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李凌（北京）

　　2003年5月8日的《南方周末》往事版刊登了徐恒足的文章《曾希圣和“包产到户”》。文章说毛泽东对责任田的做法只是“没表示异议”（即默许），不够准确。实际上，毛泽东对此是明确表示过支持的，而且不只一次。

　　据刘以顺根据安徽省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写的《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1961年3月7日，在广州的工作会议上，曾希圣把实行责任田的做法及优缺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错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泽东表态后，曾希圣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资料》总第54期）

　　其间，毛泽东又让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搞试验”。曾希圣感到和原来的指示有所不同，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说明责任田的好处，也指出它的坏处，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答。

　　1961年7月，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安徽蚌埠，曾希圣在列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优缺点，说责任田优点大于缺点，“能提高产量”，毛听后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还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

　　正因为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明确的支持，曾希圣才放手在安徽推广包产到户。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有261249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0.1％。丰收后，农民踊跃交粮，安徽省国家粮库存粮1961年底比头年增加1.41亿公斤，1962年安徽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也有了增加。

　　正因为粮食增了产，所以毛泽东才于1961年12月对曾希圣说：“现在生产已经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过来？”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生产所以能恢复，正是因为实行了责任田，为什么要改变它？

　　曾希圣被撤职后，中央派李葆华等人任安徽省委负责人，其首要任务就是改责任田，遭到广大干部、农民的强烈反对。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根据实际情况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保存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说明有了责任田，“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时任华东局农委副主任的董家邦于1962年7月到安徽来安县进行调查，结果是：“去年实行责任田的15个生产队，队队超产，”在座谈会上，干部老农“留恋责任田是普遍的”。李富春和邓子恢两位副总理，经过调查后，都表示支持责任田。

　　但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批判的对象就是“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所谓“单干风”指的就是包产到户。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这次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了。全会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的部长职务。

　　接着是“四清”和“文革”，包产到户受到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批判。“文革”时期，任务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反对“三自一包”，“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凡是被“造反派”、红卫兵等认为搞“三自一包”的人就被揪斗、打倒甚至打死，全国被搞得大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