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他坚持要单独呆着，他不断量体温，也要我量；而夜里他和我都没睡好，迷迷糊糊的，稍清醒就伸手去摸对方的额头，看烫不烫……”邱勤说道。丈夫STEPHEN发低烧的那两天，邱勤夫妇就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STEPHEN来自德国，在上海一家德资企业任高级主管，同时也是一名高级工程师。自从结婚后，温柔体贴的邱勤就成了一名全职太太。在这SARS横行的时段里，STEPHEN的许多德国同伴纷纷选择回国，而STEPHEN留下没走。STEPHEN说：“我的妻子在上海，我的家在上海。”

　　由于同事的休假，更多的工作压在STEPHEN的肩上。3月下旬，公司在广东有一个工程项目，STEPHEN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个出差任务。4月上旬，工程暂告一个段落，STEPHEN回到上海。4月26日，意外发生了——STEPHEN的体温有所升高，连测2次，体温计上水银柱的位置都牢牢停在37.5摄氏度的位置上，而STEPHEN平时的基础体温一般为36.7左右。发低烧？在这个时候发低烧？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STEPHEN向公司申请休假，并要求邱勤和孩子住到孩子外婆家。邱勤把孩子送走，再转回来坚决地告诉STEPHEN：“我不走”。自从两人结婚以来，除了STEPHEN出差之外，夫妻俩就没有分开过。事后，记者问邱勤“怕不怕染上SARS”。邱勤老实地承认：“怕”，但对丈夫的情感冲破了恐惧，她相信STEPHEN的发烧跟SARS无关，更相信“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强”。

　　邱勤采购了足够2个人吃好几天的食品和菜肴，打算将自己和丈夫“隔离”在家几天；她翻出家里常备的退烧药，给STEPHEN服下，再给他蒙上厚棉被发汗；她用毛巾包着冰块敷在STEPHEN的额头上，帮助降温；她安慰STEPHEN说，很快就会退烧的。

　　STEPHEN也不相信自己是SARS。他跟记者开玩笑说，他计算过在上海“挨”SARS的概率，这个概率比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还低，而他买彩票从来没有中过奖，因此，SARS要想“命中”他没那么容易。尽管事后STEPHEN表现得如此轻松，但在当时，他有许多忧虑——万一真的是……，他最担心的，是感染给心爱的妻子。他坚持自己单独一个房间，他尽量减少与妻子的近距离接触，他每隔半个小时量一次体温，并要求邱勤也量。半夜，两人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探对方的额头——邱勤担心STEPHEN体温再度升高，而STEPHEN则生怕邱勤被自己连累也开始发烧——还好，大家的额头都凉凉的，不烫。

　　有爱，就有未来。邱勤和STEPHEN的爱情和信念终于战胜了疾病，以及对SARS的恐惧。2天后，STEPHEN的体温恢复正常，接下去的几天也都稳稳地维持了正常体温。“警报”解除了……

　　本报专稿/记者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