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遇到了这一代科学家遇到的困境：他们从事的职业是最具风险的职业，而他们的职业游戏规则却不能使他们规避风险！

　　■社会之声

　　□党国英

　　读了《光明日报》近期关于北大张筑生教授生平事迹的报道，心里很不平静。他在数学教研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但这些工作算不上“成果”，记不上“工作量”，大概因此他做不上“博士生导师”，因此他在蔚秀园的家“非常清贫”。在听过他课的学生的眼里，他是“真正的教授”；但在当今一些以“改革”名义下出笼的折腾科学家的戏法面前，他是不堪一击的弱者。他不是政治思想教育首长可以树立的无私奉献的楷模，因为他没有由豪言壮语组成的日记；他也不是达官贵人所推崇的甘坐“冷板凳”的知识圣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硬着头皮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然，他更不是“学术”名利场上的猎手，否则以他的才智若走一条捞取名利的捷径，何至于贫病如斯？总之，他是一位没有好心情的好教授。他所引用的诗句“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他生存状态的写照。

　　疾病爱找没有好心情的人。无疑，错不在北大的校院领导，他们一定对张教授有过应有的关怀。张筑生教授遇到了这一代科学家遇到的困境：他们从事的职业是最具风险的职业，而他们的职业游戏规则却不能使他们规避风险！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时事纵横”版上谈过科学家的职业风险问题，张筑生教授令人忧伤的故事是支持我论点的案例。科学家真正的创造期在三四十岁时期，数学家的创造期会更早一些，科学的弄潮儿是年轻人。一个科学家具体的创造期有多长，不仅与他的体能有关，也与他的研究方向选择有关，这都是极不确定的因素。过了创造期，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教书或从事其他知识普及工作，走上知识界领导岗位的是少数，而且在本质上对科学的贡献并不重要。如果要终生以工作成绩来决定科学家的职业资格，并决定科学家的报酬，那么，多数科学家恐怕就要流落街头了。

　　目前中国科学界的一些游戏规则是在折腾科学家。具有毁灭性的规则是两条，一是无休止的资格认定，二是下达科学论文发表的硬性指标。从读博士学位开始，有的大学就定了发表论文的指标，达不到就不授学位。然后从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一步通过资格认定。有的大学通过“改革”，又增加了新的资格认定等级，有“终身教授”和“×级教授”等，每个台阶上的每一年都要完成论文发表指标。大部分科研单位还有“年审”制度，虽然是做样子，但还是给科学家施加了一种压力。科学家本身就承受职业成就感的压力，加上规则的重压，真是不堪重负。

　　目前科学界的规则我看倒是弊端丛生。某些科学家的投机钻营，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都与我们的规则有关。目前的规则给科学界带来了官场习气，那些安守本分的科学家容易受到冷落，而名利场上的好猎手则平步青云，玩名利于股掌之间。银子在追捧等级，有的学科造就了富豪学者，为世界所少见。像张筑生这样的教授在骑自行车往来街区之时，早有人名车出入了。

　　科学界的游戏规则需要改革，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少折腾科学家，多约束管理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在高等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申请终身（副）教授资格，经严格的审查程序给予认定或否定。一旦获得此资格，科学家的工资晋升纳入一般的管理程序；正教授晋升再经过一次资格审查，如果审查不能通过，仍应保证科学家不至于“下岗”。要坚决取消对科学家的年审制度。一个大学教授，即使他在资格认定以后不再发表学术论文，只要能完成一般的教学工作，其职业资格就不得取消。在机构的风险与科学家个人的风险之间，制度更应该保证避免科学家个人的风险，这是科学活动的本质决定的。通过这种改革，将大大降低科学家的职业风险，为科学家的科研活动创造自由、宽松的氛围。

　　约束管理者的办法是建立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教授（科学家）委员会”，和“道德委员会”，由前者行使科学活动规则的制定权并决定科研经费的使用方案，由后者对管理者的行政决策进行监督并行使对行政决策的否决权。教授委员会和道德委员会将与大学或科研单位的董事会合理分工，相互制约，共同形成对行政首长的约束。

　　据说知识分子的“民主素质”要高于粗通文墨的农民，但从经验看，中国农民对民主诉求在观念上和行动上似乎都要高于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我甚至对本文提出的关于降低科学家职业风险的建议落实的可能性是没有信心的，但我还是想说，因为不说不快。也许新规则的建立需要一种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彻底打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大力发展私立高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