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项名为“百名博导推荐书目”的调查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读者广泛关注。赞同者称这项调查“很有意义”，“对年轻人很有启发”；反对者则指责这项调查是“商业行为”，调查者“不务正业”。而这项调查的主要策划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年仅24岁的硕士研究生李朱在给本刊发来的Ｅ－ｍａｉｌ中，坦率道明了自费发动这项调查的真实动机和行为过程。本刊略作删削，发表如下：
撰稿／李 朱
疑问和向往
还是在大学时代，我就经常听说中国社科院拥有着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大师，社科院主办的多数杂志也都是国内一流的核心期刊，甚至于许多大学都承诺给那些在社科院主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颁发几千元到上万元的奖金。疑问不禁在我心中产生：为什么那么多的社科大师都在社科院？凭什么他们办的杂志就是核心期刊？我能不能从这些大师的身上学习、借鉴到一些成功经验呢？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去接近他们，并且能让他们把成功经验介绍出来呢？好奇心使然，我决定要去寻找他们，我要去见这些社科大师！
但是，我如何才能见到他们呢？这一问题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那一段时间，我苦思冥想，夜不能眠，最后终于发现：考研尽管不是接近大师的唯一途径，却是最佳途径，因为成为大师的弟子，更容易去接近他们。这就使我在第一次考研失败之后，作出决定：宁可先不工作，辛苦点，我也要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当我提出不要就业协议，真正放弃就业机会的时候，冷眼冷语随之而来，无论是亲人、领导、老师、同学还是朋友。我只能保持最起码的沉默，无言以对。
也就是在毕业的那一年，我来到北京专门准备考研。寻师之路，由此拉开。事实上，这也是一条不归路，我只能大胆地向前走，别无选择。无论是走给自己看，还是走出自己的路，让别人评判。
走近大师的途径
当我接到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依然是罕见的沉默，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又能说什么。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家人、告诉舅舅、告诉那个一直鼓励我好好努力的女孩，“我考上了”。我知道，寻求社科大师的历程刚刚开始。
来到研究生院的时候，我面临的第一大压力就是，如何赚到下个月的生活费，以便养活自己。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我感到愧疚，我不能再向他们伸手了，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以外，我想尽办法去赚取那微不足道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300元。接近大师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但是，这一梦想从没被放弃过。
转眼一年过去，在勉强维持自己生活的过程中，我依旧在想接近大师的事情，在想能否找到一种最佳的办法去接近他们，去让他们把自己的部分成功经验介绍出来。当我想到这些大师的有些成功经验是不可摹仿借鉴的，而有些则是可以学习借鉴的，比如读书的经验就属于后一种，我能不能从读书这个角度去使得这些大师透露经验呢？但是，读书就如同他们的吃饭一样，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又怎么能在读书方面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呢？实在是想不通。
忽有一日，冒出一想法：读书其实是有方法的，社科大师也不能例外，而且他们的许多学术思想必然与读书有关系，或者说他们从所读过的大量书籍中汲取了营养。我就想，他们都读了什么书，如何读书的，从什么角度去看书，又从书本中汲取了什么营养？想到这些，我终于知道，这方面的经验才是我所要寻找的，才是我能够学习借鉴的。
紧接着，我就想到通过问卷去调查他们，请他们把自己的读书经验写出来。因为，电话采访中，导师们可能考虑得不是很透彻、说得也可能不系统，而我也可能误解了他们的意思，书面调查就成为最好的调查方式。马上设计问卷，反复修改问卷样式，要使得填写问卷对导师来说是很简单的，毕竟他们的研究工作都很繁忙，不能耽误他们太多的时间。
当我在问卷中仅仅列出两个问题：“哪些书曾影响了您的学术思想、为人师表？为什么是这些书籍？”的那一刹那，我流下了少有的泪水。
办法是想到了，问卷也设计好了，还缺少应有的活动资金。为了筹集这笔资金，我只有继续披星戴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赶写稿件；在大家都回家过年的时候，我还在整理着录音磁带。年三十，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彻夜空，五彩的烟花也在刹那间展示自己的美丽，但这都不是属于我的。我有的只是走近社科大师的梦想！
2月份，我终于通过自己的劳动，筹集到了第一笔活动资金。我想，我该动手了。
问卷内外的人格风采
由于社科院的管理体制不同于一般的大学，实行的是，各研究所的部分研究员在研究生院招博士研究生，这使得他们在研究所是研究员，在研究生院是博导身份。而我选择的调查对象就是这些在研究生院带学生的博士生导师，无论是正在招生的还是不再招生的。
当我通过各种途径把上百份的问卷发出去之后，反馈出奇地好，因为我不仅收到那些充满密密麻麻文字的问卷，还经常发生一些感人的事情。如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城市中心的傅崇兰老师，刚开完会回家，就与我聊了近3个小时，给我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博士，尽管抱病在身，还填写了问卷；同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罗肇鸿老师在半夜1130的时候，还打电话过来说问卷的事情。法学所的刘瀚老师，尽管病情严重，一直在医院治疗，还抱病填了问卷，并写信说：“你做的这项调查很有意义。”经济所的朱绍文老师也已年近90，还写信鼓励我说“祝你成功！”87岁的汪敬虞老师在电话中问我调查的进度。经济所的张卓元老师在开“两会”期间，还在思考如何回答我们的问题。工经所的周叔莲老师刚出差回到家，就填写了问卷，邮寄回来。全国政协委员白钢老师亲自赶到研究生院，送来认真填写好的问卷；近代史所70岁的陈铁健老师在ＳＡＲＳ盛行的时候，还亲自从亮马桥赶到研究生院来，为的就是当面鼓励我继续努力。
全国政协常委徐更生老师在自己小孙子生病时，还担心问卷回复得是不是迟了，还建议我再进一步调查，看看这些社科大师的学术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这一形成过程对年轻人也能有启迪作用。经济所的朱荫贵老师经常在电话中给我出谋划策，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工经所的李海舰老师建议我在调查结束的时候，能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最好与重点大学博导推荐的书目做一个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林老师还建议我做进一步调查、分析，因为读书并不是影响这些导师成长的全部。
大师就是大师，部分导师还将认真的治学态度同样贯穿在问卷调查中。经济所80岁的宓汝成老师，为了一个标点，在信笺中专门写了一段说明。经济所80岁的聂宝璋老师，为了“《饮冰室文集》还是《饮冰室合集》”，一定要我查清这一字之差。77岁的戴园晨老师表示，他是考虑很久才动笔填写问卷的，“因为不能误了年轻人”。
当然，感人的后面也有一些恼人的、伤心的故事。比如，我曾到一个47岁的导师家拜访，他那种傲气使他说出许多很难听的话语，使我想到他是如何评上博导的？一个文学片导师一再强调我所在的系，有许多在职研究生，说他们不误正业，说我的调查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不好好做学问。一个经济片导师在电话中答应填写问卷，在5分钟之后再叫他的学生转告我他不想填写。也有一些导师的问卷是应付、糊弄我的，简单地写上一本书，一句话的理由，而我要求的是5本或5个系列的书，详细的理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一就是双向选择，我坚决拒绝他们的问卷，退回给他们，请他们重新填写或者放弃。
不管怎样，我从这次调查中的收获是不少的，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方面。
博导的经验之谈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回收了110份问卷，完全符合要求的有89份问卷。从这些博导的问卷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做人是做好学问的前提。比如，经济所王诚研究员认为，“做人是做学问不得不服从的前提”。戴园晨研究员写道，“我读过不少思想修养方面的书籍，都起过积极的影响作用。”李实研究员认为，“陈寅恪一生追求学术自由之精神值得我辈学者仿效。对一个本土学者来说，做好文章容易，保持应有道德并不容易，保持高尚的道德很难，在非常的环境中保持高尚的道德更是难上加难。陈寅恪保持了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文学所周发详研究员认为，“衡量一个人的素质，有智商也有情商，做学问也不例外。”
■做学问是很艰辛的事情，必须学会忍耐和坚强。杨一凡研究员写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双目失明后，能以顽强的毅力写书，这种感人精神使我终身难忘。其实，治学也要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比起保尔来说，不知道好过多少倍。一想起保尔的故事，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近10多年来，我身患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是书中主人公的人生哲学，鼓舞我战胜困难、以苦为乐，在学术研究中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尤其是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广泛阅读和涉猎文献十分重要和必要。郝时远研究员说，“开卷有益，读书未必一定要局限于自己所学专业，只有广博的知识基础才能做好精湛的专业。”徐更生研究员说，“我所掌握的有关学术理论和资料，都是从无数著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广泛阅读论文更有助于掌握资料，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大量浏览学术文献并形成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上，才能批判地吸收前人的观点。”戴园晨研究员提到，“我在治学上是广读群书，博采众长的。我认为，在当今信息量非常大的时代，只有广泛浏览，才能获得丰富的知识，掌握学科发展的动态。”
■很多导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令后人汗颜，如今的年轻人一定要打牢国学功底。刘瀚研究员说：“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通读几遍《四书》是很遗憾的。另外，从国学修养的角度来说，《四书》也是必不可少的。”夏勇研究员提到，“一部《论语》让我开始懂得了祖先的品德和智慧，感知了‘仁’的深邃博大，觉察了后人的无知和轻狂”。
从反响中感悟到责任
我初步总结出这些结论后，感觉自己知道了如何去读书，如何去思考，如何真正学会学习，学会写作。结论是有了，关键是对自己的借鉴意义，我正按照这些社科大师指明的方向前进。
当我自己从这些导师返回的问卷中受益的时候，我在想：还有许多像我一样渴望求知的人们，他们为什么不能从这些问卷中受益呢？我学习的是财政专业，财政学讲的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而我做的调查其实也是给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公共产品，给他人带来帮助，带来收获，启发大家新思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应该把这些问卷公开。
在与导师反复商量的基础上，我决定陆续地公布他们填写的问卷。从结果来看，得到了读者的热烈反响。许多读者甚至表示，要按照导师推荐的书目去买书、读书。也有人打电话来直接来问我，其他导师推荐的书目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呀？问卷调查而最终形成的书会在什么时间出版发行呀？等等的反响都迅速反馈回来。
从他们的反响中，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不能辜负读者的期望，因为他们也渴望像我一样和大师实现互动交流。我也知道，我做对了一件于人于己都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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