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8名中国新闻记者遇难。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的第一批新闻记者。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凤格以及同机的三名分别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全部遇难。一时间，举世为之震惊，各国舆论哗然。围绕“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原因，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调查，直至40多年之后，终于真相大白。 “我原来也是准备搭乘那架飞机的，后来在香港临时改变计划，结果幸免于难。”坐在我面前的刘茂俭先生，当年也是新华社赴万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从他的口中，我们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总理派他的专机回来接我们” 定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一次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加的国际会议。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为了报道这次重大的国际会议，新华社派出了以对外部主任沈建图为组长的5人报道组。刘茂俭当时是一位年仅22岁、但技术精湛的年轻译电员，他和摄影记者钱嗣杰作为“先遣队”于4月1日抵达香港，打算在那里做些前期准备再于4月11日与沈建图等一起飞赴万隆。但是刚到香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就通知他们第二天搭乘荷兰“芝万谊号”轮船，陪同外交部的两位信使先到雅加达再继续转往万隆。 建国初期，新中国还没有直飞雅加达的航线，所以周总理原定也准备4月11日乘坐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号”前往雅加达。当时总理刚动完阑尾炎手术，尚未完全康复。因应邀去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周总理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沈建图、李平等人抵达香港后，会同已在那里的黄作梅一起，于4月11日中午从香港起飞，但很快就与地面失去联络。当时刘茂俭等正在万隆焦急地等待，到了晚上获知飞机出事了，第二天才证实了这个消息。刘茂俭说：“当时外电报道中都加了一句话：‘飞机上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因为这次谋杀的目标是周总理！”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彻底追查肇事者，将特务分子逮捕法办。刘茂俭回忆说：“但是凶手没有抓到，直到40多年后，此事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一起由台湾特工头目谷正文主谋的刺杀事件。他们估计周总理会乘这架飞机，便以60万港币的巨额赏金买通了香港飞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周梓铭，令他将伪装成牙膏模样的TNT炸药作为洗漱用品送上飞机，结果这枚定时炸弹在飞机起飞4小时后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惨案。 刘茂俭还讲道：万隆会议结束后，他们原定5月5日乘船返回香港。结果5月1日忽然接到通知：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当晚8点要请他们吃饭，10点钟就安排他们坐上了飞机。而这架飞机正是周总理的专机，总理抵达云南后令专机返回，把当时还留在当地的10多位记者和工作人员安全运送回国。据说事后警方在他们原先准备乘坐的轮船上发现了300多发子弹和一些枪支。 和平年代里牺牲的第一批新闻记者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的8位记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和平年代以身殉职的新闻记者。其中新华社记者有3人，包括沈建图、黄作梅和李平。 沈建图是中国对外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他1915年出生于新加坡。在延安，沈建图任新华社英播部编辑，英播部每天发的稿件只有5页稿纸，但世界从此开始能够听到来自陕北解放区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成立对外新闻编辑部，沈建图是第一任对外部主任。在朝鲜战争谈判期间，沈建图在朝中代表团负责新闻发布，他用“吴敏”的笔名撰写了60多篇新闻和评论，受到高度评价。中英文俱佳的他，牺牲时年仅40岁。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是继乔冠华之后的第二任香港分社社长。他1916年出生。1936年到香港湾仔政府货仓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黄作梅被派往伦敦，创办新华社伦敦分社。1949年6月返回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革命是有牺牲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是黄作梅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对已经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雷善儒说过的话。细雨霏霏的清明节刚过，记者走进雷善儒老人的住所。72岁高龄的她，已是两鬓斑白，但回忆起4 7年前的往事，思路还相当清晰。那时，她和黄作梅结婚已经五年，夫妻恩爱。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实质上是中国驻港的官方新闻机构和代表机构，作为社长的黄作梅工作十分繁重。 “他当时已经预感到可能会出事，临上飞机前反复嘱咐我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们。”说到这里，雷善儒老人有些感伤。“4月11日接近中午，我接到飞机出事的消息，明知道是很难再救回来了，但还是有侥幸心理，想飞机有救生设施，可能会没事。” 47年过去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渐渐走出人们的视线成为遥远的时代记忆。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依然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石碑的正面有周总理的亲笔题词，背面有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写道：“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文/闵捷裴闯张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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