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些东西令我们泪流满面
------《未被审判》编剧赵冬苓创作手记
由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山东三箭集团联合拍摄的一部反映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大型纪录片《未被审判——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纪实》，已于9月8日起每晚22：00在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引起强烈反响。搜狐网受权刊登《未被审判》编剧赵冬苓创作手记。
观点提要：
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也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
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先生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始作甬者之一。他伸张的既不是中国的正义，也不是日本的正义，而是人类的正义。他代理的的诉讼的，既不是刑诉讼事，也不是民事诉讼。而是现代型诉讼或社会型诉讼。
为了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诉讼，小野寺先生在成立律师团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和由各界民众分别组织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四十多起了。这四十多起官司中，绝大部分由小野寺先生所在的律师团代理。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官司，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外人很难想象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和本国政府打官司经受的艰辛。最大的艰辛可能并不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最大的艰辛可能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
还有的阻力来自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
他找到的每个受害者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
我想象当初他们的情景：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巨大压力（换到中国，这样的人，完全是可以被骂做卖国贼的）；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
而他们，仍然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了。
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为二十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想到提起诉讼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十多年。事实上，许多索赔诉讼就是以这个理由不被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以这个理由被判败诉。此外，在战前的日本有一条法理，并形成了判例，叫“国家无答责”，意思是，如果个人受到损害，哪怕这损害来自国家，国家也没有理会和赔偿的义务，根据这条法理和判例，国家可以对到战败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概不负责。战后这条法理不存在了，但是根据法律不溯及以往的精神，对此前发生的一切，国家仍然可以用这条法理保护自己不被追究。
日本 律师团的诉讼策略用国际法来逾越日本法律，用法的精神，逾越法的条文。以刘连仁诉讼案找到胜利的突破口
历史有时候会选择某个人来承担某种责任，刘连仁，这个几乎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注定永远记载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刘连仁对日本律师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将继续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小野寺先生从他的话里一定想起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后来他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引用了刘的这句话，对法院说：不要指望拖下去，拖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死光了就没人追究了，他们还有儿子孙子。
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宣判了刘连仁诉日本政府奴役劳工案判日本政府败诉，赔偿金额不低于两千万时，而这些为此案奋斗了六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哭，但当刘的儿子和他握手时，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居然一下子瘫倒了在地下。
当年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四万之巨，实际人数还要多。
来自河北的农妇王小扶是劳工的女儿，整整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
十年中，她前后找过的人有三千多个，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中国有那么多懂得诉讼的人，没人指点过她，中国有那么多有权势的人，没人帮助过她。甚至，因为她四处串连，当地还限制过她的活动自由。但有着这种精神的人是没有人能限制得了的
慰安妇案九五年提起起诉，经过五年漫长的诉讼，今年五月初审败诉，而且法院连基本事实都没认定，甚至，都没给这些积一生的勇气、付出可能丧失名誉的代价准备走上法庭的慰安妇受害者们一个在庭上说话的机会。
但是，今年，日本女律师又代理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了诉讼。明明知道会失败，还是一如既往。中国儒家文化中有句话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们要让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知道这句话。
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京都律师团团长是个老日共，说：当年侵华日本士兵有二百多万，如果这样看他们(杀人的恶魔)，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呢？要知道他们也是受害的，他们是受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骗。
一位日本女律师对此表示：当年二百多万侵华日军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杀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强奸过中国女性。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当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恶魔。我们日本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每天会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在纳粹时期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日本人也要这样问问自己！”
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近年来逐渐被揭露出来。1997年一百多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而站在诉讼第一线的，仍然是日本有良知的律师。
经过二十几次审理，目前这起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预期今年八月会下判决，面对全世界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日本揭露细菌战真相的呼声，日本法院会下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在战争结束近六十年后，中国战争受害者提起这类诉讼的意义何在？诉讼的最终出路在哪里？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诉讼的意义分为这样四个层次来谈：
1、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
2、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历史，只有国家承担了历史责任，才能和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关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3、从法的角度来说，促进在立法实践中国际人道和国际人权法理的进展，在法的实践中更体现出对人、人性、人的权利的关怀；
4、这是基于人类未来和长久和平的诉讼。
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诉讼的意义何在呢？
日本进步人士在争取日本国会立法，仿照德国的模式，建立赔偿基金，谋求对民间战争受害赔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社会党三个在野党曾就慰安妇问题两次在国会提出方案，都无疾而终，第三次又在提起。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在国会里斗争下去。日本法律界也提出了解决受害劳工和针对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正在谋求提交国会表决。日本的律师们对诉讼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幻想，中国的问题，可以通过日本人的努力得到解决，哪怕是再优秀、再正义的日本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只能靠我们自己。
1. 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也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
最近这一次跑北京，是为了采访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在中国的上层，很少有人知道他。可在中国的最下层，在那些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中、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中、那些一生在贫穷和歧视中苦苦挣扎的穷人中，却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郑重地订过合同，一纸不平等的合同－－对于他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纸合同将会把他牢牢地系在责任和义务上，却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他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律师，名字叫小野寺利孝。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在田中访华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在日军侵华期间受到残酷伤害的人，都诚心诚意地支持政府这样做。一来，在那个时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脖径上并没长自己的脑袋，二来，以德报怨、宽宏大量，不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吗？
到八十年代中，中国有学者站出来说：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七二年政府宣布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而受到日本侵略军祸害的中国人有权利以个人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这位学者的话使一些战争受害者激动了起来。他们在试试探探地问自己，话还没出口就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难道，那些血海深仇，今生今世，真会有一个说法吗？也直到这个时候，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人才知道，宽容，并没使一切过去，那些仇恨、那些伤痛，其实一直就埋在心里。
此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花冈暴动案、刘连仁劳工案、山西慰安妇案、七三一部队细菌案、平顶山屠杀案、无差别轰炸案......陆陆续续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或其他地方开庭。到今年七月十二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部分胜诉，标志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也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其中，我有幸结识的小野寺利孝先生是始作甬者之一。而我深受日本侵略者屠戳的国家，它的官员、它的知识界和民众，也包括我自己，却表现出可怕的冷漠。
当我流下泪的时候，我不仅仅是为了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为了我的同胞和我自己。
我是专门为了认识小野寺先生去北京的，我有着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从他那儿了解刘连仁诉讼案的全过程，然后，利用这些素材写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过去，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当在本子上准备着采访大纲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戒备、猜忌和怀疑：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无偿地为中国人打官司？他有什么个人目的？他会把心底的话告诉我吗？如果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傲慢和歧视我将如何应对？以往的采访从来不做大纲，这一次，我做了，并且想好了各种应对之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如果他摆出一付中国人的救世主的架式的时候，我要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你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这样做！
他事先并不知道我的来访。但在从翻译那儿得知我的来意后，他从在北京停留的一天半时间里挤了半天和一顿晚餐的时间给我。刚开始，我就对他说：希望我们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交谈，哪怕是会令对方难堪的想法。他听着，笑了，然后说：好的。
我就这样开始走近了这个日本人，也走近了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一个群体、一个领域，并且一下子把自己也陷了进去。
2. 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先生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始作甬者之一。他伸张的既不是中国的正义，也不是日本的正义，而是人类的正义。他代理的的诉讼的，既不是刑诉讼事，也不是民事诉讼。而是现代型诉讼或社会型诉讼。
采访在他的房间里进行。开始，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此行的目的，最后说：我读过您的文章，从而知道，您是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您爱着您的国家。我也是个爱国主义者，我也爱着我的国家。但是我希望，将来我写成的东西，既不是中国的正义，也不是日本的正义，而是人类的正义。他仔细地听着，很有力地点了点头。
我列举了七个要采访的问题，例如：您为什么代理此案？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您的个人经历？您在此案中的风险和收获？此案在日本法律上的障碍和突破？它的前景？请您谈谈您对日中两个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的差异......我选择的是一些我急需了解和想来他比较乐意回答的问题。另外还有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想留待采访进行了一段气氛比较好的时候再相机行事。
他拿着一个大本子，把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记在上面，然后说：我很乐意回答，但我会把这些问题打乱。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开始。
小野寺先生出生于日本一位贫困的矿工家庭，当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因为在矿山工作得了夕肺病而被解雇，因而造成父母婚姻破裂，而他也因为家庭的变故饱受社会的歧视。贫穷的家境使他无力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到化工厂工作。但人的奋斗也就从这窘境中开始了。他说：正因为饱受贫穷和歧视，因此我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这种状况，同时，少年的这些感受，也就成了我以后走上今天这条路的基础。
在工厂工作一年后他去读大学，选择的是法律。大学四年级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毕业后，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在日朝鲜人人权案。
就在这时候他的介绍使我产生了第一个兴奋点。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律师，在更大意义上，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为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改良人类社会的斗士－－
我问他：您主要代理哪方面的法律事务？刑事？民事？他想了片刻，才回答说：“既不是刑事，也不是民事。我的诉讼的性质，我叫它现代型诉讼。”这个词汇，我后来想了许久，我觉得，可能用社会型诉讼更为恰切。
为了方便我理解，他给我举了他刚出道时代理的一个案子。
东京的六十年代初，还有许多的贫困区，其中一个贫困区里有一条脏水沟，某一天，一个孩子掉在里面淹死了。警察把妈妈抓了去，法院判妈妈没尽到监护的责任，判了缓刑。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日本的社会现状就是这样的。被判了刑的妈妈找到了他。如果他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这将是一个民事案例。但他代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一带后来又对全东京的贫困地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贫困地区有许多这样的脏水沟，并曾经有很多孩子丧命于此。于是他发动所有受害儿童的家长和周边居民参与诉讼，诉讼的对象是地方自治体也就是当地政府。这场官司打了很久，官司的结果是以后这样的水沟都加了盖，再也没有孩子被脏水吞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中，他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律师也从关注自己同胞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了国际，走向了关注人类命运和前途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
3.日本不乏和平主义者，不乏从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和平主义者。从加害者意识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且，被排除出主流意识。
随后他回答我关于战争的问题。在那时候我感到了第二个兴奋点。
他说：我的一个舅舅在战争时期被强行征兵，到了菲律宾，登陆时被美国飞机炸死，另一个舅舅战时被强行征到军事工厂做工，工伤而死。可以说，我们家也是战争受害者。我妈妈是和平主义者，她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她只是一位从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和平主义者。他这句话使我精神一振，不由得打断了他，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日本挨了原子弹，因此许多人反对核战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对，日本的反核团体，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日本的和平团体，也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意识不到日本在战争上的责任，意识不到在战争中日本是加害者。从加害者意识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且，被排除出主流意识。
他没说他自己。但是，当他从理性上对反战者做了如此分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从那种境界中走出来了。
他在律师的行当里干了三十多年，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我代理在华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是很自然的。
但是，要有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他九四年第一次访华。
4.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亲眼见到受害者，亲耳听到他们诉说的体会，成为小野寺利孝奋不顾身地投身战争赔偿诉讼这一事业的最强烈的动力。在日本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官司拖十多年是很平常的。
一九九四年，小野寺先生参加了一个法律代表团，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说是第一次，他对中国并不陌生。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到，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毛泽东，曾经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小野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研究了中国革命。那些著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和我交谈的时候还经常随口引用毛泽东的话，比如统一战线、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
这次的行程是从沈阳到南京，然后到北京。在沈阳和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与许多战争受害者交谈。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话又一次使我感动。
“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说，踏上了曾经被日本侵略军蹂躏过的土地、亲眼见到受害者，亲耳听到他们的诉说，才使他真正体会到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大的伤害，认识到自己的先人曾经犯下怎样的罪恶。这种体会，成为他奋不顾身地投身这一事业的最强烈的动力。
他说，那时候，面对战争受害者的控诉，他无颜以对，只能一次又一次表示谢罪。
从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当时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他说他感到非常耻辱，当即和团里其他几位律师写了抗议声明，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回到宾馆又招来一些日本记者召开招待会，在会上宣读他们的抗议声明。就在这次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把他推上了现在这条路。
那是一位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已经在中国驻了三年。其间曾经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报道发回日本，期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日本民众的注意，不意却毫无反响，令他怒火万丈。在这次招待会上，他用挑衅的口吻对这位律师说：你们来中国搞什么法律事务调查？有比法律事务更要紧的事你们律师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他说面对这位记者的当面发难，他仍然不是无路可退。但犹豫再三，他决定还是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路。
“那使你犹豫的东西是什么呢？”我问。
“你知道，在日本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官司拖十多年是很平常的。而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更艰难。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战争受害者败诉的判例，也就是说，即使我去打，拖上十几年，其结果也很可能是输，而我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就是从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我也不可能再承受得起了。”
“哦，那个时候，您已经功成名就，又已经年过五旬，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迟暮之感？而接受了这样一种挑战，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生命被重新激发的感觉呢？”
他笑了，连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做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诉讼，对我确实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
5. 为了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诉讼，小野寺先生在成立律师团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和由各界民众分别组织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
当他决定迎接这次艰难的挑战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过人的谋略、远见以及组织才能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说，他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他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诉讼。为此，他需要组织一个团队。当时他已经在日本法律界有些名气，但他觉得还不够，于是一回去，就去拜访律师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这位律师曾经为教科书的问题和日本政府打了三十多年的官司，最终终于胜诉，在日本社会各届都影响极大。他要组织一个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日本律师团，请这位律师出任团长，他自任干事长，又煞费苦心地找了另外一位年轻力壮的后起之秀进来，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核心。他说他想到了此类案件在日本法律上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选择进入律师团的成员时，他要选择那些富有智慧的律师。他说的富有智慧，是指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在法庭上确保胜利，另外，这种律师还要能通过诉讼创造法理，也就是说，能够在诉讼过程中想办法逾越法律障碍，或者通过诉讼迫使日本国会修改法律。
此外，他还想到了，这种官司，事实上要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一个在法庭。法庭上的官司，重点是有不可能被推翻的证据，利用这些证据，迫使日本政府认罪；第二个战场在法庭外，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全是毛泽东语言），利用社会的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并迫使国会为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立法。因此，几乎在律师团成立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成立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援会和由各届民众组织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广泛筹集资金，保证他们的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
当他这样运筹帷幄地指挥和布置着这样一场战役的时候，我想这个已经五十三岁、开始走向暮年的生命真的是被激发出来了。
最近这次见到他时，一位当年曾经和他交谈过的中国学者介绍说：当时，小野寺找到他，和他谈起回去要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事，当时的小野寺说：我五十三岁了，头发还是黑的。我用十年的时间，打到白头怎么样？
我这次见到他时，他已是满头华发。
6.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四十多起了。这四十多起官司中，绝大部分由小野寺先生所在的律师团代理。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官司，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四十多起了。这四十多起官司中，绝大部分由小野寺先生所在的律师团代理。我看到好几份代理合同，上面受委托律师一栏里，都恭正地写着他的名字。而且，这些官司中，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官司，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大部分原告都是他找上门去的。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在日本山林里当了十三年野人的山东农民刘连仁。在这一选择上，可以充分看出这个人的智慧：他说，之所以首先选择刘连仁案，是因为他考虑，可以把刘连仁案当成整个诉讼的突破口。他谈了几个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一、刘连仁的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更容易在日本民众中赢得广泛同情，也使日本政府无法逃脱；二、他对刘连仁案事先做过分析，确定起码有一部分，必定能够胜诉，而胜诉则会对以后的诉讼形成巨大的影响。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按我们九五年提起诉讼时的设想进行的。
7.外人很难想象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和本国政府打官司经受的艰辛。最大的艰辛可能并不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最大的艰辛可能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
官方出于外交或者其他方面的复杂考虑，对他们的热诚并不欢迎，前些年，会给他们制造种种障碍。比如，事先约好的受害者突然避而不见；再比如，已经安排好的见面会又突然取消；再比如，受害者赴日到法庭上做证会在批准出国的手续上一再出麻烦；还比如，为他们搜集证据的学者会在私下里得到忠告。
我得公正地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极大改善，起码，当局不再阻挠。比如，我这次采访没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压力。
令他们更感慨万千的是那些他们正在帮助的一部分战争受害者。
我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战争、奴役、贫穷，使他们从来没有接受教育、接触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境界的机会。他们把他们经受的一切当成了命运使然。当别人问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伤害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茫然地抬起眼睛，不知所对。如果解说得更详细一点，他们会眼睛发亮，因为知道可以得到金钱的赔偿。当然有人表现出铮铮硬骨，但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种蒙昧的状态（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完全忠实于当初我的感觉。后来采访到的事实使我对我的这一判断有了很大改变。事实上，受害者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坦荡胸怀，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尊重。我以他们为骄傲）。
有人告诉我，代理慰安妇案的，是日本一位女律师。为了取证，她一次次自费跑中国。在山西，她曾经和慰安妇一起住在窑洞里，而有些人，把日本人都看成阔佬，还想在她身上敲下几个。
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一定不是她一个。
这也是我想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之一：当你面对那些素质比较差的当事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你会卑视他们吗？我想对他说不要那样做。他们蒙昧，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后来，时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来得及向他提出。但我想他不会的，因为活出来的人会比较容易理解没活出来的人。
8.还有的阻力来自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
他找到的每个受害者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
他们苦口婆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动机。后来，他们和受害者都建立了比较信任的关系。我说比较信任，是因为那只是较之开始而已。事实上，就在我这次采访中，一个接受他们无偿帮助六七年的当事人还对我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儿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我不能责备他。事实上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戒备。
因此，这也是我准备在采访后期向他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互相沟通的过程。您可能发现许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相信您一定也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到头来也是无法沟通的。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9.我想象当初他们的情景：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巨大压力（换到中国，这样的人，完全是可以被骂做卖国贼的）；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
而他们，仍然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了。
他确实需要有智慧和有极大勇气的律师团队，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和现行司法制度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后来在采访日本律师团下设劳工律师团团长高桥融时，他曾概叹在日本和政府打官司难。我问难在何处，这位律师面露为难之色，不知道如何把复杂的政体问题和法律问题向我这个中国人解释清楚。后来，他字斟句琢，非常吃力地向我解说着，唯恐说得不明白，但令他想不到的是，还没等他说完，我就听懂了。
我说：“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是这意思吗？”
他说：“对，是这意思，可是你......”
我笑了。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如何对他说的现象听不明白？
10. 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为二十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想到提起诉讼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十多年。事实上，许多索赔诉讼就是以这个理由不被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以这个理由被判败诉。此外，在战前的日本有一条法理，并形成了判例，叫“国家无答责”，意思是，如果个人受到损害，哪怕这损害来自国家，国家也没有理会和赔偿的义务，根据这条法理和判例，国家可以对到战败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概不负责。战后这条法理不存在了，但是根据法律不溯及以往的精神，对此前发生的一切，国家仍然可以用这条法理保护自己不被追究。
战败前，日本审判部门、检察部门和律师都统属司法省，任何审判都是天皇的审判，要按天皇的意志进行。战后，律协从法务省的管辖下独立出来，而法官一直属法务省领导，法官由法务省任命和委派。也就是说，当法务省做为国家的代表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坐在法官高背椅上的是他们委派的和受他们领导的法官。在这种司法体制下，法官和法务省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高桥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日本政府已经就刘连仁案的败诉提起了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已经确定，而这位法官先生就是初审时领导被告律师团的法务省官员。不过，高桥先生马上解释了一句：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以为国家是有意选择这个人来对付我们的。
另外，二战结束时，由于美国的支持，日本天皇体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来天皇的法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的法官，也就是说，如果法官判战前政府在法律上有罪，也就意味着在判自己有罪。
至于法律上的障碍，只指出一点就可以了－－在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为二十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想到提起诉讼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十多年。事实上，许多索赔诉讼就是以这个理由不被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以这个理由被判败诉。
也就是说，如果严格依照日本现行法律，所有的索赔诉讼都是不可能取胜的。
此外，在战前的日本，有一条法理，并形成了判例，叫“国家无答责”，意思是，如果个人受到损害，哪怕这损害来自国家，国家也没有理会和赔偿的义务，根据这条法理和判例，国家可以对到战败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概不负责。战后这条法理不存在了，但是根据法律不溯及以往的精神，对此前发生的一切，国家仍然可以用这条法理保护自己不被追究。
正因如此，后来别的律师告诉我，在这些对日本政府的诉讼法庭上，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场面：无论起诉方列举什么事实和证据，被告国家方的律师都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地任他们把法庭变成口诛笔伐的战场，因为他们知道，任凭对方说下天来，凭借这两条法律，任何法庭都奈何不得国家。
这种状况，直到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胜诉时才有了改变。那一天，代表国家的律师突然慌成了一团他们低估了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们的智慧。
11. 日本 律师团的诉讼策略用国际法来逾越日本法律，用法的精神，逾越法的条文。以刘连仁诉讼案找到胜利的突破口
在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我把他们的诉讼策略，整理了以下三点：
一、用国际法来逾越日本法律。国际上，对奴役劳工，对战争受害，有着详细的索赔条例，并且明确规定，战争赔偿，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用法的精神，逾越法的条文。各国民法的精神都大致相同，那就是公平正义。在他们的辩护词中，我屡屡看到，当被告方用法的条文反对诉讼请求的时候，律师们引用这一法的精神反驳说，这种说法，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的精神。
三、那就是要找到胜利的突破口了。如上所说，他找到了刘连仁。
在刘连仁诉讼案中，刘所诉受侵害的事实大概分两部分，一是被强迫抓到日本做劳工并受到奴役待遇；二是逃亡到山上在战争结束后又过了十三年非人生活。小野寺先生说，前一部分，在现行的日本法律下很难胜诉，但一定要提出来，要强迫法庭认可这个事实，认可事实就是胜利，就可以让日本国民知道；第二部分，则是必定可以胜诉的。这一部分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可以救助而没有尽到救助责任的事实，而战后，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对它的责任造成的损害事实有应答的义务和赔偿的责任。他说，只要这一部分胜诉了，那么刘案就成为战争索赔胜诉的第一个突破口，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2. 历史有时候会选择某个人来承担某种责任，刘连仁，这个几乎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注定永远记载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刘连仁对日本律师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将继续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小野寺先生从他的话里一定想起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后来他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引用了刘的这句话，对法院说：不要指望拖下去，拖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死光了就没人追究了，他们还有儿子孙子。
刘连仁这个名字，曾经有个时期，在中日两国都家喻户晓。这位普通的山东高密县农民，一九四四年外出打工回来，啃着一块干粮、披着妻子还没来得及缝上衣领的棉袄被传到村公所问话，就此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上做劳工，一年后不堪忍受奴役逃亡到山林，一直到一九五八年被人发现。在北海道的山林里，他渡过了十三年的穴居野人的生活。
历史有时候会选择某个人来承担某种责任，刘连仁，这个几乎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注定是要再一次被选中并永远记载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
提到刘连仁的时候，小野寺先生和他的同伴们脸上写满了敬重。
他说，当初他找到刘的时候，就对刘说：他代理刘的案子，但目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诉讼，而只是要用他的案子做突破口，迫使日本政府最终解决战争期间奴役中国劳工的问题。在刘案上，他们要起诉的是日本政府，一来，当年加害刘连仁的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二来，他们有意通过刘连仁案，把日本政府直接拖进战争赔偿诉讼中来。
小野寺先生说，当时，刘连仁听懂了，并概然应允。
尽管当时刘连仁已经八十多岁，尽管他知道一旦被纳入如此庞大的一个战役中，在有生之年很可能得不到任何赔偿。
对他的过去，也许只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他的气节和为人：
1958年，当他在北海道的山林里被人发现时，十三年穴居的生活已经使他几乎忘了人的习性和人的语言。三个月后，被送回中国时，日本各界为他捐了数目不菲的一笔钱，刘分文未取，全部送给了当地的中小学。当他登船时，日本的政府代表到码头上去送他，又拿出二十万日元给他。刘问：这钱是谁的？如果是你个人的，你是好意，我收下，如果是日本政府的，我不要。政府代表含糊其词，于是刘一把推开，然后身无分文地上了船，并且在上船前当着许多日本媒体的面，公开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
习性和语言都丢了，一身的骨头还没软化。我的父辈和祖辈们，曾经活得这样刚硬！
五十年后，当他到日本法庭上做证时，被告律师问他是不是识字，他回答说识。可实际上他识的，差不多只有刘连仁三个字。儿子说：何必这样呢？你这个年龄，文盲也没人笑话。他回答说：我在日本人面前再也不想输一点儿了。
还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对日本律师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将继续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小野寺先生从他的话里一定想起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后来他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引用了刘的这句话，对法院说：不要指望拖下去，拖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死光了就没人追究了，他们还有儿子孙子。
在刘连仁身后，我看了一些他接受中国或日本媒体采访的录相。其中有一段是他在日本电视台做的访谈节目：电视台的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五十年后才想到提起索赔诉讼？我想这位主持人大概希望刘连仁义正辞严地说出一番道理来，但刘连仁只是硬邦邦地答：嗯。主持人以为他没听懂，又问：您过了五十年才提起诉讼是吗？刘连仁还是硬邦邦地答：嗯！
我猜他的画外音是：你别和我谈法律，我受了害，什么时候想讨还公道你都不能说晚。那是我的事。
从刘的身上，我想到，不要抱怨自己在国外或者在什么人面前受人歧视，只要你活得真的象个人，你就会赢得尊重，哪怕你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13. 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宣判了刘连仁诉日本政府奴役劳工案判日本政府败诉，赔偿金额不低于两千万时，而这些为此案奋斗了六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哭，但当刘的儿子和他握手时，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居然一下子瘫倒了在地下。
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经过漫长的诉讼，其间开过十多次庭，刘连仁多次赴日出庭做证。有一次，对方律师一连向刘连仁提了一百八十多个问题，刘连仁句句掷地有声，没出一点差错。有人对刘连仁惊人的记忆力表示惊讶，刘的儿子说：那些事，纠缠了刘连仁一辈子，他就是想忘也忘不了。
刘连仁没能等到胜诉那一天，去年底抱憾而终。刘连仁的儿子和小野寺先生重新签定了委托书，继续打着和日本政府的官司，而法庭也更名为追悼法庭。
今年七月十二日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宣判了刘连仁诉日本政府奴役劳工案，刘连仁的儿子抱着刘连仁的遗象上了法庭。一切如小野寺先生当初所料，对战争期间的事实法院给予了认定，但以超过诉讼时效和战前国家无答责为理由驳回；对战后十三年，法院以日本政府该救助没救助为由，判日本政府败诉，赔偿金额不低于两千万（刘连仁起诉书中提出的全部赔偿金额是两千万）。
刘的儿子介绍说，当法院宣判最终结果的时候，对方律师乱做一团，而这些为此案奋斗了六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哭，但当刘的儿子和他握手时，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居然一下子瘫倒了在地下。
谁能体会他们那一刻的酸甜苦辣？
当夜，他们喝酒到天明。
14. 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 每次来中国都是周五，利用一个整天两个半天在中国工作。在周一至周四的时间里，他们在代理别的案子，用那些案子的收入，来维持这些索赔诉讼的庞大支出。
十月二十四日从广东出差回来，二十五日在家休息一天，二十六日一早，就坐上了去青岛的火车－－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小野寺先生、高桥融先生、森田太三先生和另外几位律师定于那天到青岛，我赶去和他们会合，继续我的采访。
突然发现他们每次来中国都是周五，问了一下一直在义务给他们做翻译的朱女士，她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们总是这样安排他们来中国的行程：周五早来中国，利用一个整天两个半天在中国工作，周日下午返回日本（这次因为在北京要参加一个会，他们的行程延长了两天）。朱女士介绍说，在周一至周四的时间里，他们在代理别的案子，用那些案子的收入，来维持这些诉讼的庞大支出。
中午下了火车，租了一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流亭机场，正好赶上迎他们下飞机。然后就和小野寺先生继续乘着那辆出租车，驱车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高密刘连仁家－－小野寺先生提出要亲自来给刘连仁扫墓，把初审胜诉的消息告诉泉下的他。事先，朱女士遵小野寺的嘱咐，在青岛给他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许多人是从莫言的《红高粱》中知道高密这个地方的。在莫言的笔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活得肆意汪洋、任性天然。当日寇踏进他们的家乡的时候，这些手持着大刀长矛的农民吹着娶亲的锁呐上了战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漫山遍野的红高粱。但今天我眼里的高密农民温顺而安静，庄稼收了，地里没了营生，人就在村头闲站着，汽车从他们身边驰过，引来几许好奇的目光。
15. 刘连仁妻子，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冷不丁地抓住小野寺的手，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俺的亲人啊。”一边说着泪水就顺着皱纹纵横的面孔源源而下。
刘连仁一家早就知道小野寺要来的消息了，我们刚进村口，远远地就看到一所红砖小院前站满了人。刘连仁高大的儿子把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介绍给小野寺，用浓重的高密话说：这是俺娘。老太太满头白发，身子还硬朗，小野寺通过翻译对她说：很遗憾没能早些来，没能见刘连仁最后一面。老太太却只是沉默着，听不明白一样看着他。我不由得为她着急，再看小野寺先生，似乎也有几分尴尬。
在屋里沉默地坐了几分钟，有人提议到院里坐，于是又转移到院里。小野寺刚要坐下，老太太冷不丁地抓住他的手，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俺的亲人啊。”一边说着泪水就顺着皱纹纵横的面孔源源而下。小野寺愣住了，随后，仍然抓着老太太的手，弯下腰，稍稍仰起头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地看着老太太哭泣的面孔。在那一刻里，院里的人都不说话，只看着他们一个哭，另一个默默注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老太太饱经风霜的面孔，令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按年龄算，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也应该是这个岁数了）？
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就再没说过什么，而小野寺却没了当初的尴尬，继续在翻译的帮助下向老太太介绍着情况。其间刘连仁的儿子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委托书和一盒印泥，抓起母亲的一个手指在印泥里按了一下，然后按在委托书上。我们大家都被他逗笑了，只有老太太没笑，仍然看着小野寺，而小野寺则在她的注视下低下头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面巾纸，拿起老太太刚刚按过指印的手指，帮她把上面残留的红印泥细细地擦了去。
刘连仁的坟墓离村庄有一里许，听说是县里的特批，墓地比旁边的坟墓要大。没有墓碑，只有一道青砖矮墙，围着一堆黄土。听刘的儿子介绍说，有人捐了一块好几吨的花冈石碑，因为太大，一直还没运过来。心里竟有些微微的遗憾，觉得那块巨碑其实不必。刘连仁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正因为他的普通，他一生的经历和他的斗争才更有普遍的意义。
小野寺把那束白玫瑰献在刘连仁墓前，在墓前双手合十长久地默哀。后来，有人问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他说，他脑子里总晃动着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时刘的样子。那时候他曾经对刘连仁说，总有一天，他会把胜诉的消息带给他，但今天胜诉了，却已是天人永隔音讯难通了。
从刘连仁家出来，我们又在暮色中摸到另一个村，当年，这个村也有一个农民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到日本，后来和刘连仁一起从煤矿上逃出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很快就被当地的日本军警抓了回去，还被打坏了一条腿。如今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我们进院时，仍然在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在收拾院里晾晒的玉米。小野寺详细地向他询问当年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再三，一边问一边在带来的大本子上记。天迅速地黑了下来，他仍然摸黑写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可能是老人的孙女不声不响地跑到屋里，打开了挂在窗口的电灯。
当我们从老人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没吃晚饭，马不停蹄地往青岛赶，因为第二天，我们将在那儿和一些受害者以及受害者遗属见面。
16. 当年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四万之巨，实际人数还要多。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回到了家乡，但过去的的创伤远远没有痊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生活在由此造成的贫困、伤病和政治的歧视中，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和过另一种生活的机会，终生挣扎在贫穷和愚昧里。
二十七日，在青岛，在一次由中国学者和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及遗属以及日本律师团参加的见面会上，我见到了几位中国战争受害者。对他们的采访，极大地改变了我原来的担心和歧见。
当年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四万之巨，实际人数还要多。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回到了家乡，但过去的的创伤远远没有痊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生活在由此造成的贫困、伤病和政治的歧视中，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和过另一种生活的机会，终生挣扎在贫穷和愚昧里。岁月流逝，许多人已经辞别人世，活着的，也已经是风烛残年，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频率一批批在人世间消失。在会上，就有参加过劳工情况调查的学者说，头一年统计的数字，第二年再落实时就消失了一大半。早有日本律师介绍说，日本政府和当年的加害企业，考虑到自然规律，所以对受害者赔偿问题也多怀了几分侥幸心理，希望再坚持几年，人死光了，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也正因如此，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希望能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情况开展抢救性的调查取证。但因为资金、因为人力，更因为有许多复杂的考虑，有关方面至今仍不见动静，任凭那些脆弱的生命负冤死去。
当握住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子安那粗糙的大手时，我的心里一动。面前的老人，慈眉善目，眉眼或神情里，不知哪儿总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父亲。甚至，他们早年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同长在山东胶东地区，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投身到反抗侵略的战斗。但命运在那以后开始分叉：我的父亲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而王子安老人则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俘，随后被强送到日本做了劳工。如果相似的遭遇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今天我会在哪里？
王子安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文革时流行的人造革提包，把手全坏了，包着黑布，用粗大的针脚密密麻麻缝着。说话的时候，声音不急不徐，微微笑着，带几分窘迫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但那温厚的讲述中，总有些东西让人动容。其中一处，是谈到在日本做劳工时受到的苦时，他突然把话题一转，和善的目光看定了坐在他对面的几个日本人，说：战争，给日本也带来多少苦啊。那时候你们国家实行配给制，哪有什么吃的？在我干活的那个地方，你们的老百姓吃什么呀？土豆和南瓜煮煮就是饭。我正在记录，听到这几句话时，突然有点绷不住：这就是中国人啊，这就是中国人仁爱宽厚的胸怀。那个时候，他自己吃的什么？可他还记得日本人受的苦。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顺和气的老人，数年间，却一直自费到处联络着当年生死与共的受害者，准备和日本政府打一场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结束的战争。他仍然用那种平静的声音说：我和他们几个商量，这官司可能打不赢，我们还打不打？商量的结果是：打得赢也打，打不赢也打。语气仍然平和，字字掷地有声。一语即出，全场气氛为之一震。
17. 来自河北的农妇王小扶是劳工的女儿，整整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
十年中，她前后找过的人有三千多个，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中国有那么多懂得诉讼的人，没人指点过她，中国有那么多有权势的人，没人帮助过她。甚至，因为她四处串连，当地还限制过她的活动自由。但有着这种精神的人是没有人能限制得了的。
来自河北的农妇王小扶是另外一种风格。她不是劳工，她是劳工的女儿，但她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当年，日本兵到她家掠她父亲时候，她才五岁。五岁的孩子看到有人要绑了父亲走，哭喊着扑过去，一个日本士兵端起刺刀对着她就捅过去，在她肚子上留下一个伤疤。也许童年时的这段经历，造就了王小扶刚烈不屈的个性。十年前，一听说有人和日本政府打索赔官司，王小扶就激动起来。当劳工的父亲没等到这一天已经死了，可留在她肚子上的那个伤疤似乎从来没有痊愈。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起诉，她只知道，那笔债，一定要让日本政府给个说法。从那时候起，整整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中国有那么多懂得诉讼的人，没人指点过她，中国有那么多有权势的人，没人帮助过她。甚至，因为她四处串连，当地还限制过她的活动自由。但有着这种精神的人是没有人能限制得了的。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在乡间的小路上奔走呼号，用她的激情、她的勇气、她的至死咽不下这口气的硬骨头。这次到青岛，她带来了年轻的女儿。她说如果她死了，就让女儿代替她继续努力。那戴着眼镜的女儿，可能是顾虑到在座的有日本人，因此当王小扶说话的时候，她一次次去扯母亲的衣袖，提醒她要注意分寸。最后一次，女儿用的力气大了些，王小扶竟一把把她的手打开了，用很大的声音说：“别管我！不取得胜利，我死不罢休！”
十年中，她前后找过的人有三千多个，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三千这个数字把日本律师吓住了，他们用怀疑的口气再三问：“三千？”“三千！”王小扶一次次用肯定的口吻答。日本律师看着她窃窃私语，小野寺先生仍然用怀疑的口吻问：“你找到的劳工，记下名字了吗？”王小扶朗声答道：“我自己印了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他们本人，另一份找了他们的村上盖上印，全在我这儿保存着。”说着就把厚厚一叠表拿出来。日本律师这一回信了，同时发出了惊叹，在他们注视这位农妇的目光里，我看到由衷的敬意。
最近，王小扶终于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中国律师，并且和她联络到一起的受害劳工集体向河北高院提起了起诉。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在国内提起的第一起状告日本加害企业的诉讼。诉状去年递了上去，河北高院收下了，到现在还没消息。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和日本律师谈到了这几位受害者。我说：以前，我有种担心，总怕这些受害者因为一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机会受教育和见识更多的东西，会表现得不够好。可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令我自豪。日本律师频频点头，并且告诉我说，在他们这几年的工作中，这样的受害者他们还见过许多。“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愚公移山。”他们这样说。
18.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象王子安和王小扶一样表现出应有的骨气，贫困和愚昧，代理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女律师。因为她的当事人都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对这事了解比较多而且又有些文化的，就是一位小学教师了。便请他再度陪同她的当事人赴日本做证，所有费用由她来出。而那位小学教师却几次三番找借口日本女律师要钱。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象王子安和王小扶一样表现出应有的骨气，贫困和愚昧，原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也就有了我后来这次永难忘记的、充满了耻辱的采访，采访的地点在北京，采访的对象是我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代理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女律师。
她代理的慰安妇案今年五月已经败诉，她又代理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她这次来北京，一是约见来自山西的一位小学教师，请他陪同几位受害者赴东京出庭做证，二是在一次中日两国共同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汇报慰安妇案的进展情况。她在北京一共呆一天半，热心的翻译朱女士硬在她紧张的行程中安排了一个晚上接受我的采访。
我到北京时她的飞机还没落地，朱女士建议我不妨等到这位女律师共进晚餐。可在此前青岛的两天里，我一直和日本律师们一起吃饭，而且全部是他们付费，这种情况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因此，一到北京，我就坚决拒绝了共同进餐的邀请。
晚饭在旁边的小餐馆里吃了一盘水饺。刚吃完饭，朱女士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到了。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于是约定等她们吃过饭后在宾馆她的房间见。
我在房间里等朱女士的电话，一边等一边思考着一会儿将要进行的采访。对这次采访，我早就渴望已久，原因是早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向我描画过这位女律师的形象。
她是一位法官的女儿，当她大学毕业参加律考时，日本女人当律师还是很稀罕的事。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一共有三名女性，考官对她说：女人应该回家操持家务生孩子，把律师的位子腾出来让给男人做。她没作声，回过头却把这位考官的这番话向报纸捅了出来，结果引起日本女性上街抗议，闹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告诉我这件事的朱女士说，她在日本的旧报纸上找到这件事时，不由得大为吃惊，因为看她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竟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青岛，一次饭桌上，我好奇地问那几位日本律师：在日本，如果一个女人比丈夫收入多的话，家里是谁干家务？我的问题引得他们哈哈大笑。小野寺就告诉了我她的故事。小野寺说，因为她能干，因而收入很多，而她同为律师的丈夫，却喜欢打高尔夫、喝酒、下棋，玩的时候比工作的时候更多，因此收入远远不如她。但家里的家务，几乎全由她一人承包，有时候出差多了，还会引来一起生活的婆婆的训斥。不过，小野寺先生话题一转说，即使在日本，象她一样的女性也越来越少了，她的丈夫也公开承认，他幸运，讨到了一个好太太。
此外，我接触过的中国律师和学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向我谈过她，一再对我说：你认识一下她吧，她是值得你认识的。
现在真有机会认识她了，但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想来想去，决定放弃准备采访题纲的办法，让这个晚上，变成两个女人之间随意的漫谈。
九点过，我接到朱女士的电话，来到她的房间。朱女士开的门，她身后，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白晰、穿着一件棉毛衫、大约五十几岁的女人正忙着收拾行装。一看我进去，立刻转过身来，一边鞠着九十度的躬，一边用温柔的声音问候着。我知道，这就是她了，她和我想象的一样。
我刚刚坐下，心直口快的朱女士就用汉语告诉了我她们共进晚餐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位小学教师是这位女律师请到北京来的，因为她的当事人都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对这事了解比较多而且又有些文化的，就是这位教师了，因此，许多事情，需要他协助进行。朱女士告诉我，今天见了面，刚一坐下，小学教师就对这位女律师说：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我的行李也被人偷走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是把身份证押在宾馆出来的。于是她说：好吧，明天我把钱给你。然后进入正题，她向他介绍即将开始的二审情况，请他再度陪同她的当事人赴日本做证，当然和以前一样，所有费用由她来出。小学教师听了，第一个反映是：那你还得多给我点儿钱。她们老了，出门得买药带着。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笑微微地坐在那儿，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开始。我看着她，想开口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
19. 担任着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的日本律师说“我做为一个日本律师，之所以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一，是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我应该做；二，我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长期的发展－－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很难得到她们（指中国曾经做过慰安妇的战争受害者）的理解。比如，我们觉得这场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钱，而当事人，对于钱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和我说话的时候，她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很随意的样子。那姿态，象极了山东胶东地区的农家妇女，感觉真是亲切。但看她现在的样子，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是个律师。
朱女士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是女性，因为担任着慰安妇诉讼律师团的团长，因为天性认真，她做这份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做得很累。只是，她不是个喜欢诉说的人，不知道我能不能从她那儿问出什么。感谢她的提醒，于是，我把当晚的交谈主题，定在她和受害者的关系上。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做为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律师，代理中国受害慰安妇与本国政府打官司，我相信，当您开始工作的时候，您和您的当事人之间一定有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我想，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您和您的当事人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过程。那么，经过五六年的诉讼，您觉得您和她们沟通了吗？互相了解了吗？如果沟通了了解了，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还没有，您觉得原因何在？
我的问题令她沉思了许久，后来，当她回答我的时候，朱女士还没翻译她的话就先自己评价了一句：“她回答得还真的挺坦率。”
她是这样回答的：“我做为一个日本律师，之所以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一，是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我应该做；二，我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长期的发展－－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很难得到她们（指中国曾经做过慰安妇的战争受害者）的理解。比如，我们觉得这场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钱，而当事人，对于钱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她是从九五年开始接触到中国慰安妇事件的。九六年代理几名受害者正式提起了诉讼，诉讼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她找到的受害者在山西，而她当时，还没到山西去过，调查取证的工作是委托中国律师协助进行的。她说，那时候，她只觉得这事应该和值得去做，但只有九八年去过山西以后，她才真正理解了自己这番奋斗的意义。
几年间她一直要求到山西，但有关方面和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都不同意她去。理由有许多，但她觉得自己的理由是任何理由都无法反驳的：我是律师，我应该到案发地和我的当事人家里看看。
九八年，她不顾一切阻挠，几乎是强硬地闯去了山西。
这次山西之行使她了解了她以前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也使她彻底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之所在。
她脸上含着微笑对我说：现在想来，当时真可笑。因为决心要去山西见当事人，因此从日本出发时，就想该买点儿什么礼物带着。想到当事人都是女性，她选择了最具女性色彩的礼物：当时日本新出的带各种香味的香皂。她还没说完我就明白了：“那地方根本没水。”“对。”她苦笑着回答我：“没水，连吃的水都没有，我却带去了香皂，你想想有多可笑。”
一路的艰辛自不必说：她们从太原下火车，租了一辆汽车开往目的地。山路上几乎没办法行车，许多时候要步行。半路车还坏了，因此坐车的时间不如推车的时间多。但她坚持前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看到那地方的时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她神情凝重地答：“当时的感觉，真恨不得把法官揪了来，让他亲眼看看这地方，看看生活在这地方的人。”
她说，来到那儿，她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日本侵略军罪行是多么的深重。“你想想，人生活在那儿，连吃的都没有，如果家里有一个女儿，就是人生唯一的欢乐了。可这唯一的女儿，还被日本士兵掠了去，遭受轮奸。一个人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
她的几位当事人，当年遭受的痛苦都不堪回首：如花儿般含苞待放的姑娘，最大的不满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被日本侵略者掠去后，几天的功夫，就在惨无人道的蹂躏中下体溃烂、全身浮肿。她们都是后来被家里人拿钱托人赎出来的，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自己行走，要么被家里用萝筐抬回，要么象床旧棉被搭在驴背上驮回。也许可以把这段时间当成一场恶梦，但这种恶梦永远不会醒来。她说：她的当事人就此被毁掉了。她们一生被过去的梦厣纠缠，却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而且，从此后，她们觉得自己活着都成了一种罪过，一生怀着有罪和自觉肮脏的心理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甚至连她们自己的儿女都不知道她们的痛苦，只是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疯。
她说，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先人做下的如此肮脏和丑恶的事情，她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谢罪。
当天，因为车坏了，她们住在当事人家的窑洞里。她比划了一下，告诉我窑洞里的炕比宾馆的床稍大，那天，一张炕上睡了五个人，而炕的一侧，还躺了一个瘫痪病人。说到这儿时，她脸上掠过孩子讨了便宜一般得意的神情：“不许我去，可我不光去了，还在那儿住下了。”
面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的时候，同情和怜悯肯定不是最好的反映，但却是一种基于正常人性的最本能的反映，那个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她表现出来了。
她说：“面对看到的那种情况，明明知道拿钱不是好办法，但是，我们只有把能拿的钱拿出来。”
我想，她的错误就是这么犯下的。
简言之，自从她第一次把手伸进自己口袋后，她就不得不一次次把手再度伸进去，哪怕她已经衣袋空空。
这些情况，大部分是我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她是个说话很委婉的人，涉及的又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尽管我问，她却出言谨慎，不肯明白地告诉我。她只是说：她们对钱有很大的期待
20. “我在日本是个普通的律师，自从参加这个律师团以来，已经自己支出了二百万日元，可他们还是不断地要。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地请当事人到日本去，我们很希望中国有企业能提供一点资金支持，但至今没人响应。”
倒是一直坐在一旁陪着我们的一位日本年轻律师忍耐不住，接过了我的问题：“我们觉得，打这个官司，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当年日本人犯下的罪行，重要的是把事实披露出来，即使不能胜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她们只想要钱。她们总给我们提这方面的要求，从钱到各种礼物。”他还举自己的例子：“我在日本是个普通的律师，自从参加这个律师团以来，已经自己支出了二百万日元，可他们还是不断地要。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地请当事人到日本去，我们很希望中国有企业能提供一点资金支持，但至今没人响应。”
我很尴尬，脸上发热。我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受害者本人会比他们的亲属好一些？
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事实上，张口最多的，是他们的亲属、女儿、儿子、亲戚朋友、村里干部或者当地的小头头。
我又问：在受害者中间，有没有表现得比较好的？
他俩互相看了看，这位日本女律师说：其中有一位＊＊＊，我们觉得很好。
我倍受鼓舞，赶快问：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哪些地方让你们觉得好？
没想到，我的问题把他俩一起难住了，面面相觑地看着，许久没回答。
朱女士说：看样子也差不多，不然也不会让他们这么为难。
后来，那位年轻的男律师回答我说：我们觉得，她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我们的想法。
我不再问了，不敢问了。我沉默一阵，轻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同胞感到遗憾。但是，也请你们谅解他们吧。你们刚才说的想法，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而一生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是很难把这种追求放在生存需要之前的。
他俩赶快鞠躬，对自己刚才的话表示道歉，并说：今天是因为你问，所以说的消极的方面比较多。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中国遇到了不少不顾自身利益而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奋斗的人，比如－－他们示意正在为他们翻译的朱女士－－我们和她已经成了好朋友。另外，经过这些年的诉讼，这些当事人也在不断地进步。
我很难责怪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当事人。事实上，能把自己当年的屈辱公诸于众，能到日本社会上去披露这些事实，已经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想想诉讼过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将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苛求她们饿着肚子去表现气节？她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母亲。做为一个母亲，她们没能给她们的子女带来金钱、尊严和起码的温饱，如今，当年加害者的同胞找上门来，说要帮她们讨还公道，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信任吗？如果是想利用她们怎么办？官司打不赢，他们当然是拍拍屁股走了，而她们除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些丢人的事还能剩下什么？
从来没人为她们的长远利益考虑过，那么，她们抓住眼前利益又有什么错？
我看二战时的资料，当德国战败时，高傲的日尔曼女人有时竟为了能有一个温暖的夜晚而随便和占领军士兵上床。人到了那种窘迫的境地时，生命都顾不上，廉耻能坚持多久呢？
真正可恶的是另外一些脑满肠肥却欲豁难平的人。
朱女士告诉我，当年这些受害者受这位女律师邀请第一次要走出国门到日本出庭做证的时候，为她们办理出国手续的某官员竟然对她们说：要不是我帮忙，你们没办法出国。我们签个合同吧：我帮你们办出国手续，等你们胜诉了，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我。
朱女士说：连这种钱，他都要挣！而我，只能无语。
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承认慰安妇的事实，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是一种连禽兽都不如，世上所有的人都不齿的行为。后来，实在抵赖不过，又狡辩说那是当时的色情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再后来，由政府发布的征召慰安妇的文件被发现了，再也无法抵赖了，于是从日本民间征集了一部分慈善金，说用这部分钱来慰问当年的慰安妇。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当即义正辞严发表声明拒绝，韩国企业则站出来，宣布他们出资资助本国的慰安妇受害者。
我问：当时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表态了吗？
朱女士说：嗨，根本没中国慰安妇的事儿，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把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放在眼里！
我得承认，听到这句话，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对日本政府的气愤已经被另外一种担心盖过了：如果当时这笔慰问金里真的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相信，这些受害者，即使她们再需要这笔钱，但在周围人的劝说下也会放弃－－她们已经被毁掉的个性使她们即使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但是中国会有人象韩国企业一样出面说：不要他们的脏钱，我们来帮助你们！中国企业家们，有人会这样说吗？
21.慰安妇案九五年提起起诉，经过五年漫长的诉讼，今年五月初审败诉，而且法院连基本事实都没认定，甚至，都没给这些积一生的勇气、付出可能丧失名誉的代价准备走上法庭的慰安妇受害者们一个在庭上说话的机会。
但是，今年，日本女律师又代理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了诉讼。明明知道会失败，还是一如既往。中国儒家文化中有句话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们要让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知道这句话。
五年中，这位日本女律师多次把几名受害者请去日本。为了交流，为了让她们能理解诉讼的意义，当然，也为了节省开支，每次受害者去了，她不安排她们住宾馆，而是租一套公寓，自己，或者请日本的志愿者们和她们同住，如女儿般照料她们的起居，刻意营造一种家庭的气氛。同时，组织日本各届人士集会，鼓励她们当众讲出自己当年受过的苦难，一方面，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道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让她们一生的痛苦有个渲泄的机会。她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这些受害者眼界不断地开阔，开始理解诉讼的意义。同时，另外一个以前没想到的变化是：因为郁积了一生的耻辱和痛苦终于当众说了出来，这些受害者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人开始变得开朗。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很温暖，我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女人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入微的、充满人性的关怀。
尽管从开始提起诉讼就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胜诉，可败诉判决下达时，她还是心情非常糟糕。“关键不在于败诉，关键在于一个最坏的败诉。”她斤斤计较最坏的三个字，也许，她觉得，作为一个律师，得了一个最坏的败诉，从而给以后此类诉讼提供了一个最坏的判例，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失职。
可是，一国的政治，哪儿是一个律师－－哪怕她是再能干的律师所能改变的？
朱女士告诉我，败诉后，这位女律师一直心情不好。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结果告诉她的委托人？
其实，照我想来，既然提起诉讼时已经知道必定要败诉，面对委托人的问题也一定早有准备。但是，五年的诉讼改变了她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她们不再单纯是委托者和受委托者，五年中的互相理解和体谅，使她们之间建立了某种不是亲情的亲情。当她面对败诉的结果感到没办法向委托人交待的时候，我想，她一定对委托人的失望、愤怒和无可奈何感同身受。
她要亲自来中国，到山西，把败诉的消息当面告诉受害者，向她们表示她的歉意并分担她们的痛苦。
事先通过电话和信件，先把败诉的消息告诉了当地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然后她赶到了山西。
“她们听到这个消息什么反映呢？”我非常担心地问。
“她们非常非常气愤。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原来不被人知道的耻辱都公诸于世了，法庭居然不认定事实。”
我为这些受害者的反映高兴。是的，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没得到她们当初预期的金钱的补偿，她们愤怒，不是为没得到钱，而是法庭不承认事实。
日本政治教育了这些受害者。我相信，她们从此会更努力地参与诉讼，首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事实。
就在这次去山西时，她又和这些受害者签定了上诉委托合同，尽管，她和委托人都知道，再上诉，还是会败诉。
不仅如此，今年，他们又代理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了诉讼。明明知道会失败，还是一如既往。中国儒家文化中有句话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们要让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知道这句话。
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细细地聊着，不知不觉夜已深了。朱女士提醒我，她今天刚来，明天还约了那位教师一早谈话。我该告辞了，但还觉得有许多话想说。
我说：这几年，您真不容易，打这样一个官司，不光有金钱的付出，还有国内政治的压力，另外－－心灵的疲惫。
心灵的疲惫这几个字还没翻完，她和那位年轻律师不约而同地长长地啊了一声。是那种从胸腔里发出的声音，仿佛多少郁闷、多少苦恼、多少辛劳，都在这一声啊中渲泄了出来。
朱女士说：你把她说中了。
我又说：以前已经很不容易，但可能，您还要有另一种准备：经历那么多的付出，最终还是败诉，可能还要面对当事人的责备。
她对这句话却不认同。
“即使最终败诉，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意义，我们让那么多的日本人知道了事实真相。如果全体日本人都知道了事实真相，我们就胜利了。我们要为此努力。”
第二天，在中日两国法律界和学术界共同举办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我又一次遇到了她，这一次，让我认识了她身上的另一面。
22.
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京都律师团团长是个老日共，说：当年侵华日本士兵有二百多万，如果这样看他们(杀人的恶魔)，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呢？要知道他们也是受害的，他们是受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骗。
一位日本女律师对此表示：当年二百多万侵华日军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杀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强奸过中国女性。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当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恶魔。我们日本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每天会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在纳粹时期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日本人也要这样问问自己！”
第二天，在芦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缩纪念馆，我参加了由中日双方法律界学术界共同参加的“战争遗留问题中日学者研讨会”，会议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日本与会人员介绍各个诉讼案的进展情况，中国方面发表和战争遗留问题有关的学术论文。
第一天，整整一天会场的气氛都很沉闷。所有的发言都事先发了文字材料，再听发言者照本宣科，便觉得几分倦怠。正在想在这儿坐一天值不值的时候，一位日本律师在自由讨论时的发言，一下子使整个会场激动起来。
这位日本律师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京都律师团团长。后来朱女士告诉我，他是个老日共，其实对战争的态度经常比中国人还激进。但是，那一天，坐在那儿听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发言的时候，某些字句触动了他作为日本人的某根神经。
这位中国学者的发言中有如下一些文字：当年那些侵华日军士兵，尽管他们在家时可能是善良的工人、农民，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手上沾上了中国人民的血，他们就变成了杀人的恶魔（大概这意思）。
这位律师说：当年侵华日本士兵有二百多万，如果这样看他们，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呢？要知道他们也是受害的，他们是受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骗。他还举自己为例：我也是受着军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如果不是长大后自己学习，也许我到今天还是个军国主义者。所以，真正犯罪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大多数士兵是受了骗，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中国方面五十几岁的学者发言。他态度温和地同意了这位律师的话，并对自己发言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解释，很委婉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他的话还没完，刚才那位发言的年轻学者就说开了，语气非常激烈：
我同意要建立统一阵线，但说到战争责任，却不能用因为统一阵线而不提。当然从某个角度，那些士兵也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和中国人民的受害不同。他们还同时是加害者。受害，并不能掩饰他们加害的事实。再则，我们不能让个人承担历史的责任。难道日本侵略的责任，东条英机一个人就能承担的了吗？那个时候，你们日本全国民众一致支持对外扩张，难道这些用一个受害就可以避过不提吗？对于那场战争，日本人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他刚说完，另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又把话筒接过去，他的语气比较缓和，但观点同样尖锐。他明确提出日本全体国民应该反思自己的战争责任，并且大声地说：现在看，这种反思，比追究某个小集团和某个个人更重要。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反思，与其从宽，不如从严！
我坐在那儿，勉强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心里充满着骄傲。这些年轻的学人，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真是出色。唯一的遗憾，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提醒别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应该对本民族反思吗？
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议题是那位日本女律师报告慰安妇案的情况。主持会议的小野寺先生宣布讨论结束，那位京都律师团长却示意他还有话要说。不知道是不是担心会冲突起来，小野寺不给他发言的机会，便准备把时间交给那位女律师，这时候，这位京都律师一下子把话筒抢了过去。
全场人，特别是中国人都一下子抬起头来，准备迎接一场挑战。
但是，他的发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刚才诸位的发言，特别是年轻人的发言都是很上品的发言。受害者是不同，有受害和加害之分。这些年轻人都是很优秀的，而年纪大的则比较圆滑。”
说完这句话，他便象闯了祸的老顽童，脸上浮着得意的笑容，几乎是一蹦一跳地去了洗手间，而我，也在这一瞬间喜欢上了他。
接下来便是这位女律师发言。
她一打开话筒便把讲稿丢开了，语气激动、有力，和昨天晚上温婉的语调判若两人。我想，她做为一个职业律师出现时一定就是这样子。
刚才那位律师是她的前辈，在日本，辈份的观念是很强的，而她开始便把矛头对准了他。
“我现在讲的和某某先生无关，我只讲我对刚才大家争论问题的观点。当年二百多万侵华日军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杀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强奸过中国女性。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当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恶魔。我们日本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每天会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在纳粹时期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日本人也要这样问问自己！”
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位日本女性赢得了我彻底的、完全的敬重。
23. 拍一部大型记录片，把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完整地、真实地记录下来，比一百部电视剧都有意义。另外，与这件事巨大的意义相比，中国关注它的人是如此之少。我希望用我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引来更多的目光。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的，只知道等待发现的时候已经不可自拔。那些哀痛、那些屈辱、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仿佛我和当事人一起经历过，苦熬过，至今还遍体鳞伤。那些感动、那些慨叹，那些跨越大洋的温情、那些超越个人目的的奋斗，象一面旗帜，总在眼前飘动。行动的目标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不再想马上写一部电视剧－－那些人，那些事，是如此地真实而残酷，我没办法把它们“艺术”化。我首先要拍的是一部大型记录片，把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完整地、真实地记录下来。我相信，这比一百部电视剧都有意义。另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想法：在对这件事有了这么多的了解之后，我有一个急切的希望：与这件事巨大的意义相比，中国关注它的人是如此之少。我希望用我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引来更多的目光。
从那以后一直在为做成这样一部记录片奔波着，游说着。有时候身心俱疲坐下来喘息的时候，会仰着脸，茫然地看着前面，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而变成了一个行乞者，一个说客，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说。
没人逼我做，但是不做，会有个东西挡着，让我没办法过去。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它就是挡在那儿，别人看不到，可你自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即使你闭上眼，即使你忙忙碌碌快快活活，可它还是耐心地在那儿挡着，你不做，就感觉自己过不去。
第一次见小野寺先生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他我要做一部片子，第二次见他，他拿出的下一步的战略计划上，我赫然看到了中国映画几个字。虽然不懂日语，我的心还是一跳，猜到他已经把我的计划列入了他的战略的一部分。我知道他们渴望着中国人的关注和中国媒体的支持，可当时的我的计划，还渺然荡在空里。我赶快对他说：中国的现实情况，想必你了解，那只是我的计划，我会努力，但能不能做成，我不敢说。小野寺听了，立刻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地对我说：拜托了，请务必成功。拜托了，请务必成功。他一连说了两遍，却没想到这句话落在我心上的份量。
就在那个时候，我下了决心：就算吐出血来，我也要把这事做成。
最困难的时候，小野寺先生的这句话，和他说这句话时的姿态和神情便会自然地浮现出来。
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最大的感触不是那些困顿和挫折，而是一种小小的自鸣得意：到底人随着年龄成熟了，心态总能随时地调整过来。沮丧是片刻间的事，更多的时候是乐观达命：好事多磨，中国在进步，这事总有一天会成。
结果，它就成了。
感谢我的开明的领导，在我云游四方口干舌燥两手空空地回来的时候，我的领导给了我最大的支持：记录片正式立项，并且，借给我三十万启动资金。
总投资二百多万，可揣着三十万我就快乐地带着几个人上路了。女人就是女人，做事顾头不顾腚，可该豁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女人更能豁出来。
跟着我的是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个个在这一行里都正在上升，如果拍电视剧，会有丰厚的收入，可跳上我这艘贼船的时候，我只能付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费，而且，不论名气大小、收入多少，一律平等。我对他们说：人这一生，应该有个时候不为钱而为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做事。现在，我们做的就是这种事情。
我们上路了，第一站选在了湖南。
之所以第一站选在湖南，完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战争受害者都已经风烛残年日薄西山，正在成批成批地离开人世，对他们的任何一次采访或者询问，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次到湖南的一个拍摄对象，我在最初策划这件事时就听说他身体很不好，我一边忙于游说，一边心里想着他，总在想：万一我做成了他走了该怎么办呢？还好，当我们最终能够成行的时候，电话那头他的儿子说：老人还在，只是，已经不能出门了。
他是一个受害劳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在被掳往日本前是一位八路军的干部。在日本，他是劳工队长，在劳工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也成了日本监工的眼中钉。某一天，他突然被捕，日本警察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派到日本搞破坏的，被判了刑，关在广岛监狱。美国投下原子弹那天，他和三个狱友正坐在牢房里，大白天看到电光一闪，然后天地一片黑暗，面前房屋全部倒塌，天光再现时，发现彼此的脸都变成了黑的。
他就这样变成了双层受害者：作为中国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害，又在日本和日本人一起受到战争的另一种伤害。战后，他就开始经受原子弹幅射的折磨，一直到九二年查出了结肠癌。
张文彬的原爆受害者的身分是九二年被发现的，这一年，他被日本人请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确认了他原爆受害者的身分，发给了他原爆受害的证明，凭着这个证明，他可以在日本医院免费治疗和领取原爆受害的补贴。
但是张文彬拒绝了，他查出癌症后坚持回国，在中国做了手术。
我问：为什么？心里想：这老人该不是因为爱国而拒绝日本人的医疗吧？
张文彬的儿子说：他在日本心情不好。
他告诉我们：在日本，他们就住在广岛和平广场附近，每天出出进进都要经过那个广场。眼看着每天成群结队的日本孩子和青年被列队带到这儿来，进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张文彬老人就感到气愤难平：明明首先是加害者啊，可在他们的教育中，他们只剩下了受害这样一个事实。
而张文彬的原爆身分的被确认，也成了当时日本的新闻。张文彬在日本期间，日本记者如堵，每天追着他拍照、采访，原爆受害的事实被人一说再说，此前受害的事实却绝少有人提及。
张文彬恼了。他不想让自己原爆受害的事实被人拿来说事儿。在采访中，他很不客气、很不讲分寸地说：你不侵略，能挨这颗原子弹？
于是，这倔强的老头不顾日本友人的一再挽留，决定提前回国，临走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到当年劳动过的新泻码头看看。
没想到，这次故地重游，更重地伤了老人的心，从此他再也不去日本，连日后出庭也是儿子代表前往的：
张文彬在新泻找到了一座庙宇。当年，这庙里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此时，老的过世了，小的已经变成了老人。见到张文彬，当年的小和尚感慨地对他说：当时你们支那劳工可真苦啊。你走了以后，天天都在死人，几个月就死了一百多，我们做道场都来不及。后来，劳工们生怕死后无人收尸，经常人还没死就挣扎着自己爬进棺材里。
张文彬听了久久不语，回到宾馆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我不该来。”接着打点行装就回了家。
坐在老人对面，望着老人清瘦的面孔，我不敢问老人这四个字的含义。一生坎坷，老人却变得从容、安祥，说起话来不疾不徐，脸上始终浮着微微的笑意。但正因如此，从他儿子嘴里听来的这四个字才让我觉得痛楚彻骨。
更让我感动的是另外一件小事：张文彬到了新泻，第一件事是寻找一个日本女人。这是个日本老大妈，当年，她的家就住在码头附近。新泻的冬天，能到零下二三十度，而张文彬们只一身单衣裤，外加一条麻袋。冻得受不了了，劳工们常在吃饭的时候躲进大妈家里，围着她的火炉烤烤火，或者烤一烤被连绵的雨雪淋湿的衣服。老大妈不懂中国话，但却始终和善而同情地看着这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男人们，有时候，还会给他们一杯热水。
只是一个和善的微笑和一炉火，让张文彬记了五十几年。老大妈死了，她的子女还活着，张文彬执意找到了他们，并在老大妈遗象前敬了一柱香。
因为中国文化里，有着这样一句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湖南常德，一个丰饶的鱼米之乡，我们湖南采访的第二站。1941年4月，日本七三一部队在这儿投下了含有鼠疫的细菌弹，在当地引发鼠疫大流行，据当地介绍，有一万余名和平居民罹难。
不少档案史料上记载了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常德城里空袭警报大作。自从日军迫近常德以来，当地居民早就熟悉了这凄厉的尖叫，于是便轻车熟路地出城避难。一架飞机飞过来，有细心的民众发现这架飞机飞得比平时低，但令他们庆幸的是，飞机只在常德城头盘旋几周便离去了，并没象往常那样投下烧毁他们房屋、夺走他们亲人生命的炸弹。居民们额首相庆，扶老携幼返回自己的家，却发现地面上多了一些破棉絮、谷粒之类的杂物。这些奇怪的东西令一些居民好奇，另外一些居民恐慌。但很快这一切都过去了，在战争时期，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他们担忧操心。
谁也想不到，在这些棉絮谷粒上，依附着万恶的七三一部队精心培养的鼠疫杆菌。
几天后，第一例鼠疫感染者出现了。
这是一个名叫蔡桃儿的十四岁的女孩儿。十四岁的女孩儿，刚刚开始发育的身体一定如她的名字一样泛着青色的青春和稚气。每天，她要穿过小城的大街，去给在地里劳作的父母送饭。家里穷，买不起鞋，十四岁的女孩毫不在乎，当她提着小小的瓦罐光着两只脚跑过石板路时，路两侧的人们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脚丫声响。
可是这光脚丫落在青石板路上的声响在一个早上嗄然而止：蔡桃儿突然发烧、冷战、淋巴结肿大，人很快昏迷不醒。接着，这十四岁的生命便在疼爱她的父母的哭嚎声中宣告不治。
当地的广德医院很快查实，蔡桃儿是感染鼠疫杆菌而亡。这可怕的消息在常德城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恐慌：一例又一例感染者被发现，被集中到隔离医院，随后不久就被从那儿运出，破膛解剖、最后被送进了火化场。昨天还一起谈笑的亲人，今天就变成了一把骨灰。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人们不愿意自己的亲人被解剖，被火化，许多人家死了亲人隐瞒不报，在家中藏匿或者偷偷运往乡下，于是带来鼠疫更快更大范围的传播。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李姓商人进城做生意，只为了避免打防疫针的皮肉之苦，便愚昧地花一元钱从别人那儿买了一张注射证，不想偏就感染了鼠疫。当发现自己开始发烧的时候，他害怕客死他乡，更怕死后被解剖火化，于是拼死趁夜间翻墙出城，跑回了距城几十里路的家。他终于死在了家里的炕头上，但也把可怕的鼠疫杆菌带给了亲人。几天之内，李姓一家死了十六口。
年逾八旬的杨女士是一百多名细菌战受害者原告之一。当年，杨女士十九岁，与弟弟二人，陪着早年丧夫的母亲过着宁静的日子。灾难在一个夜晚突然降临，姐弟二人同时感染鼠疫，被送进了隔离医院。事情过去了六十多年，杨女士提起当日的情景仍止不住浑身发抖：一间屋里，黑鸦鸦挤了几十口人，前门把还活着的抬进来，后门把刚刚咽气甚至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抬出去，直接抬去了日夜冒着火光的火化场，屋里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命运，个个捶胸顿足，哭嚎叫喊，其声悲惨凄厉，阴森可怖。死掉的人连同他们的恐怖一起死掉了，活着的人却连同他们的恐怖一起活了下来。杨女士的母亲拼死随着女儿儿子一起进了隔离病房，在那儿用她的母爱、她的勇气、她的誓不独生的精神卫护照料着她的一双儿女。广德医院的院长－－一位美国人被她感动，破例把杨女士和她弟弟转移了出来，因此使这苦难的一家三口成为唯一从隔离医院活着出来的人。我们无法评价这位善良的美国人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杨女士母子三人从此一生生活在巨大的精神恐怖里，隔离医院的经历，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鼠疫，中世纪曾经在欧洲大流行，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从此国际社会把鼠疫的流行看成是天谴，在各种国际公约上都明文禁止使用。德国纳粹曾用毒气室和焚尸炉屠杀人类，却不曾开发细菌武器。但纳粹没干的事，日本人干了。
日本人干了也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人神共愤的罪行在战后却没得到任何的谴责和清算，奇怪的是要对这一切负直接责任的七三一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战后平安地回到日本，在自己家的深宅大院里得到最好的保护和最好的待遇，活到耄耋之年，在儿孙绕膝的欢愉中寿终正寝，死后造了一座大大的墓，墓前立着一座高高的牌。
而掩盖起这桩罪行的，是一向以保护世界人权自诩的美国。
24.
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近年来逐渐被揭露出来。1997年一百多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而站在诉讼第一线的，仍然是日本有良知的律师。
经过二十几次审理，目前这起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预期今年八月会下判决，面对全世界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日本揭露细菌战真相的呼声，日本法院会下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一九四五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对于石井四郎是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他无法想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细菌武器的日本居然会战败。
这个时候，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的命运，包括石井四郎和他手下那一群恶魔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并非不了解七三一部队用活体解剖、人体试验、大规模对无辜平民使用细菌武器等等罪行，但是，这个自称代表人类正义与良知的国家，却为了自己日后可以同样用细菌武器杀害其他同家的无辜平民，与杀人恶魔做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请看麦克马瑟将军于1947年5月6日给华盛顿的电文：
“若答应以书面保证石井及其协助者免受战犯罪责的起诉，即可获得日本陆军高阶层内部之计划和石井细菌战的全部理论内容，而且此举亦能使石井获得从前部下的全力协助。”
就这样，为了得到石井手里那些通过从无数中国人身体上做实验得到的细菌战技术资料，号称代表人类正义的战胜者与战败者做成了这笔交易，掩护这些人类的恶魔逃脱了历史的惩罚，并且，不久以后，石井四郎和他的同事还做为美军的座上宾，被请到朝鲜战场，帮助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一个自称最注重人权保护的国家，哪里曾把别人的人权放到眼里？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为害最严重的细菌战罪行就这样被掩盖起来，好象从来没发生过。六十年了，世界上念念不忘的只有纳粹对犹太人的杀戮，而那些被以更残忍的手段杀害的中国人却被世界忘却了。
他们才真是白死了。
2002年除夕前一天，我们在上海采访一个有关民间对日索赔法律问题研讨会，在那儿第二次遇上了常德的原告代表之一、年过七旬的何老太太，当年，她家六口人在日军传播的鼠疫中丧生。那天晚上，我们紧张地工作了一天，正准备回房休息的时候，看到她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因为认识，我顺便和她打了个招呼，没想到她径直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赵老师，我明天要回去了，可我有几句话憋得难受，想对个人说。”
我把她让进房间。她说：会议上全是专家学者发言，没给她发言机会，我赶快把摄象叫进来，对她说：何大夫，那你就对镜头说吧。
还没开口她就浑身剧烈地抖起来。
“六十年前，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常德洒下鼠疫，一万多个常德人在瘟疫中丧生，我一家就死了六口。六十多年了，为什么没人替我们说句话？这次恐怖分子在美国使用炭疽生物武器，死了四个人，全世界都在声讨，可我们死了一万多，怎么就没人说呢？我们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联合国怎么就不为我们主持公道呢？美国人的命是命，难道我们的命不是命吗？”
她把日本当年的行为和恐怖行动联系起来。实话说，除了恐怖二字，还有什么能更准确地形容当年七三一部队的行为呢？
她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渴望着有人来为中国人主持公道。可是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为自己主持公道，你的公道还有谁来替你主持呢？
事实上日军实行细菌战的事实，中国有关方面早就知道。在这次为拍摄查找资料的时候，才知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都为此发表过声明或者颁布过防疫的命令。但是战争结束后，美国人为了自身利益掩盖事实，受害的中国人自己也不提了。在我们的沉默中，是不是也有某种对人的生命的可怕的漠视？
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近年来逐渐被揭露出来。1997年一百多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而站在诉讼第一线的，仍然是日本有良知的律师。
经过二十几次审理，目前这起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预期今年八月会下判决，面对全世界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日本揭露细菌战真相的呼声，日本法院会下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
在上海，我采访了细菌战日本律师团团长、日本律师协会前会长土屋公献先生。我问他：“日本法院就要就细菌战判决了。在这个时候，你对日本政府有什么期望？”
土屋先生想也没想，这样回答了我：
“我什么期望也没有。如果对政府还有期望就不打这场官司了。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期望法官的良心。如果说对日本政府还有什么期望，那就是期望一旦法庭做出正确判决，政府能执行了。”
日本法官的良心是清赎历史罪恶的唯一钥匙吗？
福冈，日本九州一个温暖的城市，日本侵华未期，曾经有超过五千名劳工在福冈从事过奴隶劳动，奴役他们的公司名字至今还如雷灌耳，这个名字就叫三井。2000年5月，十六名幸存的中国劳工在福冈提出诉讼，被告是三井公司和日本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法院将做出一审判决。三月二日，福冈日本律师团到北京和原告见面，针对四月二十六日的判决商量下一步的策略，我们也赶往北京采访，在那儿，我遇见了这名日本中学老师。
我后来想，在这个时候遇见这个人，也许是一种命运使然。
许多天了，一直心情忧郁。我的拍摄进展顺利，可我的筹资工作却一筹莫展。每一个传来的消息都是令人失望的，我自以为会说动人的理由，发出去却象进了黑洞，听不见任何声响。可上了路的车还得继续行进。车轮滚动起来了，我不能让它停下，但再走下去，可能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有时候会问一下自己：如果一直没有资金注入我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只能咬着牙对自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某种情绪却在悄悄地渗了进来，让我即使在忙得无暇吃饭睡觉的时候也觉得有一丝泌入心肺的悲凉。一天，从一个拍摄地点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熟悉的电脑独坐，突然想：你为什么离开了你熟悉的一切，闯入这个本来不属于你的领域？操这份你操不了的心？你本来不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优厚的收入和悠哉优哉的生活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这个平凡的日本中学教师。
如果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没人能认出他是日本人。他和我们见惯的中国教师太象了，包括他不甚讲究的衣着、理得很规矩的头发，和脸上那种谦和的、甚至有点拘谨的笑容。他在福冈一个商业学校里做历史教师，这一生，都过着安安稳稳的、不富余但衣食无虞的生活。一次偶然听说的事情改变了这位教师的生活轨迹：九一年，他听别人说他所在的小镇当年有几千名中国劳工，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可他从此以后就开始调查，并且随时把自己调查来的事实告诉他的学生。开始，学生们对他说：老师，这些事太沉重了，还是说点轻松的吧。但是他告诉学生说：这是历史，你们应该知道。他带领他的孩子们走入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兄曾经对外国人做过的事情。九二年，他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东京，在东京华侨总会找到了当年被抓中国劳工的名单。他们把在福冈的五千余名劳工名单抄下来，按照上面的地址往中国发了五千余封信。五千余封信，回来的只有一封。是一位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儿子吴先生。这位老师欣喜若狂，马上自费来中国找到了吴先生。他告诉我，那一天，他带着发现的名单到吴先生家里访问，当他和吴先生交谈的时候，吴先生九十岁的老母始终坐在一旁，很仔细地听，当儿子为父亲客死他国伤心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却现出欣慰的笑意。原来，当年丈夫突然失踪，从此不知下落，吴先生的母亲一直恨着他，以为是他把他们母子抛弃。如今才知道丈夫是被抓走的，是迫不得已离开了她，郁积了一生的怨恨一下子消散了，她知道自己不是弃妇，她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她为不幸的丈夫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这次访问一定使这位教师更加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回到日本后，他参加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支持会，数年中一直为支持诉讼而努力工作。近来中国十八家媒体在联合寻找当年受害劳工，所依据的名单就是他提供的。
在采访中，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可能很小，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何在呢？
他脸上浮着谦和的笑容，这样回答我：作为普通人，我也许制止不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不让我的学生再次参加战争。
很平常的一句话，不知道哪儿打中了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又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等着我。心仍然很沉重，但第一个反映却是咬了咬牙。
没人要求你这样做，是你基于一个人的选择。你是个普通人，你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该你做的，你必须做。不要自怜，不要怨天尤人。你可能失败，可能承受很多，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路可走吗？没了。那么，就这样走吧，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25. 在战争结束近六十年后，中国战争受害者提起这类诉讼的意义何在？诉讼的最终出路在哪里？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诉讼的意义分为这样四个层次来谈：
1、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
2、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历史，只有国家承担了历史责任，才能和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关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3、从法的角度来说，促进在立法实践中国际人道和国际人权法理的进展，在法的实践中更体现出对人、人性、人的权利的关怀；
4、这是基于人类未来和长久和平的诉讼。
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诉讼的意义何在呢？
自95年6月花冈暴动幸存者在日本提起战后中国受害者第一起诉讼以来，至今已有近五十起诉讼，在日本列岛从南到北各个法院审理着。另外，在美国，还有两起受害劳工诉日本企业案在艰难地进行中，在中国境内，受害劳工已经向河北高院提起诉讼，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素琴向南京中院提起了名誉损毁诉讼，提起一年多了，目前这两地法院都还没受理。
在战争结束近六十年后，中国战争受害者提起这类诉讼的意义何在？诉讼的最终出路在哪里？
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诉讼的意义》。文中，他站在一个日本国民的立场，对这些诉讼的意义有着非常好的阐释。
他把诉讼的意义分为这样四个层次来谈：
1、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
2、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历史，只有国家承担了历史责任，才能和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关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3、从法的角度来说，促进在立法实践中国际人道和国际人权法理的进展，在法的实践中更体现出对人、人性、人的权利的关怀；
4、这是基于人类未来和长久和平的诉讼。
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诉讼的意义何在呢？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我经常为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的精神所感动，又为我的国家表现出的冷漠所遗憾，因此，包括在这些文章里，经常会流露出，似乎，是日本人在帮中国人打官司，是中国人在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但是，随着采访和思考的深入，原来的认识已经大大改变。
日本人在为他们国家的发展做着他们的事情，而中国人，也应该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两个民族里追求正义和和平的进步人士在互相支持，共同追求人类的正义和和平。
中国这个国家，问题多多，但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亲身参与此事的人，才令我深深感动。包括那些原告们，可能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提出诉讼的动机，只是幻想着在受害五十几年后能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偿，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以他们的方式，支持了日本人追求正义的斗争，并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了这场追求正义的斗争中来。
26. 日本进步人士在争取日本国会立法，仿照德国的模式，建立赔偿基金，谋求对民间战争受害赔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社会党三个在野党曾就慰安妇问题两次在国会提出方案，都无疾而终，第三次又在提起。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在国会里斗争下去。日本法律界也提出了解决受害劳工和针对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正在谋求提交国会表决。日本的律师们对诉讼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幻想，中国的问题，可以通过日本人的努力得到解决，哪怕是再优秀、再正义的日本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只能靠我们自己。
在已经开拍后的许久，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来做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试图承担起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责任，在试图让我自己的国家更美好一点。
那么，一起又一起的诉讼，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呢？
具体的解决方案，似乎已经有了蓝图：日本进步人士在争取日本国会立法，仿照德国的模式，建立赔偿基金，谋求对民间战争受害赔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社会党三个在野党曾就慰安妇问题两次在国会提出方案，都无疾而终，第三次又在提起。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在国会里斗争下去。日本法律界也提出了解决受害劳工和针对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正在谋求提交国会表决。日本的律师们对诉讼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前些日子在北京正式采访小野寺先生的时候，他面对镜头，很乐观地表示：当初，当决定走上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时候，他计划拿出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如今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念头，一切如他当初设想的一样发展着。距当初的时限还有三年，他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下了决心，一定好好干，争取三年内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
但即使能解决，也绝不会是解决了全部战后遗留问题。
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事关中日的力量对比，事关日本的政治动向，事关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甚至，事关美国的远东政策、世界的格局，此外，更重要的，事关人类的长久的和平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我们可以说，当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当日本政治右倾化仍然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当中国仍然不强大，不能令别人平视的时候，中日战后遗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中日之间的未来也不总是那么令人乐观，尽管我们曾为了中日长期友好放弃了战争赔偿。
对此，我们仍然要说：日本的事情，日本人自己解决。但做为日本一个近邻居，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这才是我们最需要问自己的。无论你生活在哪里，无论你在国内还是海外，无论你离日本是近还是远。
后记：
这些文字，是我在拍摄这部名为《未来之讼》的专题片的过程中陆陆续续随手记下的。是真真正正的采访札记。最初一边写一边贴在网上，还计划一边拍片子一边写下去。但日后工作的强度、身心的疲劳程度，都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因此最初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也无疾而终。现在把它们归笼到一起，回头看自己近一年前写下的文字，深为那时认识的浮浅而惭愧。曾经有个想法，应该把这些文字修改一下，犹豫再三，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谁会为自己曾经的幼稚脸红呢？只要你是真诚的。
正如我对这个领域是从陌生到全身心投入一样，我希望这些文字能引起读者对这场跨国诉讼的些许关心。说到底，这是我们民族的事情，是我们国家的事情。
曾经多次有人问我，为什么放下自己的创作，投身于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里。我回避了爱国、责任、大义之类高尚的字眼。我说：这是块石头，我碰上了。我必须抱上它才能往前走，否则，就会被它绊倒在那里。
这块石头，我至今还在抱着它前行。我不敢企求所有的人都愿意抱着它，但我希望你能知道它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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