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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衣舞为何成了“保留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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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7日01:37 北京娱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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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案例
文化部、公安部近日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级文化、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类丑恶社会文化现象，严禁组织或从事脱衣舞表演、人妖表演和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表演，严禁对此进行广告宣传，招徕观众。
文化部官员指出，以脱衣舞表演为主的色情淫秽演出事件之所以屡有发生，与少数地方的党政机关及领导态度暧昧、放任或默许，甚至为违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伞有关。
重点点击
基层文化建设太薄弱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发布实施以来，演出市场逐步规范，各类文艺演出活动日趋活跃，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一段时期以来，在农村集镇以及城乡接合部的物资交流会、庙会等集市性活动期间，容留、接纳、组织大棚演出团体进行脱衣舞表演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歌舞娱乐场所、影剧院及其他演出场所，也公开组织女青年进行色情淫秽表演。这些演出活动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扰乱演出市场正常秩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以脱衣舞表演为主的色情淫秽演出事件屡有发生，其原因主要是基层文化建设相当薄弱，尤其是农村集镇以及城乡接合部，基础文化设施数量少，组织活动少，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其次是农村集镇以及城乡接合部地区的文化市场稽查管理机构不健全，监督检查经费大多无法落实，人员数量不足，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不畅，增加了稽查管理的难度。
近年来，治理整顿文化市场的行动始终在进行，但是文化市场的秩序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好转，仍旧存在诸多不良现象。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文化市场的立法力度仍不够。为了创造文化市场发展的健康环境，文化部加强立法工作，从根本上规范文化市场。
今年，文化部修订发布了《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
文化市场的管理一定要坚持立法立规，立法立规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管理体系。再像以前那样靠发文件、开会和审批来解决和管理今天的文化市场已经不行了。所以，只有深入市场管市场，才能真正了解和解决文化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地管理好日益发展的文化市场。
杨光
信报声音
严禁还须严管
过去经常下乡，每到庙会，总能看见脱衣舞表演。这些草台班子往往是跟着庙会走的。哪个县有庙会，他们就赶到哪个县，脱衣舞似乎成了庙会的一个“保留节目”。
头几年还是遮遮掩掩，以不全露三点为最底线，这几年就大开放了，已经没有底线的顾虑了。
从理论上说，这种色情淫秽的表演是很容易控制的，首先它是违法的，法律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其次有相关的各级管理部门。一个草台班子要想在某地进行公开演出，得与当地的公安、税务、工商、文化、卫生等多部门打交道，如有一个部门按章办事，那种色情表演就无法进行。
但实际情况是，这些草台班子，往往是畅通无阻，他们一个县一个县地表演，往往一走就是大半年，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指责他们昧心，指责看客无聊，是无济于事的，还是文化部官员看得透：“以脱衣舞表演为主的色情淫秽演出事件之所以屡有发生，与少数地方的党政机关及领导态度暧昧、放任或默许，甚至为违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伞有关。”
现在有四个市县的有关部门领导，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处罚，如果真能这样严格地管理下去，一出事，就拿主要领导问罪，相信这类现象是会得到遏止的。
国卫
有理有据
色情活动为何常打“不断”
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王俊民教授说，介绍、容留卖淫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高的处罚是死刑，对一般卖淫等色情业的处罚管理历来是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为依据的。卖淫嫖娼历来是司法部门常“打”不“断”的违法行为。
王俊民认为，色情业之所以“不断打，打不断”，从法律角度讲还是缺乏法规的制约，娱乐业容易成为色情活动的“黄源”，但却没有规范的管理规章可依。王说，国务院颁发的《条例》是行政法规，不依此条例或超越此条例都属犯法，相信《条例》实施有利于娱乐业的规范管理。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潘绥铭曾三次撰文，阐述中国实际存在的地下“性产业”，潘绥铭指出，中国目前的地下“性产业”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嫖娼卖淫业、色情服务业、色情品产销业，另外还有一个连带产业：产销性方面的滋补品和保健品以及治疗性障碍或者性病。潘说，其实，在中国围绕着“性”和“性服务”的行业很广泛，都与娱乐业的兴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殊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了某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很自然受到地方主义的保护。
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长期研究性病、艾滋病，接触和研究了大量个案。张指出，中国对色情现象历来强调综合治理，但过去是“治”打击有余而“理”疏导不足，国务院对娱乐业管理的新规定相信有正面意义，但他认为，除此之外仍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做配套。
王悒
旁征博引
“内衣秀”与“脱衣舞”
形形色色的内衣和形形色色的“内衣秀”以及对“内衣秀”的形形色色的看法正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站在一个男性观众的立场上，我相信后者一定比前二者更具观赏性，因为暴露思想永远比“形而内”的暴露身体来得高级，来得好看。
北大的夏学銮教授说“‘内衣秀’是在借商品推销之机，传播性感刺激和低级趣味的生活方式。让性感女性穿着单薄、甚至透明的内衣在大庭广众之中来回扭动，卖弄风情，这和西方国家的脱衣舞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激发男性，使其处于性唤起状态。”南京大学法学院的邱鹭风教授也把“内衣秀”定义为一种“准色情”活动，并建议政府应介入“整治”。邱说“你在大街上展示内衣，依我的经验，看客必以民工居多，他们看了会买吗？即使有个别的买来给老婆，相信他老婆都会觉得怪异。所以厂商的活动完全就是一种无用功。再说了，那些内衣要是质量过硬、款式新颖，又何必扯着脖子在大街上叫卖呢。”
脱衣舞与内衣秀之不能等同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前者通过提供收费的“只在脱衣服的这段时间里使观众变成有窥淫欲的人”之方式来实现利润巴特，而后者却旨在通过展示内衣以及在最大程度上公之于众的那部分女体来吸引并开发最大数量的潜在顾客。就这种终极的市场目标而言，为公开展示的内衣及其租用这些连带被展示出来的裸体所花费的成本必须靠增加内衣的销量来回收并且增值。换句话说，在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性唤起”有助于“唤起购买行为”的前提下，“内衣秀”主办者的目的依然是促销内衣。因此我们只能假设某些男性或女性观众的确像夏教授所揭露的那样“处于性唤起状态”，但这并不是主办者的本意，人家吃饱了撑的，“借商品推销之机”没事干，“唤起”你干什么？
至于内衣本身是否被赋予了性的价值，这就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了。我觉得邱教授似乎已接触到它的边沿，最起码她让我们了解到以下不无悲哀的现实一，尽管南京的民工爱看内衣秀，但是民工的眼球却变不成经济，因为民工没有钱；二，“个别”男性民工与其“普遍”的异性配偶之间在衣着品位以及性观念方面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而这位女教授的另一番不无世故且暗藏杀机的意见，更是听得我胯下一凉“其实男同胞的心理是大同小异的，关键是看你有关部门怎么管理，你管得严，那些厂商就没有什么机会钻空子，管得松，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关于内衣及其“秀”，在高尚／下流、文明／堕落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内／外的困扰。在这个哲学命题上，热衷于苦练内功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是热情甚高而贡献甚微的，至今仍停留在乾隆时代的外交政策水准、即“明宽暗严，外松内紧”。当然，我们是否还需要道德警察是一回事，另一回事却是即使充当义务的道德警察仍然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也存在着整顿警风的必要。
沈宏非
策划 迟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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