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焕新：

　　废止收容遣送体现政治文明

　　编者按

　　为解决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相关法规，6月18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会议认为，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会议决定，该办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消息一出，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本报就此采访了为孙志刚事件奔走的有关人士，他们大多表示没想到政府这么快就制订出新政策，并称这是制度建设一大进步。

　　昨天，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和将要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记者采访了《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的审议者之一、广东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焕新。

　　这体现新一届政府以民为本

　　李焕新告诉记者，得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废止的消息，自己感到“非常高兴”：国务院的“快速反应”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的关心，充分展现新一届政府务实、勤政、以民为本的作风。表明中央在以切实的行动来尊重和保障人权，也通过这件事给全国各地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上了一堂“人权”课。废除收容制度，政府行动如此迅速，使我们对三个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建设充满信心。

　　李焕新认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此后）公民活动的自由权利更大了，公民的自由将更有保障，我国的经济生活将更有活力。

　　对收容制度要历史地看待

　　李焕新认为，尽管人们对收容制度有各种评价，但要历史地理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82年的老办法是针对因生活所迫而在城市流浪乞讨的人员，立法本意就是对他们作出人道的救济和管理，这是完全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的。但经过20年的巨大发展，社会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治安管理压力随之增大，一些地方在未找到更好的管理办法前，将收容遣送转化为一种治安管理手段。李焕新说，对收容制度的运用，不是某个人、某个单位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面临的复杂的问题。将要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历史地去除了“收容遣送”的字眼，代之以“救助管理”，这将是救助性质的回归。

　　违宪审查必要性不大

　　对于不久前一些专家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原收容遣送办法提请“违宪审查”一事，李焕新认为，在我们国家的制度下，最好是由制定法规者自己改进。如果制定法规的机关自己不改进，才应由监督机关来监督、审查。政府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法规作出调整后，“审查”作为人大监督的一种形式，已没有必要；国务院这次改变，是国家对人民要求的迅速回应，很好。如果国务院不改，让人大监督，就需要复杂的程序，是一件纷繁的事情。

　　李焕新认为，违宪审查的必要性不大，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对人民负责的，掌握的政策原则、法制原则是一致的，不论是政府研究还是人大监督，都会得出共同的结论，听从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要求。我们国家也不会出现政府就是不改，就等着人大来监督的事情。

　　省内法规修废要依国家规定

　　李焕新说，因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中具体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范围是哪些，目前还不清楚，因此省内法规的修废还没法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广东将严格按照国务院新通过的法规制定的原则、制度、范围、程序来执行。如果要制定什么省内实施细则的话，也将严格按照新法规来制定。

　　对于广东省自去年4月开始实施的收容遣送办法是修改还是废止，李焕新说，还要根据国务院的新办法来判断。修改肯定要修改，但是否要废止，则不能肯定。关键就是要看救助的范围和办法、救助的主体，这些关键的东西，都要看新法规如何调整。

　　个人建议公安不再介入“救助”

　　李焕新说，立法与执法，既有联系也有不同，要真正实施救助的办法，我个人认为公安不应该介入。因为救助、救济不是公安的职责，公安介入了反而会成为治安办法，因此就要公安不要介入。李焕新说，“如果国务院要听取我的意见，我就提这一条。”

　　暂住证制度应主动检讨

　　就暂住证问题，李焕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是站在经济成本核算的角度上，目前暂住证制度也需要改变，需要确定特定的范围、时间和对象来进行管理，而不是针对全部的流动人口。他建议有关部门要主动检讨暂住证制度，不要像收容制度这样出了恶性事件再来检讨，再进行被动地改变。

　　治安反弹状况应该不会出现

　　李焕新说，现在感到有压力的是那些承担治安责任的官员，没有了收容制度，怎样进行管理？废除收容制度后，个别地区特殊时间内可能出现刑事发案率上升的情况，需要社会的群防群治及时跟上去。如果治安状况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则说明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想，只要政府其他方面的措施能够跟上，治安状况反弹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　本报记者　刘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