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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下旬到6月初，是首脑外交十分活跃的季节。这一期间的首脑活动，从所涉国家看，几乎包括了目前全球最为重要的国家，从地域上看则发生在形势最复杂、最敏感的区域。
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可以观察到三大特点：首先，中亚、南亚、中东地区仍是当今世界最为不确定的区域，是问题最突出的“破碎地带”，二是大国外交的重点集中到了麦金德所谓的枢纽地带，三是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建立。
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首脑外交网络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一个联系的关节点。从与美国总统布什达成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到北约建立20国机制，从“亚信”峰会上与中国一起调解印巴冲突，到圣彼得堡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这诸多外交活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俄罗斯是这场外交大戏的主角。
但是，仔细的观察将会纠正上述这个印象，我们发现：俄罗斯在普京主政下取得的外交成就缘于这个国家放弃了主角定位，换言之，俄罗斯在这场大戏中选择的恰恰是配角，而且是伙伴式的配角。我们把这个转向，称作普京革命。
革命性的转变：甘当配角
在这场外交戏剧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无疑是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出现了突破性进展，舆论把这个进展称作俄罗斯的“向西转”。舆论对于这一趋向所做的大量评论可以分成两个极端，一是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突破，“确认了俄美关系在其整个历史上的最高点，”（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会长尼科诺夫）认为普京可以同历史上的彼得大帝相比（日本媒体）；二是认为是对西方的投降（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俄罗斯成了美国的小兄弟，在两国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中，俄罗斯的角色类似《山姆大叔的小屋》中的黑奴。这两种评价我想都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普京对于同西方关系的进展所做的评论更为坦诚。他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宗旨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拥有与俄罗斯实力相适应的地位。”普京的务实精神把俄罗斯带向了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道路。
一国对于另外一国的价值是一个不断再发现的过程，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总是处在调整中，没有永恒不变的外交政策。在这种连续的博弈中，总是有很多机会浮现出来。而能否抓住机会，则与一国决策过程以及领导人观念有关。对于俄罗斯来说，与美国的关系，从二战以来就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两个国家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进程。在冷战时代，两者的关系是竞逐霸权，冷战结束后，这个进程也随之结束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革命实际已放弃了同美国角逐全球霸权的目标。但是，一个帝国的突然覆灭，带来了一个对自己新角色的适应问题。帝国解体了，但帝国的记忆还在延续；物质的荣耀是丧失了，但是荣耀的记忆和形象还存在着。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处在这两个俄罗斯的冲突之中。而纷纷崛起的各种利益集团仍各自抱着不同的俄罗斯形象聚讼不已。
决定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中，地理位置是最基本的。这个因素决定着俄罗斯外交总是有3个方向：欧洲方向，南部方向和东部方向。而在这3个方向都与大国相遇。地理位置的这种特点对于俄罗斯的意义是，它不仅要直接面对大国，而且还要承担起保护置身大国角逐中的小国的责任。俄罗斯因此不断地被卷入冲突的情境中。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因此，俄罗斯外交传统总是最直接地与安全问题有关。一位评论家写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自身的不安全感。”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不安全感导致这个国家的基本立场“是与他们（大国）为敌”。这构成了俄罗斯的外交难题。苏联解体后，难题并没有解决。只是由于苏联解体前已经开始的和解进程，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才使它的东部方向不再被敌对格局所支配。
冷战之后，俄罗斯仍被主角意识所支配。不同的是，冷战时代追求的是全球主角，冷战后则是区域主角。它视自己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天然主角。
普京执政以来，尤其是“9·11”以来，俄罗斯推行的政策、做出的姿态显示了俄罗斯放弃了主角定位，开始执行“配角战略”的政策，即不谋求在双边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而是探索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契合点，在大国关系中更多地选择平衡者的角色。
同美国关系的改善就是这种战略的具体体现。两国达成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对于俄罗斯来说，确实是不平等的。在此之前，虽然俄罗斯的实力与美国相比差了几个档次，但在核武方面，俄罗斯一直奉行对等原则。而这次，俄罗斯则在表面上的对等之下，接受了不平等的事实，正如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执行相同的减肥措施。
对于自觉选择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配角（像英国二战后作出的选择那样），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会长尼科诺夫在分析俄美战略契合时指出:“如今美国在完成对外政策重点任务中，对俄罗斯的依赖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他的分析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俄罗斯现阶段的外交政策，是由美国对俄罗斯的依赖来决定的，在布什的4个对外政策重点中，美国都发现了俄罗斯的价值：首先是打击恐怖主义，在美国的反恐联盟中，俄罗斯是除了英国外最重要的国家；其次，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三是能源安全，美国发现只有俄罗斯才能使美国不依赖欧佩克和阿拉伯人；最后是中国问题，“显然，在同中国有关的任何平衡中，俄罗斯的变化仍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分析中不难看出，俄美确实已经是战略伙伴，而且是定义清楚的伙伴。
这是以前难以想像的转变。俄罗斯的价值竟然要根据美国对外政策需要来确定，这在俄罗斯外交史上，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为了“友好的环形地带”
在全球战略棋局中充当配角，并不是说，俄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目标。实际上，俄国的政策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被普京称做“战略稳定”的那个东西。
我们把战略稳定分为3种形式：一是单极霸权之下的稳定，这是由于一个单一的力量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造成的稳定格局；二是力量平衡之下的稳定，两个或多个力量势均力敌造成了稳定局面；三是由于利益的吻合而促使各种力量采取合作的战略，从而造成的稳定。俄罗斯在不同的时期采行不同的稳定政策。在它的历史上，多奉行第一种政策，所谓的大国沙文主义就是这种形式的稳定战略。冷战时期，是第二种形式的稳定，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遭遇到美国的遏制，在若干地域形成了均势，而在东欧，则奉行第一种形式的稳定政策。自转轨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的基本特点是前面我们指出的那种脱节，客观上造成战略的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俄罗斯希望同美国欧洲搞好合作，也无法带来战略上的稳定。相反，这种错位促使其他力量在前苏联范围内渗透，而使这一地区成为“沸腾的稀粥”。几乎在每一个方向上，俄罗斯都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对俄罗斯权威的挑战不断发生。比如车臣，比如南斯拉夫战争，比如北约东扩。与前苏联相比，俄罗斯缺乏支撑第一种稳定形式的力量（包括硬力量和合法性），由于同美欧相比力量的悬殊，俄罗斯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无法有效应对美欧的挑战，从而也无法形成稳定局面。它在与美欧争夺中亚、东欧的斗争中总是处在下风。另外，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力量也挑战着俄罗斯的整合能力。
转轨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被动应付各种挑战。叶利钦的对外政策起伏不定，充斥着暴怒和恐吓，未能寻找到稳定支点。在这种背景下，核武库构成了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中唯一有力量的战略支点，使俄罗斯多少获得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尊严和交易手段。因此，与美国达成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堪称革命性的突破。
怎么理解这一突破？俄罗斯“自废武功”究竟是什么原因？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俄罗斯对战略稳定的新构想。
普京的战略稳定政策转向了第三种形式，即合作稳定。5月27日，俄罗斯《晨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将邪恶轴弯成稳定弧》，报道了普京总统“稳定弧”的构想。这篇报道说：稳定弧“力图调和世界上的‘善良’与‘邪恶’，顺便加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普京相信，俄罗斯和北约建立起来的‘20国’合作机制、俄罗斯同亚洲国家的合作能够建立起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俄罗斯南部为中腰的‘世界上的稳定弧’”。这个稳定弧在地理区域上包括北约国家、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中国。这篇报道着重说，俄罗斯试图把美国称做邪恶轴心的国家与所谓的善良国家融合起来。传统上，美国称做邪恶国家的，都是俄罗斯的朋友。这个构想说明，俄罗斯并不想因为加强了同北约的合作而放弃其他的朋友。根据这个构想，俄罗斯在3个方向上通过3个组织建立稳定的合作框架，他们分别是：与北约的20国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前两者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而后者，即独联体国家的安全一直是个问题。原先独联体国家之间，有一个集体安全条约，但是，这个条约显然问题很大，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作者指出：“我们即将解决独联体集体安全最头疼的问题—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缺乏统一和公认的领袖的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仅未能让前苏联共和国在集体安全条约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军事集团，甚至不能让他们彼此和平地生存。”由于作为天然领袖的俄罗斯不能发挥领导，而且它的这种地位也不能让成员国满意，因此这个条约逐渐变得徒有虚名。
假如说俄罗斯一味地坚持做该条约的领袖国，那么独联体国家的集体安全问题，大概永远难以解决，尤其在“9·11”之后美国进入这个地区后，更是如此，如果俄罗斯坚持同“外来势力”展开竞争，那么，俄罗斯很可能会完全失去这个地区。为此，必须改变政策，放低身段。
稳定弧的想法表明了俄罗斯的意愿，那就是，希望周边有一个“友好的环形地带”，假如普京能奉行这个原则，那么，长期以来令人畏惧的北极熊，将首次变得温和起来。
也是一种“韬光养晦”政策
使俄罗斯变得温和起来并不是最终目标。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会以温和为目标，温和只是一个政策手段。外交政策议程不是单纯的政治交易，在交易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对国家根本利益的判断。而判断的形成与一国的国内体制直接相关，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形成与美国完全不同，因此也决定了该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俄罗斯也一样。
普京的外交革命之所以发生，与俄罗斯国内政治架构有着直接的关联。普京外交政策的成功，得益于其国内政策的成功。首先，他为俄罗斯人提出了建设伟大强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是同意的，虽然他赋予强国的内涵与它继承下来的抽象体系不同；接着，他下狠手整顿经济秩序，叶利钦时代的寡头们受到了节制；然后，桀骜不驯的地方诸侯被驯服。普京的成就集中反映在杜马那里：这个杜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可以与总统分庭抗礼的杜马了。最近，老对手久加诺夫的党遭受重创，杜马中几个重要位置上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被解除，俄共起了内讧。英国《外事报道》称这一动作为“真正的革命”，“自10年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正首次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拥有稳定的权力机构、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不断增长的经济”。
普京的成功还因为，经过十多年的左冲右突，俄罗斯终于认识到，“俄罗斯需要一段平静的时期，以进行重建”（布鲁金斯学会），俄罗斯需要一个“喘息期”。国内舆情的演变，类似于80年代初的中国。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为，需要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解决了冷战时期遗留下的各种难题，改善了与周围国家的关系，专注于发展经济。普京的思路与当年的中国领导人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可以说，普京奉行的也是“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政策。
如果从俄国内部政治力量演变的角度看俄国的向西转，就能够得出十分有意义的结论。这些国内政策的成功，为他放弃核武这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遗产，铺平了道路。尽管久加诺夫说与美国达成协议是投降，但大多数人显然接受了这个协议。而放弃与美国的核对抗，就甩掉了压在俄国身上的沉重负担。
经济实力是最为根本的依托。目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只有3000亿美元，要追赶欧盟中比较穷的葡萄牙尚需要些时日，普京提出的计划是用15年赶上它。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已经走上了增长之路。2000年增长了9%，2001年增长了5%。俄罗斯吸引到的外资也有惊人增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说，俄罗斯正成为东欧经济的发动机。
我的判断是，无论是国内条件还是国际环境，俄国已经具备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我相信，普京近期西向之举的基本意图，就是为实现俄罗斯经济上的腾飞创造条件。
俄罗斯向西转意味着与帝国遗产的最后告别。以后，我们谈得更多的，恐怕将会是俄罗斯的崛起。享受崛起盛名20年的中国，应充分关注这一事实。
对中国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俄两个大国在外交政策思路上的互通。两个竞争中的大国近代以来第一次都奉行“不当头”的韬略。
“俄美成兄弟”在中国外交界引起的反应总体上是谨慎的，但是，认为中国被边缘化的失望的情绪也存在，同时也有人贬低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系上的进展，认为只不过是短期的策略变化罢了。那么究竟怎么看俄国外交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必须正视这种转变。我们看到，这是俄罗斯外交的总体性转变，而不只是“向西转”。这种总体性变化对于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积极方面看，这种转变将强化两国合作的基础，一个韬光养晦的国家，一个不谋求领袖地位的国家，会更容易合作。但是，俄罗斯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与美国全球目标的更大认同，将减弱中国“反霸”的分量，这是需要重视的。
其次，认为中国被边缘化的观点是不符合俄罗斯总体目标的。同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俄国外交总体构想的基本内容，其战略稳定目标如果把中国置于边缘化的位置，是不符合逻辑的，更不符合俄罗斯国家的最高目标，即经济崛起。
第三，中俄关系将进入正常状态。中国需要正视俄罗斯走上崛起之路这个事实。舆论都把俄国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与中国联系起来，认为这其中存在着一个“中国因素”。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促使俄国同西方改善关系的一个动因大概就是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两国相对力量越来越悬殊，这不能不推动俄罗斯考虑如何平衡中国力量。据俄媒体报道，《莫斯科回声》电台在一个节目中问道，“您更愿意在中亚看到谁—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多数人倾向于看到美国人。这说明了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强大感到不安。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格尔布拉斯则用了一个苏联时期的传言说明俄罗斯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如果苏联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第一天有100万中国人被俘，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分别有100万中国人被俘，可到第四天苏联就会投降，中国没必要与我们交战！中国人口太多了！
总之，中国需要高度重视普京革命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影响，应把这个因素视作新的变量。国外一些分析指出了这种影响。泰国一家媒体分析说，“北约吸纳俄罗斯将使中国比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为了避免“更加孤立”的结果出现，中国需要重估大国战略，对“韬光养晦”思想作出调整，把这个战略推向能够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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