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无路可退、无险可守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能够置身度外，不管他是精英，还是平民。

　　在抗SARS疫苗和有效的药物面世之前，这将是一场相当艰苦的相持“战争”。病毒的攻势落了还可能复涨，未来的抵抗因此可能更为艰苦。抵抗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采取一切合法的和必要的手段遏制病毒的传播。除了遏制，还是遏制。

　　挺住就意味着胜利。

　　这场史所罕见的灾害，是对政府、对社会、对民众、对法治、对科学的一次磨砺。不错，所谓危机，是“危”也是“机”。而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磨砺，宁愿白白损失经济增长率，宁愿不“失之桑隅，收之东隅”，宁愿不要这种机会，也不愿有这样的灾害降临。权当它是上天将降大任而对我们的磨炼吧，这场灾难我们不能不应对。如果应对不力或不当，如果病毒肆无忌惮地扩散，如果社会因为恐慌和不满而陷入混乱，就不仅会影响人们念兹在兹的经济发展，甚至会危及已经顺利推进了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

　　挺住就意味着胜利。目前，依法遏制病毒的进一步扩散攻势，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前提。即使诸种抵抗病毒的合法措施对经济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妨碍，也是必要的代价。只有在采取了果断有效的遏制病毒更大范围传播的措施的基础上，才能够稳妥地考虑如何尽量地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顺利运转，尽可能地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过来说，问题只在于，政府、社会与公众可以有何种两全其美的措施来应对病毒扩散？何种“挺住”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这是危难时期的“天问”。这个问题不仅是政治家和战略家的，也是整个社会和公众要用自己的亲力亲为来回应的。所谓“机”就在于此。既然“危”已经无可避免地到来，就不能白交学费，而一定要把握住“机”。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北大与同学们共进午餐时所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多灾多难，但始终是压不垮的，愈挫愈勇，愈挫愈奋。我相信经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的人民会更加团结一心，我们的民族会更加坚强。”多难兴邦。一场艰苦险恶的“战争”，未必不是民族国家成长中一次丰厚的收获，未必不是民族肌体免疫力一次巨幅的提升。

　　可是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在来势汹汹的病毒之前，在随之出现的恐慌之前，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一个有力量的公民群体，一个有权威的法治，一个有公信力的传媒业，是多么的珍贵和可资信赖。这一切在古老中国的当代生长，其实有着丰厚的资源。这些资源是几千年文明曲折延续的传统，也是世界先进文明的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物质积累和精神积累，也是近半年来人们与SARS作战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当代中国挺过此次磨难的力量来源。中华民族在困顿中超越的危中之“机”亦根源于此。

　　这种“机”，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成长。灾害锻炼着执政党和政府更富大局观的形势把握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一些地方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量而谎报瞒报疫情、延误控制疫情时机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具根本意义的问题：党的执政基础是在于单向的经济增长，还是民计民生？是否可以将民众对于执政党的信任仅仅寄托在经济增长之上？是否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以高于对公民生命权利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抗击SARS，正是一次最能够体现“三个代表”精神的实际考验。在全民奋力投入抗击SARS的非常时期，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要求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用心良苦。能否成功阻击SARS的扩散，是关系到改革成败大局的政治问题；而对于此等重大的挑战，则需要党员干部真正“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关怀民生。在此基础上，方可对抗灾时期的政经对策有明晰准确的梳理。

　　这种“机”，就是一个有活力、有政治凝聚力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市场社会的政府是有限度的，在抗灾的特殊时期也不例外。此时便特别需要发挥公民社会中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构建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灵活而又坚实的中介基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危机处理需要每一位公民学会不仅保护自己而且关爱他人，学会在危机之前保持冷静积极互助，学会与政府默契配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危难时期公民的政治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参与程度。

　　这种“机”，也是一个有权威的法治秩序的成长，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威权来维护危难时期的社会公正。这种“机”，也是一个有公信力、有良心的传媒业的成长，更深切地领悟到公众的期待，学会如何善用自己的能力和空间。这种“机”，还是一个有迅速反应能力的生物医学业的成长，学会如何善用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尽快把握病理，研制出济世的良药。

　　天助自助之人。医疗工作者挺住了，以他们的胆气、爱心、谨慎与才能；大部分患者挺住了，以他们的勇气、信心、坚忍与免疫力。在抗击病毒的最前线，挺住就意味着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挺住意味着一切，意味着洗礼，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胜利，意味着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