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山

　　　 这次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军方允许记者随军进行“嵌入式”的报道，还有一些记者留在伊拉克，以期带给读者和观众第一手的报道。但是记者也是活生生的人，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给他们留下很多“心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安妮·斯考特·泰森就是其中之一，她在随军过程中屡次面临生命危险。她同另两位最后被杀的“嵌入式”记者同分在一所帐篷，她也同几个尸袋，其中一个尸袋装有牺牲的 N BC电台记者大卫·布鲁姆的遗体，乘一架直升机飞离战区。

　　　 在这期间，伊拉克人的尸体、让人汗毛直竖的突然打响的战斗、震耳欲聋的直升机声，使得在美军第三步兵师“嵌入”的安妮·泰森和其他记者感到不安全。

　　　 “我看到战争在我生活中的阴影，”随军报道一个月之后，安妮在4月10日回到她在马里兰的家中，她说几次自己情绪崩溃，痛哭流涕，因为回想起战争如此后怕，而生命危险之下的工作压力也让她窒息。

　　　 安妮说同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在一起宁静地生活了一个星期之后，战争的阴影驱之不散。“我一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就恍然回到了伊拉克，我听到了军队里用的词，就一下子会旧梦重游。”当然对于安妮来讲，战争是原来想像不出的噩梦。

　　　 已经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工作了16年之久的安妮从未有过战场经验，她还没有好好开始重新翻看对于这场战争的新闻报道，因为战争新闻让她反胃，她自己也不喜欢谈论战争经验。“重温过去比我想像的要难，”安妮说。“我不得不非常缓慢地重新把自己向真实世界开放。”

　　　 安妮只是几百个刚刚从战场返回、或即将返家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虽然一些记者更容易适应他们的战场回忆，其他人则需要帮助来医治因为目睹战争的残酷而造成的心理创伤。这些人最常见的问题是轻度的焦虑，到噩梦和失眠。有些人所经受的折磨可能会成为永久的情感创伤。

　　　 华盛顿大学“达特新闻和创伤研究中心”的主任罗杰·辛普森督促派遣记者随军报道伊拉克的新闻机构应该帮助记者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然后他们应当注意这些记者可能在以后一段时间会有的问题，给这些记者机会来倾诉他们的经验。辛普森说，“具体谁有问题那要看个人。证据显示这些情绪上的影响不一定马上就浮现出来。”

　　　 新奥尔良的罗尤拉大学的副教授、临床心理治疗家约瑟夫·艾瑟顿说，“如果他们看到可怕的场面，很有可能这些记者会有一些心理症候。”

　　　 目前美国的新闻机构对返回的战地记者态度不一。有的，比如考克斯新闻报业公司准备给这些记者进行强制的心理咨询。考克斯新闻的国外新闻编辑扎克·赫尔姆斯曾经在卢旺达、黎巴嫩和科索沃“遭遇战场”。他对编辑和发行人说自己在报道卢旺达屠杀后经历了创伤后压力紊乱（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我几个星期都做噩梦，如果当时能够去做心理咨询会有很大帮助。”

　　　 其他报纸，比如《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计划使用现有帮助雇员的项目来提供心理咨询。这一项目帮助了很多因为“9·11”而心理受伤的人，还有《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泊尔被杀事件给同事带来的心理创伤。

　　　 据最新一期的《华盛顿观察》报道，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安东尼·费恩斯坦2001年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战地记者比那些从未报道过战争的人在患创伤后压力症状的可能性要高三倍多。战地记者4个人中至少有一个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得到PTSD的诊断，这一PTSD的高患病率同上过战场的老兵比率一样高。费恩斯坦发现，当过战地记者的人表现有更高的酗酒比率。另外，电视新闻媒体比报纸在为战地记者提供类似心理帮助方面经常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