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民工
|  |
| | |
2003年1月16日02:21 北京娱乐信报
| |
|
|
新闻案例拖欠民工工资者禁接新活记者从市建委获悉，工程价款支付监督管理规定已制定完成，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新举措将于近日实施。规定指出：施工单位如发生欠款行为将不能申请新建项目施工许可证，施工中的工程也将被中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本市各类建筑施工企业被拖欠工程款332亿元，拖欠民工劳务费22亿元左右，去年本市23家建筑用工企业曾集中兑付了1．4亿元的民工劳务费。据悉，本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近日已开始对辖区内支付民工工资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对建设单位拒不改正拖欠民工工资行为进行处罚。详见1月15日《京华时报》
命案
众说纷纭欠薪问题还要靠社会解决用跳楼自杀的方式，索要本属于自己的工资，这事够极端，够偶然，但偶然的背后，显示的是冰冷的必然拖欠民工工资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常态，只是这些问题平时较为隐性，在年底才集中体现出来而已。北京市建委准备出台的《工程价款支付监督管理规定》，无疑是解决欠薪的一种好办法。但是，解决欠薪仅靠建委一家是不行的，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要靠社会保障体系。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主要来源，从它建立时起就是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历史积累。从发达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情况来看，社会保障资金众说纷纭欠薪问题还要靠社会解决用跳楼自杀的方式，索要本属于自己的工资，这事够极端，够偶然，但偶然的背后，显示的是冰冷的必然拖欠民工工资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常态，只是这些问题平时较为隐性，在年底才集中体现出来而已。北京市建委准备出台的《工程价款支付监督管理规定》，无疑是解决欠薪的一种好办法。但是，解决欠薪仅靠建委一家是不行的，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要靠社会保障体系。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主要来源，从它建立时起就是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历史积累。从发达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情况来看，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都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公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在全世界，至少有130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其中108个国家正式实行含有工资税、社会保险税、社会税、社会保障捐赠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20多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和工资税。但是现在大量的外来者被排除在了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无法像城里人一样，找居委会，找工会，惟一的办法就是去打官司，但打官司的成本对他们来说，未免太高，于是“跳楼”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我们深切地感到，城市的建设越来越离不开外来用工时，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该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为劳动者提供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把他们纳入进去。国卫重点点击从根源治欠薪我见过很多治理欠薪的办法，这是目前为止，我感觉最得力、最实用的办法。得力之处在于：你敢欠民工的工资，我就敢断你的后路——欠薪者，不就是想少掏一些钱，叫人多干一些活吗？实用之处在于：说得到，也能做得到——已竣工的工程不验收，该开工的工程不批准，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主管单位什么都不做就行了。我的一个亲戚想出去挣点钱，找到一处施工工地，没想到就谈妥了，亲戚因此觉得“世上还是好人多”。但是工钱却常常拖欠，家里用钱的时候钱却到不了手，于是找到工头，找到现场办，几乎是同一个声音：钱没有来。不过他们也不赖账：要么在这里边干边等，要么回家里等着。农村人还想挣点钱，于是就边干边等着。这是民工在工资面前最基本的处境。有些工程完了，民工也就回家了，工钱拖了很长时间以后，民工找政府，找媒体，三弯两拐，终于要回了工钱，他们也会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其实，施工企业的处境，有时也和民工们有点像。没有活干，企业有时就得散摊子；有点活干，企业有时还得先垫上些资金，同时还得感谢业主的恩德。在业主面前，施工企业也是弱者。于是，边垫边建，边建边垫，建设单位利用施工单位的弱势心理，将之越套越牢，想撤撤不起，想干干不起。有些施工企业就被业主这样拖垮了。所有的“半拉子工程”，都渗透了施工企业的泪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生物链”（不是“行物圈”）：建设单位是施工企业的上帝，施工企业则是民工们的上帝。倒过来则是：民工们不敢轻易惹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则不敢轻易惹建设单位。因此，在拖欠的问题上，除非有人“豁出去了”，民工才可能与施工企业闹翻，施工企业才可能与建设单位发生纠纷。要知道，民工是挣钱的，施工单位也是挣钱的，只有建设单位才是花钱的。我的意思是，施工企业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拖欠民工工资的环节中，有时也可能是受害者，也是该同情的对象。尚德琪《中国青年报》.旁征博引拖欠工资的根源在哪里每逢年末，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时有所闻。有些农民工甚至爬塔吊以死相威胁，试图以此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样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迫得警方频频发表声明，称实施这种行为要负法律责任，引得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再一个是春节临近，随着农民工回家过年，城市居民也屡屡被提醒要提高警惕，防止可能涌现的犯罪高峰。这一切，很大程度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所致，政府关注，社会议论，但几乎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打工者为之工作的承包商或包工头，我以为这里边可能存在某种认识上的误区。其实，那些富有正义感和善良的人们在为农民工呐喊、助威时，在不少情况下，却把板子打错了地方。有些承包商或包工头恶意拖欠农民工的血汗钱，这种现象有，但毕竟拖欠的数额不大。农民工工钱屡屡被拖欠，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是工程款被拖欠。在很多情况下，承包商或包工头也是受害者，并且受害程度比农民工更厉害。打个简单的比方，建设单位想投资100万元建楼，其实他只有60万元，最后，他只能拖欠承包商或包工头40万元，那承包商拿什么来支付农民工的工钱呢？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就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要想解决拖欠农民工工钱这个问题，必先治“本”，那就是在全社会加强诚信教育，建立信用制度，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控，杜绝不到位的工程上马，杜绝“形象工程”，建立工程保证担保制度等。只有解决了工程款拖欠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惠铭生《中国青年报》有理有据节前恶意欠薪为何年年重演？春节将至，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也许在数年终的花红，公务员们也领到年末的双薪。不过，同在一个城市里的民工们，这时节，或许正在为讨要老板的欠薪而想法子呢。广州的两位民工用了这一招：1月4日，他们爬上9层高的大楼，声称讨不到欠薪就要往下跳。在警方和消防人员的协调下，包工头把钱送上了楼顶，他们也就安然走下9楼。近些年来，每到年终时节，民工用各种方式追讨欠薪已经成了很多城市的例行景观。可以说，民工工资遭拖欠其实是农民问题在城市的延伸。农民在农村可能会对各种收费不胜负担，如果进城也得不到应有的工资权益保障，那农民可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了。退不忧暂不表，怎么保障农民进不忧？在劳动纠纷领域，欠薪本是一件常事，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途径化解。但是，欠薪问题年年在特定群体中大面积地爆发，年年清欠年年欠，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问题了。应该说，保障民工获得劳动报酬权，无论从功利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法律职责。政府应着眼于维持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切实增强民工群体的势力。这不仅是因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民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有些行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撤除了民工，整个行业都将瘫痪；也还因为，与那些掌控着民工就业机会的雇主们相比，单个民工或者少量有组织的民工，都处于极不对等的弱势地位，他们的抗争是乏力的，有时是无效的甚至是悲剧性的。现在的问题是，《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仅规定了“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而这对企业而言，根本无关痛痒。不少老板正是钻了这个法律漏洞，肆意欠薪，因此通过修法加大处罚力度极有必要。此外，还应将欠薪问题与信用制度结合起来，以使不法老板对长远的不利后果有所忌惮。为防止欠薪给劳动者带来损失，深圳、上海等地已仿照国外立法，建立起“工资赔偿基金”。基金平时按一定标准从用工企业征集，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便从基金中垫付赔偿，日后再从拍卖拖欠者财产所得中扣回。此种办法值得各地效仿。但这些措施仍属事后的处罚和补救，当务之急还需加大预防力度。加大预防力度，需要政府作为，问题是政府作为难以发挥。本来，民工大多因初进城而不懂或不敢举报欠薪事件，而通过劳动监察员定期进企业个别访谈、查账等形式，有助消除民工的顾虑。尽管《劳动法》规定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有权进入用人单位检查，但现实中监察员的严重短缺已使该条文形同空文，也使欠薪现象无从监控，只能依赖年关时节运动式的“大检查”，但此时欠薪的结局早已酿成。据报道，目前深圳市的劳动监察人员只有200多名，劳动监察人员与员工的比例是1∶20000，而在香港，监察人员与员工的比例却是1∶4000。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各类性质的企业3万多个，而配备的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人员编制数却各自只有1个。其他城市的城区也大多只有1至2名监察员。此种状况如不及早改变，年年清欠年年欠就会继续上演。郭光东《南方周末》
|
| |
|
Untitled Docu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