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两会倾注了试探性的热情，尤其在非官方主流媒体，尤其在两会前期。

　　媒体的热情似起于1月初的广东非典型性肺炎，记者们被羞辱了一下。当广州满街的老百姓，也许还有记者，戴上口罩，抢购米粮和板兰根，满世界打手机发短信传播非典型性肺炎的“谣言”，所有媒体却闷不作声，所有记者视而不见。当最后官方开了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才如梦方醒，不好意思自己的失职。为此，一直试图新锐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责任与方向》。

　　接下来媒体开始触摸过去绝少涉及的题材，这些题材或许有官方正式或非正式的禁忌，或许已被记者们自我封闭本能回避。记者们报道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美国与伊拉克战争的正反争议，报纸杂志大篇幅地报道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个人身世，传媒猜测、分析并传播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及长官人选的“小道”消息，似有“媒体组织部”之姿态。这些消息当时意料之中地惹恼了一些官员，但事后被证实大都不错。

　　此次媒体涉及人大及国家政治体制等题材的概有：

　　人大新格局，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

　　深圳提出了“行政三分制“，国家政治体制“三权协调”的可能和未来；

　　现行的全国人大在名额分配上存在着歧视农村人口的倾向，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一名代表，每26万城镇人口选举一名代表，前者是后者的4倍；

　　近几届的人大代表的人员组成也愈来愈政治精英化、知识精英化，而非大众化、工农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大部分来自那些已经超过中共中央1982年明文规定的党政高级干部退休年龄的政治精英；

　　私企、外企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势头猛烈，崇富与仇富如何协调制衡；

　　人大代表间接选举的利弊；

　　“党管干部”原则与人大任免权在法律框架内如何运作；

　　人大代表身份与官员身份的矛盾，等等。

　　引起媒体热情争议的一个点是人大拟增加20名年富力强的专职常委，此前这些常委多是党政机关正局级干部。有媒体称此为人大代表职业化开端。

　　赞成此举的学者认为，人大代表不能兼职，他们既无法全副精力用于政务，其自身利益也影响他们的政治判断。也有学者认为人大代表职业化的路还很长，一是人大代表的素质问题，一些根本就没有参政能力，一年开十几天会也参不了多少政。另外经费也是问题，近3000名代表，每人要配助手，要有工资，要有办公室和研究经费，这都是一大笔钱。

　　也有学者认为职业化、职业政治家干脆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从来就不缺乏什么“职业政治家”，就拿自1949年以来执政至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在执政之前和在执政之后，不都是“职业政治家”吗？将要产生的人大常委会中将出现20名年富力强的“特殊常委”这一新闻，除了传递出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年轻化的信息以外，看不出有别的什么特殊的改革涵义（甚至连“年轻化”一词我们都不赞成使用）。

　　学者认为，称它是“一个春雷般的消息”显然是过于夸张了。而之所以会如此夸张，一方面反映出传媒对政治改革包括人大制度改革的急迫心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由急迫而产生的急躁。实际上，所谓“20名特殊常委”，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法治规则的说法。请问，人大还没开，选举还没有进行，常委会还没有依法产生，何来的什么20名特殊常委？准确地说应该是执政党准备向人大推荐的“常委候选人”。

　　学者认为假如要真的实行信息公开，媒体就应该把事情准确完整地说清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作断章取义式的报道。而有关负责部门也应该检讨：要么就按老规矩，在正式选举之前先不对外公布候选人名单；要么就向媒体正式发布准确完整的消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既没有做到保密，又让消息以这种说法泄露出去又不加以纠正——其结果是给人造成了事先指定的印象，而这肯定不是决策高层的本意。有关“20名特殊常委”的报道和宣传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可惜，有以上带点火药味的争论甚少，好一点的是各说各的，差的呢，不说还不成嘛。热情参与争论的，只限于一些市场旺盛而非传统主流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新闻周刊》等。电视媒体依然故我，慎而又慎，闲庭信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