”缺乏整体的深入研究，就难免影响全局决策，不能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有效的控制，“作为世界大城市，未来的北京将有更大的发展，质量上将有更大的提高，现在的城市发展只是序幕。如果我们不能高瞻远瞩，只是因循过去的决策，迁就现实，那必将重复过去的遗憾和失策。所以说，探讨大北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京津冀面临大挑战
在北京气喘吁吁前行的时候，天津的城市发展也是困难重重。“可以说整个京津冀北地区都面临挑战。”吴良镛列举种种“挑战”如下：
———京津经济同构，相互掣肘近50年来，北京一度大力发展重工业，致力于建设“经济中心和强大的工业基地”，与邻近的传统工业城市天津同构发展，并导致天津的衰退。全国统一划分的工业部门有130个，北京就占120个。北京的重工业产值一度高达63.7%，仅次于重工业城市沈阳。
———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香港80%以上的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也靠上海等城市的带动实现了区域繁荣。相比之下，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较为薄弱，土地荒漠化加剧，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形成了一个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的“大漏斗”。
———缺乏合理的协作与分工大北京地区范围内行政地位或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之间畸形竞争，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城市之间利益冲突，无行政隶属关系、经济实力不相当的城市之间不规范竞争。一方面恶化了北京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北京的城市职能，加剧了首都的资源供给紧张和环境负荷加重的局面。
———现行的城市方针政策缺少联系在整个区域的城际竞争中，北京处于绝对优势，未能给予其它城市发展的机会，整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北京要大力发展“首都经济金融”，天津有“要努力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的提法，两者如何协调？
穆学明身在天津，长期痛感于天津的衰落。他说，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冀北地区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地区即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已与京津冀北地区相当。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2，至1990年降至1/14。“特别是天津，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山东等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当北京几乎成为一座围城，寻求突破便成为当务之急；当天津在与北京的城际竞争中难以获得先发地位而日渐衰落，寻求妥协与分工便成为现实选择。这个时候，京津冀北区域协作因此旧话重提。“但我们不是对历史问题算旧账，更不是对人。”吴良镛说，“事实上，城市发展到今天，有种种主客观原因，是各种因素的叠加，无须追究责任。但是，实践检验真理，讨论城市问题不可能不涉及规划思想，我们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散的杰出的思想加以整合，超然地探求一些解决城乡发展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
大北京是世界城市
吴良镛所指的“大北京”，实际上是指京津冀北地区(即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的简称。在吴良镛院士的主持下，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历时两年完成了“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并于2001年10月12日由建设部审定。
“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明确提出了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的目标。大北京地区主要是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地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云集了华北诸多大中城市。
此项研究提出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的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
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认为发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之一，在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础。
专家认为，在当前社会经济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大北京地区需要制定一个良好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多种可能的发展模式，以满足建设世界城市的迫切需要。其主导思想是：核心城市“有机疏散”与区域范围内的“重新集中”相结合，实施“双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战略：
一、对核心城市无序的过度集中进行“有机疏散”，缓解空间压力；与此相配合，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努力使区域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形态转变，形成完善的城镇网络，在开拓城市发展空间的同时，促进区域整体均衡发展。
二、区域空间结构从“星形结构”，即只从一个中心城市向四周放射的模式，向“双核心/多中心”转变，在发展中谋求多方面动态的相对平衡。
三、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根据需要与可能，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报告提出，改变“单中心＋环线”模式，采取“交通轴＋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根据需要，确定“葡萄珠”的大小和内容，并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在适当的地点，布置科技产业园区等新的城市功能区。将交通轴、“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融入区域生态环境中，城镇走廊之间要有充足的绿地、阳光和新鲜空气，从城市美化走向区域美化。
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协调机构
研究报告同时指出，解决大北京地区空间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区域直辖市与合作机制。国内外大城市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趋势就是积极推动区域统筹管理，兼顾多方利益，谋求种种棘手的区域问题的协商解决。报告提出具体建议：一、研究成立由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等组成的有力的、务实的区域协调机构。
二、北京与天津先动起来，带头组成大北京地区城市共同体，根据影响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产业结构等，建立专题研究委员会，寻找两市一省间的共同利益。
三、在区域整体协调原则指导下，京、津、冀对原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战略性调整，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需要，选择有限的问题，制定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如根据中奥成功的新形势，研究道路交通、机场建设、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这样，整个地区的规划发展根据轻重缓急，流动进行，避免内容繁琐、机械平衡、旷日持久、贻误战机的做法。
尽管如此，该项规划的实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也毕竟是一件多赢的事，京津冀有能力这样做，关键是什么时候下这个决心。大北京何时启动？人们拭目以待。本报记者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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