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余颖　周敏

　　交谈人物：江海声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长期坚持野外动物考察工作，行踪遍及华南各大山区和林区，在灵长类种群研究和热带、亚热带海岛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交谈动机

　　4月29日，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总局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停止猎捕、出售、收购、运输、进出口野生动物，对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场所进行全面监控。5月初，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省范围取消各餐馆的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使人们对保护野生动物有了从未有过的认识。非典过后，滥吃野味的现象能寿终正寝吗？如何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又该如何寄望于法律？

　　我的理想：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我非常羡慕澳洲，在市区中心、在公路旁各种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与人非常和谐地相处。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中国人也能生活在这样的天地……我们应该更好地选择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方式，既使人类的发展需要得到满足，又使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不仅要切实加快法制建设，还要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广泛地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现在我们搞保护区工作，如果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保护区的良好发展是很难的。你必须考虑当地人的利益。我们最初在海南南湾猴岛保护区保护长臂猿，还有当地人偷偷去捉。我们一步步给他们讲“利用”就是搞生态旅游，这样赚来的钱比你打一只长臂猿可多多了。开始人们都不信，工作很难做。但是现在好了，大家都信了。

　　匡正一种泛化：莫把吃野味与文化扯一起

　　记者：人们常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吃野味的陋习，似乎也成了广东饮食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不少人呼吁广东的吃文化要改一改。您认为能不能以防非典为契机，改变广东人吃野生动物的陋习？

　　江：首先声明，我不是为广东人讨公道。所谓吃野味是广东人的“陋习”，是广东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部分专家和媒体过分夸大了广东人爱吃野味。仔细查找一下粤菜的传统菜谱，有多少菜式是以野生动物为原料的？吃野味的现象不能说成是一种文化，更不能打着传统饮食文化的幌子，来粉饰或掩盖吃野味的恶行。吃野生动物的背景不是饮食文化，而是一种意识，一种愚昧的、以吃野味为身份、地位象征的意识。

　　记者：今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对17个省市的一次调查表明：有46％的被调查者表示吃过野生动物，对于“流行吃野生动物的原因”的回答中，有人选择“相信能增加营养或有滋补作用”，有人选择“因为好奇”，还有人选择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身份”。你认为哪种原因占主导地位？

　　江：很多食客在吃野生动物时，并不是为了补身，而是为了显示身份和地位，实现自我心理满足。就像几年前风行一时的黄金宴，大家都知道摄入黄金对人体有害，但有些有钱人就是要吃。为什么呢？有身份、有地位！在广东，相当多的人有一种心态：我干了别人所不能干的，吃了别人所不能吃的，我就叻！在这种愚昧的虚荣心的作用下，吃喝攀比风盛行：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他（她）吃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明天我就用事实向别人证明谁更厉害：我吃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记者：作为一个野生动物研究者，当您看到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中那些被关在笼中、等着被屠宰的动物时，您的心一定更痛。

　　江：非常难过！几年前，我曾经携带摄像机到邻省一个野味批发市场暗访，后来我被人狠狠地搞了。

　　重申一个观点：一只野生的麻雀都不能吃

　　记者：广东省准备出台地方法规，对食用野生动物者予以处罚。您怎么看？

　　江：我认为，吃野生动物与捕杀、贩卖应该同罪！无论是买卖野生动物的商人，还是经营野生动物的饭店老板，吃野生动物的食客，甚至知情不报的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保护野生动物只能依靠法律。打击乱捕滥猎、走私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一定要严厉，处罚的力度一定要加大，对于那些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要让他们倾家荡产。现在杀害野生动物的犯罪成本太低廉了。

　　记者：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实施的，至今已经15年，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呼声日益增多。除了您上面讲的，应对禁食野生动物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江：最重要的是，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凡是生存在自然状态下、生存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的动物都属于野生动物。法律应该明令禁止捕猎任何种类的野生动物，人们应该禁食任何从野外猎捕的野生动物。

　　我们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只强调保护那些已处于濒危、灭绝境地的珍稀动物，而对那些尚未被发现利用价值或“不起眼的”动物，没有加以保护。修改相关法规时，要打破这种局限性，把保护范围扩大到一般野生动物，包括像松鼠、麻雀、青蛙，某些龟、蛇等普通动物。

　　记者：现在就有些人也理直气壮地说：这种野生动物又不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我凭什么不能吃？

　　江：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是应该保护的，但是根据物种的现状，保护有轻重缓急之分，所谓的国家和省的重点一级保护动物、二级保护动物，是保护行动上的优先序，不能变为决定吃与不吃的优先序。不能说，我吃的这个野生动物不是列在保护动物名录上的，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吃。

　　正视一类现实：哪该吃哪不该吃务必分清

　　记者：目前，广东省叫停了所有野生动物的猎捕、买卖、食用行为。也有人建议在全省取缔野生动物专业批发市场，您认为这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吃野味的现象呢？

　　江：眼下这个非常时期，林业部门作出所有野生动物禁养禁买禁卖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压制人的欲望是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人的口腹之欲很难彻底消灭。某种意义上，吃野味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作为野生动物保护者，我们也不能一味强调不食用野生动物。

　　归根结底，保护野生动物和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如果，食用野生动物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不发生矛盾，就可以吃，比如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

　　记者：我可不可以把您的话理解为，如果是生活在野外的动物，就不能吃；但如果是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就可以吃呢？

　　江：野外的、生存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的动物，哪怕是一只山老鼠也不能猎捕，不能食用。任何这类野生动物都不能进入公共消费领域。但如果是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就不同了。比如，只要人类能够人工养殖大量的穿山甲，这些穿山甲就可以走上餐桌。因为山里的穿山甲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而养殖场中的穿山甲就是经济动物，人类完全可以利用它的派生价值。保护野生动物仅仅靠禁猎是不够的，规范野生动物养殖业发展，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规范野生动物养殖业？

　　江：以前的养殖业是不够规范的，最大问题是野生动物没有经过严格检疫直接上市场，没有经过检疫的动物是危险的。规范养殖业还应该实施资格准入制度，对养殖场的资质进行严格的规定和审核，养殖设施、技术标准、动物饲料的营养效果等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鼓励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但对这些具体条件没有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记者：还有一种担心，如果对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大开绿灯，那么会不会出现“挂羊头卖狗肉”，拿野外猎捕的野生动物冒充人工繁殖的呢？江：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建立一个责任制的监管体制。另外，从技术上，我们完全可以区别野外猎捕的与人工繁殖的，人工繁殖的必须说明来自哪个养殖场，之后，就可以抽样与该养殖场做基因对比，完全可以判别。

　　化解一种悲观：不是说环境已被破坏殆尽

　　记者：很多读者都说，非典这么可怕，再也不敢吃野味了！但我们还是在思考，一场非典真的可以使捕猎滥杀野生动物的事件不再发生吗？

　　江：非典只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必须有法可依。自律是靠不住的，我们需要的是法律。我们必须依法实行切实的禁猎，只有依法对滥杀滥食野生动物行为予以严厉的处罚，才能让人类在敬畏法律的同时，真正树立起对于野生动物的敬畏之心。

　　必须强调的是，政府必须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投入。这实质上就是对以前过量消耗资源的一种补偿。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科学探索促进野生种群的恢复发展，使它尽快接近原生状态。例如，被誉为“东方宝石”的世界濒危珍稀动物朱鹮，经过科技人员20年的精心保护和管理，野生朱鹮种群和人工饲养朱鹮种群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以前我在海南蹲点研究多，上世纪90年代初回到广东，原以为广东生态破坏得不成样子，调查发现并不是这样。像广东英德石门台保护区、湛江地区大雾岭保护区，都还有一定面积自然性较高的生态系统。去年，在英德翁源我们非常兴奋地发现了新物种瑶山鳄蜥，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仅仅在大瑶山发现的，没想到现在我们又找到了。我们还得到非常肯定的证据，该地有云豹出没。再比如，今年3月，我们在海南中部鹦歌岭山脉腹地居然发现了250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在这人迹不到的热带原始雨林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新物种，科研价值相当丰富。

　　记者：没有想到，你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令人振奋的东西……

　　江：我们应当看到前景。现实不能说不恶劣，人类工业化走到这一步，对大自然的破坏是必然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沮丧。不能只看到破坏的一面。我们现在真的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吗？如果大家同心同德、保护恢复环境，还是有机会的。以前我们在海南救助海南黑冠长臂猿，当时有一种声音，长臂猿都绝迹了，还有什么好救的？1996年，我发起了“全国150名专家学者联名呼吁拯救高度濒危的‘海南黑冠长臂猿’”的倡议，向海南省政府力陈挽救的可能性。在各界的努力下，今天的海南黑冠长臂猿总数量上升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