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反腐斗士深夜蹊跷猝死
2002年8月30日08:35 华商报
|
|
在何海生的“反腐办公室”，他微笑着“躺”在遗照中
2002年6月29日，海南省海口市，一个不寻常的葬礼———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周松、省纪委监察专员卢灵雄、省人民检察院民行处处长王泽、省纪委派驻第一纪检组纪检干部及几十名来自海南司法界的官员和政法干警，专程赶来参加了一位死者的遗体告别仪式。花圈中一副挽联醒目异常：“不平则鸣，追求正义；嫉恶如仇，贪吏煞星。”死者并非是纪检干部，而是一名普通商人———何海生，生前系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加拿大华侨、中共党员，逝世时49岁。
机缘巧合，何海生触摸到了深藏在海南省法院系统背后的一个腐败网络，从此坚定地走上一条民间反腐之路；正当他在众多司法部门的支持下，举报打击司法腐败分子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却猝然去世。他的死几乎让所有的人感到蹊跷。海南省的一位司法干部对记者毫不掩饰其震惊：“这不正常，他去得太突然了。”
发现法院系统腐败网
2000年下半年，何海生感受到了隐藏在海南司法界的“一张网”。2000年4月，何海生的母亲傅崇慧投资的海南光明实业公司出了问题———价值6000余万元的在建项目“光明阁”A幢房产，突然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
海口中院出示了一份民事调解书：梁某成为光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承认光明公司欠海口澳伦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万美元，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以“光明阁”A幢售房款还债。海口中院据此强制执行。梁某怎会摇身一变成为光明公司法人？何海生认定法定代表人已被伪造签名变更。
傅崇慧向海南省工商局提出异议。经海南省工商局调查鉴定，认定骗取事实成立，发文恢复傅崇慧为法人。梁某不服，向海口中院起诉省工商局。9月13日，中院一审宣判，梁胜诉。经傅崇慧申请，海南省检察院向省高院提出抗诉。
何海生认为海南省法院系统中存在一个尚未被打击的关系网，梁某因投靠此关系网而受益。从何海生生前留下来的材料来看，他把这3次诉讼归为梁某对他资产的觊觎，而3宗案件的“人为复杂”的原因，促使他认定是一张关系网在起作用：某法院某庭副庭长与另一法院副院长和某庭长邓某均是同学，梁某通过老乡关系与该关系网结盟，进而出钱聘请某法院的一个副院长推荐同事罗某担任其代理人，与海口中院执行庭法官马春龙（已批捕）结交，精心织就的这张“关系网”，左右了这3起案件的结果。
直飞北京向中纪委举报
2001年8月，何海生通过自身诉讼的经历及相关的调查认为：在海南法院系统，存在着一个以同学、同乡关系为纽带，权力互相勾结的“地下网络”，还有一小批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律师为他们在社会上做“收钱代理”，他们通过权力攫取个人私利、玷污法律尊严。
此时，他作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举动———直飞北京，直接向中纪委举报海南两级法院腐败团伙成员16人。在他这份后来被称为反腐“黑名单”的举报材料中，列举了这些法官们的违法违纪行为。而在举报材料上，他都署上了自己的真名。同时，他也向海南省委、省人大、省纪委、省高院等部门陆续举报海南省两级法院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2001年8月13日，中纪委领导对此案作了批示。其后，海南省纪委成立专案组，着手调查海南省两级法院的涉案法官。何海生一生多豪言壮语，其中一句是：“我之所以要署真名向省纪委、中纪委举报，是因为纪委是共和国反腐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被腐败分子击破。”
把“雷锋式”法官拉下马
何海生身边的人发现，这个往日对钱感兴趣的商人跟换了个人一样，“着了魔”似的四处搜集材料、寻找证人，他声称要把“黑名单”上的法官们“逐一拉下马”。对此时的何海生来说，反司法腐败已是“悠悠万事，惟此惟大”，连钱都没心思挣了。
2001年8月底的一天，何海生听说海南省高院将要作出一项新的人事任免决定，委任柏某和吴某分别为两个法庭的庭长，并于当年8月27日上任。海南省高院已呈文上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复。何海生闻讯大怒，因为根据他的调查，列于他的反腐“黑名单”上的两名法官“有劣迹”。
而此前的7月，何海生曾就柏、吴两人的违法违纪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得到的回答是：柏某是海南省高院最廉洁的干部，是雷锋式的干部。何海生对此“猛然感到寒心”，并决心公布实情。何海生把搜集到的证据整理好，署上自己的大名，向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举报。他还公开称，要在人大常委会讨论时，把举报材料发到每一个委员的手上，要人们认清这几位法官的面目。
结果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在讨论两人人事任免时，退回了任命提案。两次提交，两次退回。法院一时震动。“这是海南省高院建院10余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一位法官说。
2002年8月23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处处长李绪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任上几年，接到的具名举报就两件，何海生是其中之一—他用了“罕见”这个词。何海生经常为一个案子跑省人大四五次，甚至带着知情人同来。“这样的人真是少见，决心很大。”李处长说。
何海生不仅决心大，胆子也大，他根本不避讳什么。一次就在海南省高院，何海生面对众多法官，语气很冲：“柏某不是雷锋式的好干部吗？他有问题，我一周之内就要把他拉下马来了。”面对举报的对象，他会打电话甚至面对面告知对方：“我正在告你，你一定要为你的腐败行为承担责任……”
有人宣称要对他下黑手
“人大任免事件”普遍被看成是何海生反腐行动的分水岭，打这以后，“心中有事”的一些人开始感到———何海生已成为他们最大的麻烦了。何海生对举报司法腐败分子的活动达到痴迷状态，他的这种状态让朋友们担心，让对手心惊。而在一些场合，有人宣称要对他下黑手。
但对手的举动，似乎刺激了何海生的斗志。一位熟悉何海生的海南省政法干部说，当何海生把反腐作为一项事业而几近偏执的时候，他像黏合剂一样，把政法系统内部和社会上反腐的力量激励起来，联合在一起，正气轩昂，正义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他的角色颇像一个“旗手”。何海生的能量开始显现：一些枉法裁判、滥用职权的案件被纠正，一批多年来滥用职权的腐败法官进入省纪委的调查范围。
“偏执”的何海生在海南纪检、司法部门的支持下，反腐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果：他向海南省检察院、海口市人大检举“梁某在光明公司与澳伦特公司100万美金借款合同一案中，与澳伦特公司总经理张某、律师朱某伪造证据、妨碍作证、制造假案，侵占公司财产，海口中院发现犯罪应当移送而不作为”，海南省检察院海口中院发出监督意见书，海口中院依此移送，海口市公安局已正式立案侦查……
对于海南法院系统的腐败法官而言，何海生成了他们的噩梦，也引起了被举报对象的惧怕和仇恨。一些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何海生，请他吃饭，讨好他，央求他，何不为所动；另一些人明目张胆地恐吓他，何也不为所动。
搬掉“最难啃”的腐败法官
记者在采访中证实，海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庭庭长（副厅级）马升的落马与何海生不懈的举报密切相关。2002年6月5日，马升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海南省纪委“双规”。马升案的突破，被认为是海南司法界反腐进程的重要环节。海南省一位律师对记者说，海南省为什么10年来很少有法官“出事情”，不是没问题，而是动不了，现在撕开了一个口子。
自1993年始，就不断有人举报马升，1997年和1998年，海南省纪委曾两次对马升立案侦查，皆因查无实据作罢。一种说法是马升的能量太大。他被认为是这个法官腐败网络中的重要一员，“一块难啃的骨头”。有意思的是，在何海生搜集到的大量举报材料中，对马升的举报是最多的。
证人们普遍担心，倘若马升这次告不倒，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纷纷拒绝出面。动员知情人为“马升案”作证，成了他每天的日常工作。
李可芝（化名），海南省政协常委，马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关键证人，因与马升是密友，知晓马升在一些场合收取巨额贿赂的情况。何海生反复动员她站出来作证。
2002年6月6日，马升被“双规”后的第二天，何海生一连给李可芝打了6个电话，但她了解马升的特殊能量，顾忌甚多，因此一再拒绝。在何海生不依不饶的要求下，李可芝终于同意见面。她向记者回忆了见面时的情景：下着大雨，何海生情绪激动，见面第一句话：“法院的那帮腐败分子都是我拉下马的。”李可芝说，何海生的胆魄让她感到一种亲近。在何的感召下，李可芝毅然站出来作证。
同李可芝一样，何海生接触并争取到的证人都有过从担心到信任的心路历程。胡士宏，某公司总经理，对马升的情况比较了解。在何海生找他之前，他曾被人威胁：“不要乱说话。”但胡士宏最终与何“一起干了”，他说，走到这一步并不是我有多少觉悟，是感动于何海生的执著和真诚。胡士宏的举报材料《马升究竟是谁家的执行庭长？》上说：一件执行案，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788万元。材料通过何海生转送到海南省纪委办案人员手中，马升案也因此由一般的“玩忽职守”升级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002年4月，何海生的一个行政官司在海南省高院举行听证会。但这次听证会却成了何海生的“反腐演讲会”，他在会上大谈反腐心得。当时马升还在任，何海生大声对法官们说：“我的反腐败行动才刚刚开始，马上就会有人‘进去’。”
一位法官好奇地问：“说谁呢？”何当时没回答。6月6日，马升案已经清晰。这位法官接到何海生的电话说：“我现在告诉你答案，马升就是我搞进去的。”
在反腐关键时刻蹊跷猝死
而就在这个关口，何海生却蹊跷地死去。2002年6月25日凌晨3时，酣睡中的何海生突然呼吸急促，全身痉挛，“120”赶到时，人已经不行了。对于他的死因，公开的说法是“劳累而死”，更多人怀疑有其他原因。另有人说，正被查处和调查的涉案人员，则弹冠相庆，大开酒席。
一位海南的纪检干部肯定地对记者说，何海生非常关键，他的突然死亡，使海南反司法腐败的进程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停滞。
最大的影响是对证人的心理打击。一批经何海生说服或受其影响，愿揭发腐败法官的重要证人听到噩耗后，有的远走他乡，有的重新选择了沉默。如某法官受贿案的主要证人段某本来经何海生动员，已从加拿大回国，抵达珠海，拟回海南作证。因受何海生死亡的刺激，当即返回加拿大。何海生生前还曾动员多名法官、律师为马升受贿案作证，因何猝死，他们惟恐案件侦查不彻底，将来遭涉案官员报复，被迫退缩。
他把反腐的力量激励起来
何海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反腐。何海生的办公室成了“反腐办公室”，所有人员都调动起来了，搜集、整理、递送举报材料。知情人或办案人员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只要与案子有关，何海生都慷慨解囊。有朋友这样形容他从2001年8月到2002年6月这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反腐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能自拔。
何海生在由商人向反腐斗士角色转换期间，表现出了巨大的感召力。自从开始立意反腐，他的整个生意就基本陷于停顿。据其身边人说，他每天早上只是象征性地到楼房工地逛一圈，然后就回到办公室，开始搜集那些线索，整理材料，联系当事人。晚上，他把小女儿哄睡后，就来到书房，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与证人、律师、办案人员互通信息。
接受记者采访的海南政法界官员大多表示，他们对何海生，都经历了一个从冷漠到怀疑，最后到敬佩的过程。一位纪检官员对何海生这样评价：“还真少不了他。他的社会联系面广，哪里有线索，我们往往说不上来，一问他，他很快就能查到。哪里找证人，我们也往往说不上来，一问他，他很快就可找到，并且亲自跑腿，动员证人作证。”在强大的阻力面前，甚至纪检部门的个别办案人员都曾打过退堂鼓，但何海生对腐败势力“不顾死活”和“死缠硬打”的劲头，让他们感到振奋。
有人总结他的优势是“三有”：有胆，有理，还有钱。
据说何海生甚至产生过一系列近乎荒诞的想法：他要成立一个民间反腐败中心，要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由他出钱。朋友劝他，反腐败与经商不同，很专业，要抽精锐力量搞，你的行为不当，对自己和对支持你的人都有可能造成伤害，结果注定失败。
反腐败是他一生最自豪的事
有人考虑过何海生反腐败的动机，一种比较多的说法是由此人性格使然。另一种说法，是巨大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以及人们对他的认同感，让他一路向前，收不住脚步了。
一位法律专家说，何海生代行着部分社会公共职能，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何海生的整个反腐活动期间，母亲傅崇慧都在加拿大。母亲从一开始就反对儿子的“反腐”事业：“你是一个商人，反腐败不是你一个人的能力所及。”
越洋电话里，儿子说，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现在成了英雄，别人都佩服我……
母亲不想听，多次发生争执，多次挂断儿子的电话。“你不怕吗？”母亲问。“不怕，我有后代。”儿子认真地回答。他认定了的事，没有人能拦得住他，母亲说，由他去罢。
何海生最后的一次全家团聚是在2001年末，何海生在饭桌上大声地说：他一生最为自豪的有两件事，第一是培养了两个世界名校的大学生，第二是与司法腐败作斗争，维护了共和国的利益。
2002年8月24日，记者走进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怡昌公司的办公室。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桌椅和电话上落满尘土。昏暗的夕照下，显出几分凄凉。母亲傅崇慧在整理儿子遗留的成堆的举报材料，喃喃自语：“海生做得对吗？”
遗像中的何海生从背后望着母亲，栩栩如生。
据《南方周末》
|
| |
|
Untitled Docu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