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赌球事件追踪：失察，失职，违法
2002年7月18日16:41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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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端
本报于7月4日率先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郴州体育局赌球事件”，已经被有关部门定性为“典型的、特大的赌博案件”。为了解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报记者于近日再赴郴州。
罗丽娟：我没有坐庄
“我没有参股，也没有参与体育竞猜俱乐部的经营，我们只是把场地出租给体育局。”
7月15日下午3点30分，记者见到了罗丽娟———郴州市玖合玖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在本报7月4日的报道刊登之后，7月5日，罗丽娟委托律师，给本报发来律师函，称本报的报道中，关于罗丽娟被捕及其参股体育竞猜俱乐部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对罗及其公司的名誉和利益造成了损害，要求本报予以澄清。
在记者面前，罗丽娟否认了自己是庄家的说法，她说玖合玖从未与体育局合作，两者间只是单纯的场地租赁关系。“我们向体育局收取了两个月共6万元的租金，当时还向地税直属征收分局交纳了3000元的税。”她向记者出示了公安局就出租场地向她作的处罚决定书。
“我们个体户不容易，”再三强调自己“个体户”身份的罗丽娟说，“当年我从宜章下放到农村11年，1979年回城后搞过养殖，炒过瓜子，租过图书，后来开矿，搞矿产运输，到1997年才注册成立玖合玖公司。”
1991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罗丽娟把生意做到了郴州，现在，她在郴州城区拥有3家大超市、15家便利店，同时还开办了一处度假村，这两年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去年，她还被授予湖南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曾经有人想到我的度假村‘开场’，被我拒绝了。”罗丽娟说，“做生意最要紧的是依法，讲诚信。”
从6月26日凌晨在家中被公安局的人带走，到7月2日“取保候审”出来，罗丽娟坦言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她担心的是企业的生存。仍然关押在看守所里的犯罪嫌疑人罗万军是她的哥哥，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才是此次事件的主角之一。
初中毕业的罗万军是宜章县人大代表，他一直在宜章做生意，从1990年2月起，他先后成立了湖南宜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宜章中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天鹰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出任董事长。2002年6月27日，经宜章县人大常委会许可，郴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赌博罪将其刑事拘留。
“事实上我们的生意都是独立的。”罗丽娟说，在体育竞猜俱乐部开办之前，罗万军曾找过她，希望她能入股并提出要租用“玖合玖”超市二楼场地。“我当时没有答应，对不熟悉的行业，我不想涉足。”罗丽娟认为合伙入股搞体育竞猜风险大，而出租场地稳妥、风险小，所以当时只同意以月租金3万元出租场地。
“如果一个月后公安局没有再来找我，那我就完全自由了。”罗丽娟的取保候审期为一个月，出来前她缴了3万块钱的保证金。
庄家是谁？
“事实上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是影响太坏了，现在省里也把这个案件定性为重大的刑事案件。”7月16日上午，郴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吴志勇给记者拿来了一份7月12日的郴州日报，那上边有一篇“就依法查处体育竞猜俱乐部聚众赌博案有关问题市公安局局长孙湘隆答记者问”（以下简称“公安局长答记者问”）。
“主要是社会上的传闻太多，针对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公安局有必要把事实告诉大家。”他说，在往常，抓赌博的事情应该由治安支队来办理，这一次，由于引起了上头的高度重视，就转由刑警支队办理案件，公安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20名干警组成的专案组。
现在，郴州市公安局已经抓获并刑拘了4名股东以及3名涉案成员，收缴和冻结赌资510万元。除了仍然在追查罗万军他们是如何转庄到广东的地下赌场之外，公安局基本上掌握了整个案情：
2001年10月，看到发行体育彩票有钱可赚，罗万军就找到了郴州市体育局，同局长邓国贤商谈发行彩票的事宜。邓国贤告诉罗万军，体彩已经被承包出去了，不能再搞，不过，还有体育竞猜项目可搞，不如双方合作搞体育竞猜，具体操作方案须双方到外地考察后请示上级再定。
2002年1月18日，体育局副局长王宜白、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谭新与罗万军、李献军先后到株洲、邵阳考察体育竞猜情况，并对投资及分成事宜进行了商讨。郴州市体育局还制订了郴州市体育竞猜有奖活动实施方案。
4月7日，体育局以成立体育竞猜俱乐部名义，与罗万军签订了一份协议，这当中含有变盘、转移庄家等盈利措施。协议中还规定，由罗万军单方出资100万元作为保证金，交给体育局并负责场地设施，而体育局则负责办理有关手续以及协调各方关系，并且负责资金管理，至于分成，体育局与罗万军一方，按盈利额四六开分成。
签订协议后，罗万军马上租用了“玖合玖”超市二楼，作为体育竞猜俱乐部的场地。
接着，罗万军分别找到李献军（男，30岁，曾经在学校担任过4年老师，从1999年至今在外面做生意）、蔡麟（男，46岁，从1994年至今任郴州市正兴装修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郴州市政协委员）、陈新民（男，30多岁，宜章人，做建材生意，现在逃），一起凑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以及50万元装修款，同时委派李献军出任体育竞猜俱乐部总经理，负责俱乐部的具体业务，而刘科锋（现取保候审）等人则负责电脑业务，其子罗方黎（24岁，在逃）则负责转后庄工作。
另一边，市体育局则委派黄能（53岁，郴州市体育场场长）出任俱乐部的董事长，同时派出专人担任会计、出纳。4月12日，王宜白与黄能一道，向市民政局申报登记了“体育竞猜俱乐部”，其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为3万元。
从4月13日到6月25日之间，体育竞猜俱乐部沿袭澳门的赌博方法，以猜输赢、猜大小、猜单双为形式，开设赌博场。
“起初，体育竞猜俱乐部是以2元一注，对‘意甲’、‘英超’、NBA篮球赛等赛事结果进行竞猜，因无利可图，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开赛后，他们通过互联网，下载澳门赌球规则、‘盘口’和赔率，并将押注金额提高，通过打广告招揽赌球‘生意’，使每场球赛参赌人员多达数百人，押注金额达百万元以上。为了减小风险，他们与广东地下赌场相勾结，将部分赌资转移。”从“公安局长答记者问”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自4月以来，体育竞猜俱乐部收取参赌投注资金为4200多万元，盈利800多万元，其中转后庄所投注总金额近1300万元，盈利430多万元。
6月10日、6月20日，罗万军、李献军、蔡麟等人两次分得赌场获利赃款120万元，其中李献军分得赃款24万元，而蔡麟则是12万元，其余款项都在罗万军之子罗方黎处。至于郴州市体育局获利的80万元，也被认为是非法所得。在查封体育竞猜俱乐部当晚，公安局现场收缴赌资达305万余元，已罚没上缴国库，随后公安局马上冻结了体育竞猜俱乐部的账户，资金达205万余元。
体育局长：历史会还人们以真相7月15日下午，得知被“两规”
的体育局局长邓国贤“已经回来了”，记者马上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电话那头的邓国贤声音宏亮，他希望记者体谅他的处境，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第二天，亦即7月16日，市委将会对他以及体育局党委书记段建平、副局长王宜白作出处理决定。
“历史总会还人们以真相的。”在近十分钟的通话里，裹夹着邓国贤这样一句话。
7月16日晚7时30分，记者再次拨通了邓国贤的电话，正在外面吃饭的他说自己的心情不好，很抱歉，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体育局的同志都知道情况，你到体育局去吧。通过另一渠道，记者才知道，原先已经初步形成的决定有了变动，并且对于邓国贤来说，可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彩民：“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政府失察，体育局失职，庄家与彩民违法。”据可靠消息渠道透露，这是对郴州赌球事件处理的基本定性。
事实上，事态的发展以及责任分割一如大家所见，体育局的有关负责人被“两规”，接受党纪以及行政处分，而庄家则被刑事拘留，至于彩民，虽然已经被定性为“赌徒”，然而却没有适用治安处罚条例，除了“赌资”被罚没之外，还没有听说有彩民被处以罚款的事情。
同时，在许多彩民眼里，市政府、公安局、体育局以及庄家这几个层面，都被他们简单而自然地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去。对于卷入同一桩事情的三方被处以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疑义，“难道是因为大家的身份不一样吗？”
自己开公司的王先生也认为，这个事件的责任，现在几乎全部摊到彩民们的身上了，显然是不合情理的。王先生当时下了两万多块钱的注，“如果体育局也不能代表政府，那么谁能代表政府呢？”事实上，在“公安局长答记者问”中，政府方面的表述已经非常明确：“事实证明，市体育竞猜俱乐部不是政府行为。对于一些制造假象欺骗群众，甚至煽动群众闹事的别有用心的人，要坚决依法依纪予以查处。”
“一出了差错，就总能找到理由说不是政府行为，那么请问，什么才是政府行为？”
最早向本报报料的李先生认为，从这个案例出发，以后举凡工商、税务还有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搞的活动，如果说都不能代表政府，那么谁还会来参加这些活动？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完善政府监管机制，这样，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恰当的机制进行追究，不会再出现这样一种推三诿四的现象。
很显然，在这一事件中，当地政府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
：来源：2002年7月18日（责任编辑：董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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