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作家退会缘于作协问题成堆?》的报道在湖南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专家、作协会员和文学爱好者纷纷就此发表看法。
田中阳(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湖湘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我对余开伟比较了解。作为一个评论家,他曾经批评过余秋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多作家违背中国文化人特有的个性原则,余开伟看不惯。余开伟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应不排斥作家自己,对文革中某些作家的行为是可以谅解的,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里,不象社会现实低头的作家并不多,不必要掩饰对作家的批评。
权力、金钱对作家的腐蚀是有的,现在有些作家有了一些文学成就去追逐名和利。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泉眼里流出来的是泉水。这样的作家肯定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写出来的作品大多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更不用说写出能够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来了。
作家为权力存在着勾心斗角,有些作家很具有官场的做派。余开伟对这些事情表示过愤慨,还有张扬也看不惯这种作风,对这种情况也发表过批评。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些作家把换到钱作为自己最大的骄傲,并且把作品沉溺于其中。他们极力去迎合庸俗大众的口味,不符合精神产品本身应具有的文化内涵。作家对权和利的追逐,已经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作协不能发挥它正常的作用。余开伟对此表示愤慨,我认为愤慨是不解决问题的。作协的改革关键在于体制的解决,发发脾气,表示一下愤慨,于事无补。
我希望余的退会行为不是为了炒作。当然现在存在着一些作家与名人为了提高知名度而进行媒体炒作的行为。不过以我对余开伟的了解来说,他也不会进行媒体炒作。希望作家的退会行动能引起作协的警觉。
陈果安(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作协早就应该进行改革。根据每个人的个性而言,有的作家想参加作协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有的作家则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机构,没必要加入,这并不影响作家的创作。现在有些年轻的作家想加入作协,他们把这看做是一个头衔。对于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来说他是不会在乎这个头衔的。
唐浩明(著名作家,《曾国藩》、《张之洞》作者)
作协是一个群众性组织,加入是自由,退出也是自由。退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因过去太少,这次才引起广泛关注。
有很多作家对湖南作协的现状不满。听很多作家朋友说,将近5年作协不开会,这很不正常,作协机关有点处于瘫痪状态。余开伟两人作出退会的决定,对湖南作协难免会有一些波动和影响,希望这件事能促进作协的改革。
其实,他们两人最好不要退出,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改变。湖南作协工作固然没做好,全国其他作协对作家的创作功能在逐步淡化,作协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在下降。但如果在50年代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作家也是不会申请退出作协的。作协是作家共同的家园,每个人都有义务让它变得更好,大家可以一起来改变它,使它成为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对余的退会,作协应引起思考。作协成立已经50多年了,在许多方面都沿用老一套。中央提出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在新时期,作协应把工作重心放到如何改革机制,为本地文学创作服务。作协应与时俱进。
王开林(湖南作协专业作家):首先,退出作协是他们的一种权力,他们这样做很好地表达了对作协的不满,虽然是个人行为,却反映了会员普遍的愤慨,这是可以理解、值得赞赏的。
省作协的选举不再是一种公平竞争,变成了一种人情,可以说变成了某种门票。有的领导不懂创作,造成作协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每年省委宣传部拨给作协的资金有几十万,不知用到了什么地方。就连作家因公出差的费用都没法报销。种种原因造成作协机构不能正常运转,造成作家的排斥抵制感很强。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能说罄竹难书,但也可以说上三天三夜。
他们两人这样做是为了进步,为了促进湖南文艺界向前发展,让沉寂多年的湖南文化界重现生机。
陈同学(湖南师大大三学生):对两位作家退会的事,我早就听说过,而且极为关注。我本人是文学爱好者,为他们两人的举动叫好。
我上高中的时候看过《湖南文学》,感觉还不错,但这样一本存在了50年的刊物现在却停刊了,我感到很遗憾。他们二人的行为也许存在炒作的成分,但对于湖南作协的改革来说未必是件坏事。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同时,我也希望看到再次出版的新的高质量的《湖南文学》。
伍同学(湖南大学学生,某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过个人作品集)
我对此我感到震惊。
我虽然是某省作家协会的会员,确实算不上是一个作家,但我也能加入作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作协入会条件的降低,但不能据此就说作协整体人员的素质在下降。也许湖南作协甚至其他省的作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作家不应以退会这种消极的方式来解决,而应积极参与。我觉得一两个作家的退会是影响和改变不了作协的。
退会行为是作家的自由,旁人不能非议。既然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仅因为是第一次,不能排除他们炒作的嫌疑。
刘同学(大学生):我虽然爱好文学,但对作家的退会,不太关注。其实,作家退会,并不会影响他的创作。如果他有真才实学,在哪都能创作出留芳万年的文学作品来。我觉得他们的退会不应是媒体炒作行为,因为炒作只能带来一时的名气与关注,一个作家最终靠其作品被记住。当然当今社会确实有一些作家利用媒体炒作提高自己的名气,但我觉得能写出《汪精卫》与《东京大审判》作品的人与文艺评论家,勿需依靠炒作,也不会炒作。
袁先生(某报编辑)对于余开伟与黄鹤逸退会的事情,不应该过多的讨论。他们退会虽是全国首例,但这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他们两位在湖南来说是有影响的作家,但并不能上升到影响文化湘军与湖湘文化发展这一个高度来说。我觉得媒体不应过多报道,否则真成了一种炒作行为。(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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