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章敬平

　　发自北京

　　所有关心全国“两会”的读者朋友，当你拿到本期《南风窗》的时候，一年一度全国“两会”的锣声，即将或正在北京敲响。

　　新国家主席，新全国人大委员长，新总理，将由谁出任？对民间社会的采访和观察，让我们惊异地发现，社会大众对高层人事变迁的兴趣，是与往常不同的一颗寻常心。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关心的是“修宪”：十六大精神能否变成国家意志，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能否写进宪法？底层民众关心的是“吃饭”：参政议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能否为住在“旧房子里的人”说些什么？

　　这一发现，以及三个多月来我们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言行的观察和访问，形成了《南风窗》对本次“两会”的预测：本年度的全国“两会”，一定程度上是一次在机构改革和修宪风声中凸显效率的“富人的盛会”，但其要旨却很可能是一场注重公平的“穷人的盛宴”。

　　之所以用“穷人”和“富人”这样笼统的字眼，不单单因为远未形成橄榄型的中国是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缺乏中间阶层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记者想用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人们关注这样的事实和趋向：截至2003年2月21日，从中央新班底表现出的执政为民的强烈意识，到“封疆大吏”承诺“让张大民过上幸福生活”，再到改革中利益受损集团表现出的消极的社会心理，以及对公平的诉求，无不表明，在效率前提下，一个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取向，将在新“两会”上得到体现。“两会”代表和委员以及两会产生的新一届国家机构和中央政府，需要在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中作出回答的是：在改革进入胶着状态的今天，如何寻找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点，一个中国改革进入另一个黄金年代的“黄金分割点”。

　　新总理的“最头疼”是什么

　　一年前的两会，略显疲惫的国务院总理朱●基，回答CNN记者提问时坦言，“最头疼”的是农民问题。农民们“收入提高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下降”。

　　政府方面的权威学术机构称，1984年以前的“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农民阶层是改革中最大的获益阶层。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阶层却逐渐成为利益受损阶层。发展到2002年，终成让总理睡不好觉的最头疼的问题。

　　一年后的今天，朱●基留给记者的可能只是一个背影。出席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将是人大代表们用表决器摁出的一位新人。

　　新华社一位主任记者问《中国青年报》一位主任记者，倘若有记者问新总理，你履新后“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新总理会否给出和上任一样的答案？

　　后者回答说，农民问题即便不是最头疼的问题，也一定是最头疼的问题之一，起码新总理会在安抚农民的问题上，有些新动作。因为，即使是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2002年的农村还有2.6万特困户。

　　香港《文汇报》一则堪以支持后者的消息说，三个月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指出要让农民休养生息。这位外电估计出任新总理机会极大的现任国务院副总理说：“农业特产税要逐步缩小范围，降低税率，创造条件，最终取消。”

　　十六大闭幕至今，中央新的领导班底对农民阶层极为关注。2003年1月7日，新班底就为8亿农民专门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温家宝长达一万余字的讲话全文，这份被民间社会称之为中共最高决策层关于农业问题的“万言书”，提醒中共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

　　和朱●基一样，温家宝觉得突出困难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他说，推进农村小康建设“任重而道远”。截至当下，还有几千万农民处于贫困状态；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仍然主要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

　　温家宝还用“特别专门强调”的口吻，要求一些地方在土地征用问题上给农民以公平公正，“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生计”。

　　末了，温家宝还不忘提醒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关怀，羊年春节将至，有关部门要派遣官员“深入灾区和贫困地区”，“保证他们吃饱穿暖”。

　　据悉，温家宝的“万言书”，在农民和农村官员中反应甚好。

　　2003年2月14日，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冠巨在他的办公室，对《南风窗》记者说，他准备了一些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提案，“农民问题是个大问题”。

　　如此背景下，我们预测，“万言书”很可能是新一届中央政府今后关于农业问题的政策蓝本，对8亿农民的关注，很可能是本年度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要点之一。

　　关注“旧房里的人”

　　观察家分析，温家宝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班底关注社会公正、关注弱势群体的一个表征。所有这一切，都透露出新班底执政为民的强烈意识。

　　最近三个多月，这样的意识，给国内外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

　　胡锦涛执掌中共中央不足一个月，便与曾庆红一起，率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考察学习，重温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人民支持下艰苦奋斗的历史，号召全党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从一些零星的报道中看到，新班底成员外出无一例外都是轻车简从，多人一起坐面包车，事先也不通知各级部门，当地人根本想不到，平日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国家领导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境外媒体说，中共领袖在革命时期和执政初期，同民众的联系很密切，但后来逐渐被神化了，民众可望不可即，慢慢就不了解社会最底层的人如何生活。而新领导层正在致力恢复中共的好传统。

　　由此，我们预计，今年“两会”的诸多话题，宏观上说将与执政为民有关，微观而言，将聚集在以公平为目标的、旨在培育合理的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上。

　　胡锦涛新班底执政为民的强烈意识，被一些学者视作住在“旧房里的人”的新福音。

　　中国学者用“旧房子”比喻存量，用“新房子”比喻增量。青年经济学者卢周来说，中国的改革是在旧房子不动的情况下盖新房子。承担了建房成本、原来住在旧房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进新房子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依旧住在旧房子里，连维修成本也失去了。

　　新班底执政为民的意识，在省市区“封疆大吏”那里，迅即演化为关注“旧房里的人”的具体行动。这一点，从陆续闭幕的地方“两会”可以洞见。

　　2003年1月19日，有记者就北京市两会现场接到的200多个关乎危旧房改造的电话，问刚当选的新市长孟学农：新一届政府有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曾在胡锦涛麾下工作过的孟说了一段精彩的“民间语文”：我本人曾经在胡同生活过，那里有很多大爷、大婶、街坊四邻，我与他们仍然有一些联系，另外像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刘恒，也是我年轻时候的伙伴，所以我对危改的情况是了解的。我也经常到胡同去看看。我感觉，现在他们第一是盼，特别盼望赶快告别简陋、上下水都不方便，而且不能取暖的房子；另外也怕，就是怕没有钱买比较好的房子。

　　新市长表示要尽全力解决住房问题，承诺让“张大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各个省市区的“两会”上，大员们挂在嘴边的高频词汇都是“富民”，《政府工作报告》尽说百姓心头事。

　　曾在阜新特困职工家中落泪、有政界明星之称的辽宁省长薄熙来会见“两会”代表时开门见山：有同志问，怎么算是辽宁的振兴？我看就是四个字：强省富民。

　　江苏省代省长梁保华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贴民心、顺民意的务实报告，凡涉及民意、民生或民怨的内容，则事不厌细，都在实处落墨。

　　综观地方“两会”，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政府官员，言谈中都显现出关注住在“旧房里的人”的中心思想。十六大上，江泽民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广西人代会上，自治区主席李兆焯郑重承诺，广西今年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确保22万人实现再就业。

　　张大民们的公平诉求

　　研究者声称，从中央到地方，关注民生之所以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因为中国劳动集团地位持续下降，利益受损阶层对改革的心态趋于消极，开始显露出影响中国改革向纵深挺进的苗头。

　　在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推出的网上调查结果表明：反腐败和保障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

　　这次网上调查，主办方共列出了20个与中国民众密切相关的热门话题，根据未经主办单位最后公布的截至2月14日的调查结果，“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最高票居第一位，“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居第二位。虽然处于弱势阶层的农民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多大机会参与调查，但是，中国的“三农”问题仍以高票居第六位。

　　《人民日报》和人民网作为中央的权威媒体，本次在网上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您最关注什么”为调查主题，突显社会民众对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一定程度上是张大民们发出的公平诉求。

　　观察家说，社会公众对一些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热点问题的关注，是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还有消极的社会心态。

　　不久前出版的《●望》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与产值、创汇、税收等相比，社会心态如何，似乎不是什么硬指标，但它直接影响改革和社会的稳定。

　　该文犀利地评述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新旧矛盾交织、利益调整剧烈、社会转型加快的今天，人心齐才能泰山移，否则，难成大业。

　　故而，评论员对“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说，准确把握社会心态，聚合人心民气，是“一项硬任务”。

　　文章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醒各级干部”：除了求发展、求稳定的主流社会心态，还存在值得高度重视的其它社会心态。

　　文章列举的“其他”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使一些人产生了焦虑情绪；贫富差距的拉大，使一些人的心理失衡；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使一些人有世风日下之感；对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认识不够，一些人对防治消极腐败现象信心不足；就业与再就业形势的严峻，使一些人对未来生活感到忧虑等等。

　　文章认为，这些社会心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切不可充耳不闻，也不能反感厌恨，怨这些人“觉悟不高”。

　　这样的判断，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人们对社保体制变迁的种种忧虑，对住房、医疗、养老体制变迁的担忧，最主要的就是反映了“类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心态。他断言，中国传统中等收入群体地位的下降，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主要隐患。

　　人们看到，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正在为平抑消极社会心理，消除隐患而努力。

　　2003年1月14日，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在武汉指出，在各地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分流过程中，要维护富余人员合法权益，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2003年预测报告中指出，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的各种事项，以及富裕沿海地区与内陆相对贫穷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而破坏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预计，2003年度“两会”的热点之一，将体现在控制贫富差距，调整劳动集团社会心态上。其原则是：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

　　新政府有可能采取的相应措施是：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减轻农民负担、安置下岗职工的生活、振兴老工业基地、打击非法收入和贪污腐败等。

　　“新屋里的人”想修宪

　　2003年年度“两会”鸣锣在即，就在张大民们，住在“旧房里的人”，或者说穷人们发出公平吁求的同时，以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代表的富人们，正在冥想着追求效率，修改宪法。

　　2003年2月16日，记者去杭州寻访楼忠福，一个以造新房子起家的私营企业主，一个投资80多亿在杭州郊区为10万人造新城的人大代表。

　　这个做了多年省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一条“热烈祝贺”他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横幅挂在他的公司大门口。

　　显然，他是学者眼中住在“新屋里的人”。

　　宣称“不讲政治就没有出路”的楼代表，将在全国人代会上，发出怎样的声音？

　　他外出了。他的一个雇员说，他可能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会不会明确写进《宪法》感兴趣。

　　而另一位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一个名气早就超越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说:“我希望人代会，能将十六大的精神变为国家意志。”

　　他的意思是，既然十六大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给予了空前的肯定，并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那么全国人大会议就应该修改《宪法》。

　　这样的声音，在法学界有很多支持者。

　　据香港媒体报道，九届全国人大已经兑现在本届任期内完成《民法典》编纂的承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即将提到立法的高度，万众瞩目的《民法典》也将第一次在公权与私权方面筑起一道“防火墙”。《民法典》草案中《物权法》一编可视为落实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具体行动,深受广大民营企业家的关注。

　　著名法学家江平认为，目前中国宪法未从私人财产的角度加以阐述。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仍然着重在生活资料，宪法应当明确保护一切财产权。

　　这样的声音，虽然没有直接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发出，但是没有人怀疑他们期待这样的声音久矣。

　　观察家认为，这样的期待距离现实只有一步之遥了。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的调查显示，大陆私营企业主将近三成是中共党员。不仅中共党员的比例在扩大，私营企业主出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数也在急速增加。可见，支持“保护一切私有财产”的社会环境在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预计，这次两会，一定程度上又将是一次“富人的盛会”。顺便解释一下，我们的意思不同于“一群富人参加的盛会”。

　　不矛盾的两个盛宴

　　记者在前面预测，本年度的两会是“一场穷人的盛宴”，而后又提出“富人的盛会”之说，是否自相矛盾？

　　不！这是因为，中国改革是个继续的过程，这个过程距离终点还早得很。我们还在半路上，但我们发现，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开始出现不协调，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出现很大差别。1990年代，两个反差极大的景象同时在我们眼前晃荡。一方面，北京为迎接奥运会不惜千亿打造“新北京”，上海重现“海上繁华梦”，几成国际大都市。另一方面，农民把他们用血手印摁出的承包地大量抛荒，去歧视他们的都市目光中艰难谋生，曾为共和国生产第一炉钢水的产业工人的后代，有的被迫去郊区种地为生。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却不能从中获益。

　　同时，人们发现，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困难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而社会中的另一些人却迅速暴富起来。

　　所有这些，都在今天产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

　　因而，中共十六大前夕，《中国经济时报》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展开讨论。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还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处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但另一些学者显然不愿意对漠视公平的态势听之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原所长、《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主持人陆学艺，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坚称，中国当下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

　　他的理由是，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冲突和对抗的现实。

　　事实上，不愿意看到这个现实的上一届中央政府，在组阁之时就显露出这样的注重公平的政策取向。

　　显而易见，中共新班底与即将亮相的新政府，强化了这一取向。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放弃效率和经济增长。有消息透露，3月要选出的中国新一届政府将进行重大的机构改革，最大的变动在于成立一个“大计委”、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种机构变革对中国履行加入WTO的承诺，推动外资进入中国，对推动效率是有益处的。

　　研究者以为，吸取东欧的“公平和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训，在稳定、合作、共享、协调和保护弱者的原则下，开始社会政策的创新，是本年度“两会”上需要讨论的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我们预计，2003年的“两会”，在一定意义上，既是一次“富人的盛会”，又是一场“穷人的盛宴”，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两会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