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为什么要联姻？京津冀面临大挑战
2002年7月18日10:30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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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
在穆学明和吴良镛们看来，他们的设想有着充足的理由。
北京病了
一个城市无法“独善其身”，这句话对于北京来说，是很恰当的。看看北京吧，路是越修越多，而车是越来越堵。“要让北京有机疏散。现在的‘单中心’很不得了，国庆节我和老伴儿去天安门广场，进去就出不来了，没车子呀！”吴良镛先生说。
现在，很多北京人不敢想像早上上班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情景，也不敢保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的时间有一个大概固定的数字。于是，很多人把目光从北京市区瞄向了城市边缘或郊区，用发展卫星城、建设“十大边缘集团”等手段将人口向城区以外疏散。
但是，这样的方式又给城市增添了新的负担：CBD完全建成后，意味着在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0万个工作岗位，每天上下班，这些“白领”在从京城四面八方向CBD涌入或流出CBD时，附近地区交通所承载的压力可想而知。一些家庭即使在郊区购置“Townhouse”，但是为了减轻工作或学习的路程负担，仍会在城区内租住小些的住房，重复性的消费，给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和给城市带来的土地资源负担何其沉重。
北京病了，那是数十年来失衡的城市发展战略带来的直接恶果。
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半个世纪。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的北京，已是面孔模糊。在蓄意的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
北京也曾确定“分散集团”城市发展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城市规划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弱小又分散，导致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地低效蔓延。
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说，北京目前的城市建设，实际上是在80年代的基础上摊大饼———20年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由二环摊到三环、四环、五环，不仅越来越不适宜居住，而且已经非常不利于城市的经济运行和行政运作。
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只能表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相当严重。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而穿越这座城市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
吴良镛教授也呼吁，长期以来被认可的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城市发展模式并不能为北京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足够空间。因为扩散之后还要聚焦，但是聚焦点只有一个，结果成了扩散越大，“聚焦”时的压力也就越大。
吴良镛教授忧心忡忡：北京直到今天依然面临着当年的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超过当年。禁用含铅汽油、修建新马路和立交桥、装备道路交通管理监视系统，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现代化”措施显然不是治本之策。 他认为，“修路建桥永远跟不上城市的膨胀，”缺乏整体的深入研究，就难免影响全局决策，不能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有效的控制，“作为世界大城市，未来的北京将有更大的发展，质量上将有更大的提高，现在的城市发展只是序幕。
如果我们不能高瞻远瞩，只是因循过去的决策，迁就现实，那必将重复过去的遗憾和失策。所以说，探讨大北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那么，北京的出路在哪里？是成为“世界城市”。“全球性的‘世界城市’概念正在兴起。人们认识到，城市的范围必须突破以往的行政区划，城市的发展必须注重地区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吴良镛说。
将北京放在更多的区域里考虑其未来发展的道路是治病的“良方”吗？吴良镛认为应该是可以的，那就是“葡萄串”。
“大北京”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利用磁悬浮连接京津唐，沿交通轴布置“葡萄串”式的城市走廊。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葡萄珠的大小和内容，并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通过引导地区中心的发展，居民可以方便地兼得城乡之利，包括就业、交通、教育、文化功能的满足，并保护好山丘、湿地、濒水地区等自然形态、自然资源，兼得景观、休憩之趣。在适当的地点，布置科技产业园区等新的城市功能区。
将交通轴、“葡萄串”式的城镇走廊融入区域生态环境中，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塑造区域人居环境的新形态。
失落的天津
去过天津的人都知道，那个城市的房价要比距之仅100余公里的首都低得可怜。首都的百姓可能没有人相信可以用每平方米2000元的价格买到四环以内的商品房，可是，在天津就可以。此外，现在还有一些人为省钱，把婚宴挪到天津去办。
提起将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一些天津人说，我们没有指望奥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2008年的奥运会，对天津人在地理上来说是那样的近，而在感情上，他们又是那样的失落！
细心的天津人发现，一些奥运项目，北京奥申委可以将之放在远在山东的青岛市，而对于眼皮底下的天津却没有过多的考虑。
天津人失落了：“如果是在以前，哪会有这种事？”以前，天津是北京富人们的后花园，那里有外国人的租界，而现在空落了一个“天津卫”的雅号。难怪一些南方人到天津后会发出“这是天津吗？怎么这么破”的疑问。
其实，穆学明那个“舞蹈着长矛冲向风车”的提案代表了一部分天津人的梦想。穆学明身在天津，长期痛感于天津的衰落。
京津不能合并，在穆学明们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如果京津可以归一，联手积极利用海向腹地，充分使用现有水运交通设施，物畅其通，地尽其利，而且更便于发展跨国企业，便于资源、资金、技术、产品的输出与输入。
实际上，现在京津塘高速公路已经将北京、廊坊、天津、塘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联系起来，根据我国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总体布局，在沿海地区将形成五条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唐产业带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地理、市场以及相关产业政策都在积极催生京津一体，“京津为什么不能合并呢？”穆学明问，“北京的七环就到了廊坊，距离我们天津的三环已经不远，北京建成十环，不连也得连了。”
有人说，京津两大直辖市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下来的双胞胎，但天津由于营养不良，几乎变成了“寄生胎”。对此吴良镛说，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它不应该是盲目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城市发展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赛局，相反，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彼此合作，可以共同制胜。“必须打破僵局，在公共争论中谋求双方同意下解决之途径。”
当北京几乎成为一座围城，寻求突破便成为当务之急；当天津在与北京的城际竞争中难以获得先发地位而日渐衰落，寻求妥协与分工便成为现实选择。
所以，专家们说，将北京和天津放在“大北京”的环境下考虑，不是天津“攀高枝”，不是北京“扶贫”，而是双方互惠互利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天津人的一厢情愿，也是北京的出路。
京津冀面临大挑战
实际上，天津的落伍相比于周围河北省的其它城市又要好很多——北京市相邻的河北省的北部和西部，甚至南部的地区，都还是相对的贫困。“一个相对落后、甚至说是不发达地区的中间，就像是在一座山的山顶，这是不相适应的。”
更有人认为，北京的发达是在建国以来北京发展的区域规划牺牲了周边地区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北京要反哺周边。”农工民主党中央调研部研究员谭卫和说，“我们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上不能就市论市，要跳出来。要真正做到整个区域的协调与稳定，关键一点在于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从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益、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发展的角度来实施经济行为，像墨迹扩散一样，以富裕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谭卫和更认为，牺牲冀北落后城市的发展支援大城市的发展，是得不偿失的。
有学者指出，相距130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正沉迷于各自的中长期规划不能自拔，两个城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已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
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地区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洲地区即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已与京津冀北地区相当。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2，至1990年降至1／14。特别是天津，与珠三角洲、长三角洲等地区相比差距愈来愈大。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
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但是现在，它已经滞后于珠三角洲和长三角洲的发展。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洲、广州之于珠三角洲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反拉动”。20年内，珠三角洲和长三角洲走向了良性循环，而环渤海经济地区却愈来愈没落———
“可以说整个京津冀北地区都面临挑战。”吴良镛说。
在去年，也就是“大北京规划”被通过的前几天，在华南的广州市召开了关于“大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中国城市论坛，这次论坛的基调是：一个国家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实际上是大城市和大城市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有产业的聚集，只有城市才有国际竞争需要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
在这次论坛上，京津唐遭受了冷落。
在“大北京规划”中，“葡萄串”串起来的不仅仅是天津和北京，还有唐山、廊坊、保定、张家口，不是1＋1，也不是1＋x，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乘除的数学题。来源：2002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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