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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秋天，我考入昆明一所省属电视大学，从此圆了我父母的一个梦。 进入大学之后，我才知道我那个农村贫穷家庭再也无法让我吃穿不愁地生活和学习。我上的是一所电视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管理，学习任务倒没什么，可是在这个七分讲穿论吃三分才讲学习的时代，我这个成绩一流的好学生并不见得有多吃香。 相反，因为穷，每月有限的生活费都成问题。每逢星期天或者节假日，只好一个人偷偷地读书，看报。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从同学那里知道了有家茶楼招聘陪聊小姐。什么叫陪聊呢？就是城市里有一种人孤独极了，想与人沟通交流，于是出上几十元钱，公司就可以给你找一个如意的女孩子陪你聊天。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十分难为情地来到这家叫“聊天妹妹”的公司，报名费不高，可还十分讲究文凭，如果是大学本科以上的陪聊女孩子的工资是一般女孩子的两倍以上。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工资方面的待遇就更高了，每小时除了提成，是５０元。想想自己的家庭情形，想想老父亲在家里苦挣苦干还没有一个小时陪人吹牛聊天所赚的收入多，于是心安理得地报了名办理了手续。 陪聊的是一个失恋的车间主任，他把我约到滇中风景区，把我当成了他说话的忠实听众。我很同情他，小伙子爱好诗歌，云南省作协办的《边疆文学》上还发过他的一组爱情诗呢。 与其说是陪聊，倒不如说是听他聊天，他一个劲地自言自语，我一句话也搭不上去，最后只好听他说他自己的爱情和诗歌，说他喜欢喝爱尔兰咖啡和唱前苏联歌曲。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一脸悲伤。那晚我没有回学校，而跟着这个失恋的男人回到了他的家，一间只有十个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在一杯烈火一样的老酒的作用下，我把自己“处女”的身子一文不值地给了这个失恋的男人。当一番云雨过后，小主任看见床单上那一滩鲜红，他哭了起来，并跪在我面前让我嫁给他。我傻瓜一个地呆在床面前大气都不敢出，少女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么？ 真不是人，我对不起自己在乡下苦苦挣扎着的父母。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失恋的男人说他的工资不算很高但是有奖金可拿，一个月就可以把我一学年的钱全交上，这倒也好，我可以不考虑这钱的问题了。但是，就在他得到我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匆匆忙忙地来到学校，把一束有些凋谢的鲜花和一件礼物送到我手上，可怜巴巴地向我求婚。天哪，这也太简单了吧，我很难相信，真会有爱情出现。而且这个失恋的男人的个子与文化都不是太低海拔。 就这样，我与这个叫军的大我十岁的男人过着不明不白的同居生活，开始还觉得十分幸福，有吃有穿的，还有钱寄回老家父母手中。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叫来出租车把我带到很远的湖边，把他写给我的诗一篇篇读给我听，然后大方地买单请我用餐。老家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们教育了多年的乖乖女，因守不住贫困向命运投降了。他们都为一个在外读书还赚着钱的女儿感到高兴。 军虽然大我十岁，但在性需求方面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要学习要应付考试，可是他把我弄得精疲力竭，年轻的我一年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心灵一下进入到人生的暮年。就像是一杯喝淡了的茶，我再也感受不到半点幸福。而且军是个小心眼的家伙，一看到我与男同学在一起，他就会横蛮地与我理论，在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保证”之后就会对我大打出手，完全把我当成了他专一的性工具。看我穿得越来越好，他干脆不给我钱了，吃饭就到他们工厂的食堂，我完全丧失了自由。毕业前，我们见了最后一面，他要我与他完婚，留在他那个工厂当零工，我没有答应，也不想再与他处下去，他怒吼着要我给他两万元损失费。天哪！我还没与他计算损失他倒是得寸进尺地与我要这要那，我非常生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同他理论呢？他要到学校告我，那我还能顺利毕业吗？ 我忍了忍，就又与他同居了一段时间。 ２００１年秋天，我毕业回到县上。谁知道凭我读出来的文凭竟分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 我再次做了陪聊。我没有回到老家去，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因为供我读大学而不能上完小学的三个弟弟妹妹，我不敢面对那一双双略带哀愁的眼睛。我要用我的学识与经历呆在小城，出人头地时再回家。 我曾帮过小报的编辑们采写稿件，但一篇几元钱的稿费哪够我的开支，我还要包装自己，以掩饰岁月留在我脸上的苍老。于是我一次次地换工种，又一次次无奈地离开。最后，我走向一家茶室，当起陪聊小姐。听说我这个大学生是新来的，而且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客人们就一个个地约我出去玩。开始时，我还坚持着不出茶馆门，不接待不三不四的男人，可是时间一长，就控制不住了。在小城里，光陪男人说话是不能赚到钱的，一个陪字不行，得三个陪字，于是，也就上了一张张陌生的床。昆明的军找到小城，以为我在正二八经的单位里上班，一见到我与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在一起喝酒，就大打出手。结果，他自己被这些不明真相的人当场打死。我吓得昏了过去。待我明白过来时，已被公安人员请进了看守所里，让我交待事情的原委与起因。 在看守所里，一个女民警和我谈了很久，我追悔莫及，想要好好做人，但愿还不会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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