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明

　　【档案】刘恒，1954年生于北京，现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中国作协第6届全国委员。主要获奖作品：《狗日的粮食》获全国第8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和老舍文学奖，由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多次在国际电影节获奖。

　　关注“小人物”

　　2003年9月20日，在北京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家刘恒以全票73张当选北京作家协会主席，他是至今共四届北京作协主席中上任时最年轻的一位。

　　如果你走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谁是刘恒，被问的人肯定大都摇摇头说不认识；赶巧碰上一个学中国历史的大学生，他会问你说的是不是汉文帝？当你再问他是否看过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八成回答说不但看过而且非常喜欢。

　　作家刘恒，不仅文学圈里口碑不错，他的作品也被读者称道。尤其是他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拍摄成电影《没事偷着乐》和同名电视连续剧后，红遍了大江南北。“张大民”作为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已被平民百姓接受并津津乐道。

　　刘恒创作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完全靠他的生活基础和对平民生活的感悟。写他熟悉的东西是刘恒一贯的创作原则，刘恒从小就生活在“张大民”一样的生存环境中，拣砖头、备木料、盖小房、搭厨房、做家具、扩窗户、垒院墙，大杂院里发生的事，刘恒的家也样样有份。平民的生活状况，使刘恒的作品冷峻并贴近现实，他笔下时刻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可以从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经历中，找到许许多多自己熟悉的身影。

　　在谈到“张大民”这个人物形象时，刘恒说：“‘张大民’人生遭遇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因为现在的生活里直接承受生活压力的人主要是这些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而自己还要作各式各样的挣扎，在单位、家庭、社会上，他会遇到很多难题。一个平民，自己的竞争能力不是很强，或者换个说法，自己的命运不太好，受的教育又不够，他就会生活在一种很平常、同时又相对比较困难的状态。生活中大部分人是这种状态：不好不坏，说顺又老有麻烦，说不顺又会有高兴的事发生。说困境也好，说生活的常态也好，总之，不能不面对。”

　　在谈及为什么要写“张大民”这个人物时，刘恒说：“‘张大民’是我理想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我写这个小说，就是要把‘张大民’在精神上写成一个很高明的人。他忍耐生活困难，承受生活压力的能力超越了一般的人，至少在我表现他的时候还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一个再幽默的人也有爆发、走极端的时候，而我给‘张大民’赋予了很高的‘段位’，我让他就这么忍耐，寻找机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同情自己同时更同情别人，为自己寻找生活出路，同时也照顾到周围的亲人。这个人物是我非常疼爱的，他就像我的兄弟一样。”

　　在“张大民”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创作态度。

　　刘恒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居住的小房子是他和父亲一同盖起来的，只有6平方米大，纸糊的顶棚，白灰抹的墙壁，写字台和双人床紧贴着，书柜插在床与墙之间的缝隙里，此外再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房前种的是栝楼（即瓜蒌），房后挨靠着一棵老杨树。刘恒从部队退伍回来到结婚一直住在那里。这让我们想起了“张大民”的生存空间。

　　多年来，刘恒笔下流淌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他们有垃圾装运工、失足青年、农民、医生、警察、个体户，甚至还有当年的红卫兵，正是这些普通人复杂的人生境遇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社会的多层面。刘恒善于设计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用来展现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心态，特别是在描写旧伦理旧道德对人性的压抑时，更显示出他深厚的功力和对历史、现实深刻的洞察力。他常说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人类自身，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作家自己。他把手中的笔戏称为“断魂枪”，每当他坐在写字台前面对厚厚的稿纸时，就像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样准备冲锋陷阵：眼前是硝烟弥漫，耳边是弹片嘶鸣，敌人用刺刀和你搏斗。如果你不能战胜自己，你就会被埋葬。刘恒常常比喻自己每一部小说的诞生，如同新生儿的出世和战场上的死里逃生，若是没有分娩前的阵痛和战斗中惊心动魄的厮杀，很难想象他会写出好的作品。

　　用骨头蘸着血来写作

　　几年前，《北京日报》的编辑人员曾约刘恒写一篇关于北京改革开放后新人物新风貌的稿子，刘恒迟迟没能动笔，主要是没有找到他认为适合写的典型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知道了卫桂英。卫桂英是北京市延庆县井家庄乡三司村的农民，当年61岁。1984年她开始带领全家人承包荒山种树，10多年来一共绿化了5000多亩山地，栽种了100多万株树苗。钱不够了，自己往里搭；树木多了照顾不过来，索性全家人都搬到山上住。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其中的艰难困苦非常人能够想象。刘恒被卫桂英和她家人植树造林的事迹感动了，一个新时代的作家，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去讴歌这样的人又去讴歌谁呢？于是，他主动去延庆县山区卫桂英的家采访，去体验生活，去和卫桂英一家人交朋友。不久，我们在1996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看到了冠以“老卫种树”朴实标题下的这篇写实通讯，字里行间充满了作家刘恒对卫桂英这样的普通农民普通人家倾注的感情和敬意。文章刊出后，《中国林业报》、《北京晚报》、《文摘报》等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也相继转载。

　　抓紧一切时间用来学习和写作。你很少看到刘恒在什么地方与别人高谈阔论，他没有那个时间。他常常从夜晚写到天亮，整夜地不休息，握着那种早已没有人再用的蘸水钢笔在稿纸上搭建人生的悲喜剧，笔尖与墨水瓶嘴上下摩擦的动作和声音对他来说是最美丽的乐章，是一种独到的不可言状的感觉。

　　至于写作的意义，刘恒认为作家用小说这种形式来作为“挖掘人类痛苦和发泄自己精神痛苦的一个工具，只要人类的痛苦和困惑还存在，只要文学创作这种形式还存在，小说就灭亡不了，因为它承担了传达人类永恒的任务。”刘恒这些画龙点睛的语言，给了我们一把解读他的作品的钥匙。的确，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以后，总会有“无言无声，无可奈何，心有所伤，灵魂震撼”的感觉。著名作家阿成在评论时说道：“刘恒是用骨头蘸着血来写作，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到了十分嚣张的程度。”

　　写作是一种生理需要

　　曾经有人问刘恒为什么不停地写作，他反过来问提问的人为什么要大口大口地喘气？喘气是人的生理需要，写作已经成了刘恒的生理需要，他很难想象离开写作他还能干些别的什么。每年除夕的钟声一响，刘恒总要长叹一声，一年又过去了，自己没有写出让读者和自己都十分满意的小说。

　　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前，刘恒已经有许多非常著名的作品问世，如《黑的雪》、《伏羲、伏羲》、《虚证》、《白涡》、《天知地知》、《苍河白日梦》等等。此外，刘恒的部分作品在国外及港台发表，被译成英、法、日、意、韩等多种文字。

　　早年当兵时，刘恒已经决定了要走文学写作这条路。从部队退伍回来，计划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但他觉得那里不是他理想的生活园地，他要去最艰苦的地方，最好是炼钢工、挖煤工或蒸汽火车司炉。他到复退军人安置办谈了自己的意见，当时正好有一个装配工的名额，他就去了。刘恒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组装车间，面对的是汽车零件组装流水线，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一天干下来，骨头像散了架，再坚持业余写作，不但体力透支，精神也集中不起来，感到十分疲倦和吃力。刘恒并不是怕苦怕累，而是觉得给自己热衷的文学写作事业带来了麻烦。他意识到当初的选择是轻率和错误的，可要改变现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惟有努力写作才能做到。当装配工的4年，是他人生艰苦岁月的4年，也是他咬牙拼命写作的4年，那4年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调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后，刘恒可以一面编辑稿件，一面沉下心来专业写作，那时，他发表了长篇小说《黑的血》，中篇小说《伏羲、伏羲》、《狼窝》和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这些作品标志着刘恒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个惊人的飞跃。

　　刘恒最早和影视“触电”的小说是《黑的血》，电影导演谢飞看中了这篇小说，让刘恒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刘恒当装配工时，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曾写过一些电影文学剧本。轻车熟路，又勾起了他剧本创作的欲望。这部由谢飞导演、姜文主演的电影，后来改名叫《本命年》，放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之后，导演张艺谋又和刘恒合作，完成了小说《伏羲、伏羲》到电影《菊豆》的转变。从此便一发不可收，《白色的旋涡》、《四十不惑》、《漂亮妈妈》、《画魂》等，一直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产生。由凌力原著、刘恒改编创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少年天子》目前正在全国各地陆续播出。

　　刘恒在北京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所致的闭幕词中的一段话表达了一位作家的真知灼见：“不论何时何地，民族的振兴和大众的幸福，永远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用不着夸大自己的作用，每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把这些智慧加在一起仍旧是有限的。归根到底，一个民族的命运有赖于物质的创造和积累，更有赖于灵魂的觉醒和富足。我们是以笔为生的人，我们的每一个字和每一篇文章都将贡献出来，去塑造我们共有的精神纪念碑。”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