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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牌
然而，道德楷模的确立，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民众对官员的印象，但官员的官气并不是感受一下山沟里的寒风，便能够彻底“冻掉”的。 当地知情人士称，多年以来，长治官场实际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官场惯性和运作特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者的施政意图很难得到迅速贯彻，用吕日周的话说就是难“落实”。一个决策下去，由于惰性或者利益的关系，执行起来往往变了样。 2000年4月，这位就任仅两个月的市委书记便真切地体会到了“落实”的艰难。2月份，吕日周在上任之初的调研中发现拖欠教师工资严重，当即要求马上解决欠发教师的全部工资。结果，有的采取县委书记、县长带头停发自己的工资，有的采取拍卖机关小汽车、压缩行政经费等各种方式，宣称拖欠问题已经全部解决。然而，4月5日，吕日周到沁源县王陶村“暗访”，赫然发现学校依然有23名教师3年未领到工资。 前面的宣称被证明是一场谎言。王陶村的问题，因为市委书记发现了，自然好解决———吕日周要求分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在次日中午12时的最后期限内全部补发工资，否则摘掉官帽。结果，当天夜里，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可大量没有发现的怎么办？吕日周想到了舆论监督。当地一位政界人士说，吕日周实际上选择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安排，来发动、动员乃至于“逼迫”被他称为“懒惰”的官员们。 于是，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和总编辑弓德旺发现自己成了全国最为奇特的报社社长和总编：市委书记逼迫他们去搞舆论监督。 有了市委书记的强力支持，舆论监督自然变得好办了许多。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基本上每来一位领导都要提“深入基层”，干部们早已有了应付之策，因此大多数领导提“深入基层”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缺乏督促之术。吕日周则力图使自己的决策落到实处，他使用了一个长治的干部从未见过的办法。 在吕日周提出深入基层一个月后，长治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的主要领导突然发现，自己报给市督察室的下基层的情况被登在了《长治日报》上，每个人的情况后面还有按语进行点评，多数是“一般化”、“没法交待”、“下基层太少”、“要解决实际问题”等评语。据内部人士说，这些评语都是吕日周所加。 《长治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刊登这些情况是“让事实说话，让群众评议”。一位政府人士分析说，公开曝光的方式让领导们意识到有双眼睛在注视自己，因此在第二个月的深入基层情况通报上，领导们的行动有了明显转变。 这种“公开化”的方式被用在了更多的方面。 山西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一些县委书记、县长无故缺席，结果他们的名字在4天后被公布在了《长治日报》上。 市委召开大会，一些人在会场上打起瞌睡来。第二天《长治日报》即进行了曝光，相关报道进行了“黑色幽默”式的描述：“有人伏案而睡，有人仰面打呼噜。还有人竟然溜到会场外靠着墙壁睡了起来，督察人员问他姓名、单位时，他说是常青公司，名字坚决不说。经向常青公司负责同志核实，他是说了假话。他的真实名字是郊区大辛庄镇梁家庄村村委主任梁××。会场睡觉的还有……”下面是一连串的具体人名和职务。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该文还配了4张照片，分别是市科协副主席、市房管局副局长、潞城市建委主任、平顺县林业局局长姿态各异的睡相。 一位分析人士说，司空见惯的官场做派突然被公开曝光，这让很多官员感到了“刺痛”。像会风这类问题只是官场“沉疴”的表现之一，而吕日周则力图把公开曝光作为“猛药”来对其进行根治。 随后，出现了长治市舆论监督的标志性事件。 2001年3月29日，《上党晚报》报道了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因没有教师导致“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问题。3月31日《长治日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出了吕日周对此事的批示，而且将责任直指长治最高的分管领导———副市长秦来英：秦来英副市长，……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7天……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山后河村，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村”了！ 措辞尖锐，指向具体，而且这个批示没有转给副市长本人而直接公开发表，秦副市长当即赶到了山后河村，一星期后问题得到解决。她说：“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在报纸上，面子上下不来。但是一进村，一开村干部座谈会和村民大会，群众反映非常热烈，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当即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这是长治舆论监督涉及到的最高官员，在全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一位内部人士说，这件事实际上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吕日周按照施政意图推进工作的决心。实际上，吕日周并不是单纯为推动舆论监督而去推动，在他那里，舆论监督是一个有力的武器。(李红平 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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