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关进了监狱，谁来管我呢？ 陶子　摄

　　关爱罪犯子女

　　□本报记者 杨瑞春 文□陶子 摄

　　北京顺义有个儿童村，专门救助罪犯的子女。这里住着6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大人的罪错酿成了他们的悲剧，每个孩子都有一段阴暗的过去。

　　“别拿烟头烫我”

　　5岁的宋文很在意人家吸烟，刚来儿童村的时候，他仔细问了所有的大人：“阿姨，你吸不吸烟？叔叔，你吸不吸烟？”儿童村的老师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别烫我。”他说。宋文的爸爸妈妈因为吸毒贩毒都在监狱里服刑，他最害怕父亲有一天会从监狱出来，再拿烟头烫他。

　　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工作部示范儿童村位于北京顺义赵全营镇板桥村，是一个专门救助罪犯子女的机构。这里住着6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曾有过一段灰暗的历史。

　　玩伴们并不比宋文更幸运。3岁的小德长了一双漂亮眼睛，他的爸爸是新疆人，妈妈是河南人，也都是因为吸毒贩毒在监狱里服刑。

　　小德的体质特别差，他的咳嗽总是让老师们忧虑，小小的感冒在他这里很容易就转成肺炎，他已经住了四五回儿童医院。“也许跟他妈怀他的时候吸毒有关系。”生活老师李云飞说。

　　思思是儿童村里最小的，才两岁，还在爱哭的年纪，脸上总是挂着两道泪痕。她管李云飞叫妈妈，从幼儿园回来，她要先蹭在李云飞的腿边要她抱抱。“她见别人都有妈，自己着急呀。”付秀珍在旁边笑着说——她在儿童村负责管库房，大家都叫她付奶奶。

　　思思来到儿童村后，还在镇上一户人家寄养过，那是一对老夫妻，可是思思自作主张，管女的叫“妈妈”，管男的却叫“爷爷”。

　　思思的亲妈犯的是纵火罪。“她爸爸带了一个女人回家同居，她妈妈受不了，就从外边把门锁上，把房子点着跑了，她爸爸倒是没烧死。她妈在外边生了思思，在她1岁多的时候投案自首了。春节的时候我们带思思去看妈妈，她根本就不认，不往她边上去，她妈哭得那个惨呀……”李老师说。

　　但在儿童村，这3个小孩子还算是幸运的，他们毕竟还有父母；还有不少孩子父母相互仇杀，一方服刑或被正法，另一方已经死亡。

　　有的孩子甚至目睹了父母仇杀的整个过程；还有的孩子的父母一方入狱，另一方提出离婚并且不愿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有个别孩子甚至长期遭受亲生父亲的虐待甚至性侵犯。他们小小年纪，却经历了人世间所可能有的最大的伤痛。

　　付奶奶说：“我刚来的时候跟他们聊天，聊一次就陪着他们哭一次。”

　　张淑琴———“丐帮帮主”

　　张淑琴是特殊儿童救助工作部主任，儿童村就是她一手创办的。她的办公室距离儿童村不远，房间四壁全贴了光滑的白瓷砖，在春天灿烂的正午也反射出冰冷的光芒———“这原来是一个木器厂的厨房。”她解释道。屋子里的家具和电器破破烂烂，都是捐助来的。

　　办公桌的后面贴着一份表格，上面写着一些著名的企业和基金会的名字。有的用红笔注明“已发”，表明申请捐助的信件已经发过去了。自从决定为这些孩子工作，张淑琴嘲笑自己就像“丐帮帮主”。

　　54岁的张淑琴原是陕西省监狱局一份报纸的副总编，一级警督。在长期的采访中，犯罪人员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问题引起了她的忧虑。一方面，许多犯人尤其是女犯因牵挂自己的孩子痛苦不已，有的还多次自杀、越狱，无心改造；另一方面，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生活没有保障，并且也成了有犯罪隐患的群体。

　　她曾经去探望一对双双入狱的犯人的子女。在那个富裕的村庄，她看到几孔破烂不堪的窑洞前，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奶奶佝偻着身子，带着4个年幼的孙子、孙女在麦田里艰难地劳动。最大的女孩因为生病又无钱医治已经死去。

　　这个场景对她的震撼很大，也真正促使她采取行动。1996、1997和1998年，经过她的努力，陕西省三原县和西安市分别成立了3所专门替服刑罪犯代养子女的儿童村。2001年，她又在北京成立了示范儿童村。之所以冠之以“示范”，是希望在实践的同时，也开展一些理论研究，包括孩子的心理康复、预防犯罪、教育问题，还有权益保护问题，然后总结出经验向全国辐射。因为以她个人的能力，所能救助的儿童实在太有限了。

　　儿童村与孩子的父母都签订“委托代养子女协议书”。签了协议，张淑琴就是孩子的监护人。同时协议书也要求他们的父母安心改造，待刑满释放再把孩子接回去，享受家庭的温暖。

　　潜伏体内的病毒

　　在儿童村，李云飞每天都要重复的一项工作就是将大卷的卫生纸剪成窄条，放到一个铁盒子里，让孩子们使用。“这样就节省多了。”她说。

　　她还修改一些捐来的衣服，给孩子们穿。

　　孩子们很让人费心。就说日常生活方面，小孩子们缺乏生活技能，他们甚至不知道把脏衣服送到洗衣房，每次去掀被子，都能发现一团脏衣服。大的女孩爱美，每次有新的捐赠衣服，她们就缠着付奶奶，希望能让她们挑一挑。付奶奶本来自以为很坚固的防线每次都会崩溃。

　　但最为头疼的还是矫正孩子身上的一些缺点。儿童村有一些孩子，因为流浪社会太久，养成的小偷小摸、撒谎、打架的习惯到现在也改不掉，它们就像蛰伏在体内的病毒，随时都会爆发。

　　有两个七八岁左右的女孩子总是偷东西，学校的老师已经和儿童村老师谈过几次。还有一次，一个男孩打另一个女孩子，拿凳子砸她，就像一头红了眼的小豹子那么残忍，张淑琴气得踢了他一脚，而且至今对这次体罚也不后悔。

　　她至今想起这事还气哼哼的，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投入的爱心和得到的回报并不完全成正比，这需要她更大的耐心。

　　但是总体上来说，儿童村大部分孩子的表现还是让人满意，他们至少衣食无忧，重新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也重新恢复了天真的笑脸，他们开始健康成长，这是让老师们最欣慰的。

　　“妈妈”的爱心与责任

　　李云飞原来是新疆机务段的干部，偶然看到有关儿童村的宣传后来到这里工作，已经在这里呆了一年多，她全面负责孩子们的生活。儿童村一共有8位员工，负责各项工作，他们的职责是帮孩子解决各种问题，创造一个家庭的氛围。孩子们在镇上的中学、小学、幼儿园上学，这样更有助于他们和正常孩子交往，适应主流社会的生活。

　　员工们的工资不高，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左右。但为这里服务的理由显然不是金钱。

　　胖胖的梁华芬是纯粹的志愿者，除了吃住没有任何报酬，她帮忙给孩子们做饭。去年，这里还曾经有一个日本女孩做过长期的志愿者。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中外的志愿者来看这些孩子，给他们带一些礼物，和他们做游戏，有时候还和他们一起包饺子。

　　尽管条件艰苦，李老师说她真的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她自己的孩子张天心也经常来儿童村，和宋文、小德他们一起玩耍。“我不担心孩子跟他们玩会变坏，你看，连那些坏孩子到我们这里都变好了。”

　　伤痕难平

　　因为前一天有人捐了猪肉，这天中午吃肉夹馍，新鲜烘烤的面饼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孩子们急不可待地背完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排队跑进食堂———背诗是每餐饭前的固定程序。

　　何小菲和另一个女孩帮厨，负责给大家打饭。小菲相貌很出众，皮肤白皙，眼睛清亮，头上用彩色的头绳扎了几个细细的小辫子。她一边打饭一边哼歌，干得很认真也很愉快，看不出来她有什么异样。

　　但她却有最悲惨的遭遇和儿童村孩子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她曾经遭遇过生父多次的性侵犯，她的父亲甚至用铁链锁住她。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她依然会突然间变得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狂躁不安。心理医生最近尝试给她一些药物来辅助治疗，吃药的时候专门有一个老师陪着她。

　　另一个孩子黑豆也需要吃药，因为他不长个儿。他比正常的11岁孩子的身高要矮得多，同班最矮的女生还要比他要高上一头。

　　医生说他的内分泌可能有点问题。

　　他长着一双忧郁的黑眼睛，坐在餐厅前面的台阶上看别人玩篮球。他说他更喜欢看足球比赛，但是却不能上场去踢。

　　“我的腰不好。”他说。他的腰曾经被打断过。

　　3岁的时候，黑豆的母亲杀了父亲入狱，亲戚中无人愿意收养他，结果他被一个侏儒领走。侏儒很残忍地打他，逼他干各种家务活。他现在脸上、头上、嘴上依然满是伤疤。他的妈妈现在已经出狱，但是因为无经济能力，没有接他走。“我妈那儿有张我小时候的照片，我那时候比现在好看多了。”他没有表情地说。

　　他总是表情木讷。

　　在一些心理专家看来，儿童村的孩子大多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比如说早熟、内心封闭、不愿交流、缺乏安全感等等。还有一些儿童有明显的多动、攻击性及说谎行为，有些儿童有隐蔽的对社会的仇视心理等等。程度严重的孩子已经接受心理辅导。

　　未知的未来

　　大部分孩子都在板桥村中心小学和板桥中学上学。板桥村中心小学校长肖玉刚说，他亲眼看到了这些孩子的进步。

　　“孩子们真是可怜，大人的过错酿成他们的悲剧，让人惋惜啊。”肖校长说，但是，很多孩子在来儿童村之前，都有过辍学甚至长期流浪社会的经历，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确实并非易事。

　　学校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教育他们，至少，儿童村的孩子在这里从来不受歧视。

　　外面学生们在做广播操，3个学生在台上领操，动作标准利落。肖校长说，站在最前面的是李群英，她就是儿童村的孩子。

　　尽管总体上来说学习表现都处于中等，儿童村有几个孩子还是非常优秀的。肖校长对他们如数家珍。“有些孩子长大了也许会成为优秀人才吧，也许。”他说。

　　但是张淑琴对此很忧虑，因为这些孩子没有当地高中入学需要的本地户口，在上完初中之后，他们将面临无学可上的情况。有几个孩子已经上到了初三，等待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