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网前方特派  袁国华）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个头不高、衣着朴素、说话谦虚、嗓门不高的老太太。

　　这又是个极不普通的女人。40年前，从北大考古系毕业，一头扎到敦煌，40年后，已经白发苍苍，依然还在为敦煌大大小小的事情奔波劳碌。

　　在学术上，她与其前辈第一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也许无法相比，但也有几百万字的学术研究论文出自这位柔弱的女性笔下；在莫高窟的管理上，她引进了科学管理的概念，为敦煌这个艺术宝库的保护和建设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管理制度，并以毕生之力，投入到敦煌学的研究与敦煌文物的保护上，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称赞樊锦诗时，用了“功德无量”这个词来形容樊锦诗对敦煌文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团中央主办的“明驼万里行”西部考察活动组举办的大学生西部创业座谈会上，樊锦诗侃侃而谈，从自己40年的人生经历，到敦煌文物保护的现状与未来，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亲身经历，给大学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人生与事业的课程。

　　敦煌文物保护的现状与未来

　　20世纪初叶，敦煌密室宝藏曾遭到一场西方国家的大洗劫。公元1035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手抄本、契约三万余件封藏在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中（编号第17窟），并将洞口堵塞，画上菩萨像伪装壁画。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封藏文物的主人逃难一去不知所终，从此该洞近千年来无人得知。直到公元1900年5月27日，才被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圆篆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他和当地土豪及外国盗宝者奥勃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盗去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以及绣像、幅画等，最后只有8000余卷经卷、文书劫后余生，送至北京（现存北京图书馆）。据悉，敦煌5万件文物中，大约有4万件流失在国外。

　　据樊锦诗介绍，敦煌的文物保护地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著名画家常书鸿任所长。从此，莫高窟的文物保护改变了以前无人看管的悲惨局面，开始有系统地进行保护工作。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改为敦煌研究所，段文杰任院长，他是一个画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专家。据介绍，“段先生在常先生的基础上，上了个大台阶，简单说就是注意科学保护。创办了杂志《敦煌研究》季刊，成为学术园地。”

　　樊锦诗1963年大学毕业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就任院长后，广泛采用海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并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诸如，在管理上形成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改革开放后，莫高窟虽然迎接了300多万游客，但同时，其保护的力度和举措却大大加强。

　　今年3月1日，由甘肃省地方立法部门审议通过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开始实施，从这一天起，敦煌莫高窟保护正式迈入法治时代。

　　但是，环境的威胁依然存在。如最近两年新建的飞机场，其引起的噪音和震动就是莫高窟潜在的威胁之一。还有大量游客的涌入，尽管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但游客带来的二氧化碳等，仍然是敦煌壁画的严重威胁。

　　据了解，莫高窟保存的壁画，面积约45000多平方米，其中病害面积已占到一半以上。例如，石窟中著名的“反弹琵琶伎乐”图的许多地方已开始剥落，还有像“杂宝藏经”也已仅存残片，敦煌的文物保护，对于自然方面和人为方面的不断侵蚀，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敦煌学，到底在哪里？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作的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一词，同时又发出了“伤心史”的感叹。

　　而“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国外”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共识。当年，常书鸿、陈寅恪等首批敦煌学专家，在国际上的代表着敦煌学权威。但现在，敦煌学的权威在英国、法国及日本等国，中国的敦煌学，经过文革的断代后，目前虽然中青年专家作出了一些成绩，但相比国外，水平仍有待于提高。

　　据樊锦诗透露，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兴起，为敦煌学研究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相信未来，中国的学术界，将会重新让中国的敦煌学研究，站立在世界的颠峰。

　　40年扎根敦煌：此生无悔

　　1963年，樊锦诗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分配到敦煌。那时，生活条件之艰苦，远非当今的游客所能体会。

　　这一扎，就是40年。据了解，她的工作档案中，关于工作单位变更这一行，至今仍然只是短短的一行字：任职单位：敦煌研究院。这40年中，虽然她也曾有许多次想离开敦煌，但却因为“洞窟的魔力”，迟迟没有走成。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她个人喜欢图个清净，而当时的莫高窟，地处偏僻，比较适合她这样的女性。后来，她干脆将在武汉的丈夫也调到了敦煌，好让自己全心全意为敦煌服务。

　　为此，她的家庭及其子女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她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