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华社关于“20万民工躲泉州”的报道中，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处处长陈群林的一句话让我挥之不去，他说：“一些地方政府只注意为外商、为企业考虑投资环境，却忽视了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牺牲工人的合法权益来迎合、满足企业主的利益。时间一长，劳动力市场必然作出反应，短期的‘剥夺式’用工必定不能长久。”我们当然不能从这句话中得出是政府的利益取向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的结论，但是，假如事情真的如陈处长所言，则一些地方政府在民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取向问题的确值得关注。毕竟，民工群体已经“必然地”在作出“反应”。

　　我们看到，“20万民工躲泉州”现象已促使一些地方开始采取补救措施，比如石狮市政府就出台了善待外来务工者的有关规定，等等。

　　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招工难”之痛，泉州市相关部门以及企业主会不会真正地意识到，那些处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对他们自身，乃至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其实是这么重要，不可忽视。

　　必须重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他是什么身份，不论他是农民还是什么。这已不仅仅是“泉州之痛”给我们的启示，也是ＳＡＲＳ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示。

　　当ＳＡＲＳ病毒开始肆虐之时，社会各界都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农民以及进城民工的“抗萨”工作。随之而来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及农民工防ＳＡＲＳ的方案和措施，比如对农民中出现ＳＡＲＳ患者一律免费治疗，加强农村的消毒防范等等，一些发现疫情的城市对外来务工者也采取了相应的积极措施。从这些措施中，我们看到了“国民待遇”在农民及农民工阶层的兑现，甚至可以说，他们得到了一种“超国民待遇”。

　　当然，我们不愿意认为，ＳＡＲＳ时期对农民及农民工的重视和关怀是一种为了眼前利益的功利化选择结果。我们更愿意确信它是一种必然的福利制度安排，是长效和持久的，而不管有没有ＳＡＲＳ，是不是处在特殊时刻。但是，也必须看到，在一些地方，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没有对农民及农民工给予应有或足够的重视及关怀，一些地方在制度安排及利益取向上，也的确没有对这个群体予以必要的考虑，在权利的主张及权益的保障上，也的确没有真正落实到位。我们不想说出类如“歧视”“不平等”这样的字眼，但不可否认，那也许的确是在一些地方已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实。

　　假如基于“招工难”以及ＳＡＲＳ下的关怀仅仅是一种应急之策，则这种关怀必然是功利的，暂时的，也只能是一种更深的伤害。我们深深地希望，不论是关心、重视，还是作为一种国民福利及公民利益的保障，都能成为一常态，成为一种制度必然。我们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不论是权益保障还是福利关怀，原本都是他们应当享有且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也许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把原本属于他们的还给他们，也许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这种关心和重视，制度安排和利益取向，更能体现在“三农”问题上。因为不论是城市农民工还是乡村农民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一直都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农”问题。

　　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民工，这样一个通常被称为“他们”的群体，其实也正是我们，“他们”也正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和我们休戚相关。不关心重视“他们”，受害的将只能是“我们”。正像“我们”泉州已经感到了痛，正像假如“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终将会拖“我们”经济发展的后腿。必须真正意识到，“他们”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虽然更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只是沉默着，但在某种时候，他们也做出了像“躲泉州”这样的举动。

　　　□本报评论员　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