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日军侵华罪证《世界画报》 |
在“七·七事变”65周年之际，一批日本侵华新罪证在郑州首次亮相，其中包括：以照片记录日本侵略中国的《世界画报》、侵华日军的随军日记、日军占领武汉纪念图、日军攻占上海地图、日军攻占上海的嘉奖册、日本海军轰炸中国的地图、几十张日军专用明信片等。专家认为，这些资料在国内非常罕见，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有价值！这些资料是郑州青年张墉冒着危险从日本收购的。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名叫张墉的爱国青年。 一位日本老兵将自己的随军日记送给张墉，可惜日记的关键部分被撕掉了。于是，他产生了收集日军侵华证据的念头 2000年底，张墉作为郑州公派出国的研修生来到日本，一家设在琦玉县的空调工业会社接纳了他。社长虽然是日本人，但对他很照顾，将自己的一套空房子给他和另外两个中国研修生住。这房子地处居民区，左邻右舍都是日本人。 在大学里张墉学的是电器知识，来这里后被安排到空调生产第一线，虽说每天工作8小时，但劳动强度大。一天下来，他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这时候，一位日本老人过来看望他们，带来的提袋里装满了水果。老人说：“我叫冈崎，是你们的邻居。给你们带点水果，年轻人应该多吃这些。” “谢谢！”张墉接过了提袋。 “我到过中国。” 张墉问：“去干什么？旅游吗？” “不，参加战争。但是，我很喜欢中国！” 张墉这才知道他是一位日本老兵。但是，初次见面，张墉不便多问，就岔开了话题，与他聊起了日本的风土人情。 此后，老人一发不可收，每天都过来送蔬菜水果。随着他们交往的增多，谈话也越来越深入。老人告诉张墉，他今年80岁，曾是日本军人，属于松井石根（二战时的日本甲级战犯、陆军大将）的部队，参加过侵华战争。因为忏悔当年在中国的罪行，所以多年来患了失眠症。他说他讨厌战争，并一个劲儿地骂自己是混蛋。 老人还说，他的部队长最近写了一本回忆录《浙江的山山水水》，给他这位下属送了一本。张墉灵机一动：从书里说不定能找到日本侵华的罪证，就向他借阅这本书。让张墉失望的是，这位部队长在书中只是表达了对中国风光的喜爱之情，并未触及政治与军事。于是，张墉问老人，有没有描写战争的资料。 老人回答：有，自己的随军日记。 于是张墉向他索要，他起初不给，次日又主动将日记赠给张墉。可惜这本日记已被撕掉了一半，虽然写到了战争，但是只触及了皮毛。老人的举动代表了部分日本人的心态，他们尽管知道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却不想承认这段历史，甚至想遮掩、抹杀历史。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张墉的脑海：搜集日军侵华的罪证！ 一年内，为搜集日军侵华的铁证，东京的20多家旧货市场他几乎每一个都转了不下三遍 可是，到哪里去搜集日军侵华的罪证呢？张墉想到了东京的旧货市场，因为琦玉县与东京相邻，两地相距只有几十公里。日本的旧货市场都分布在各个神社里，每周星期六、日才营业，属于地摊跳蚤市场。 每到双休日，别的研修生忙于打工，张墉却坐车赶往东京各个旧货市场“淘金”。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挣钱，后者却是大把大把地花钱。 张墉至今还记得当初收购第一件资料的情景。2001年春季，他来到八幡宫神社的旧货市场。在地摊上扫来描去，他没有发现很有价值的目标。正在他失望之际，突然，一件名为“武汉陷落纪念”的物品吸引了他的目光。 这幅纪念品是一张纸，上面印有1938年武汉陷落时的照片、地图以及夺取武汉的部队长的照片。张墉觉得这东西很有价值，就过去问价钱。 “1万日元。” 张墉吃了一惊，因为他每月的补贴只有7万日元，生活费、交通费得花5万日元，电话费1万日元，所剩的零花钱只有1万元。如今，这一件纪念品就要1万日元。他说：“太贵了，能否便宜点？” “不能，如果没有钱，请你走吧！” 张墉受不了这种轻蔑的口吻，来不及多想就掏出1万日元，买下了它。 “这是我搜集的第一件日军侵华罪证，也是最好的一件！” 接受采访时，张墉兴奋地告诉记者。初战告捷，张墉兴奋异常，信心大增，决心继续下功夫搜集日军侵华的有关资料。此后，每个双休日张墉都要到旧货市场“淘金”。一年内，东京的20多家旧货市场他几乎每一个都转了不下三遍。 一次，他在东乡神社市场发现一套八本《世界画报》（支那事变专号），他眼前为之一亮，拿起来翻阅。这是国际情报社出版的，其中的上千幅图片都是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占南京、上海等地的过程。直觉告诉他，这资料极有价值。但是，要价9600日元，他总共只带了1万日元。如果买下画报，连返程车票都买不起，只好硬着头皮讨价还价。经过软磨硬缠，最终以8000日元成交。 从琦玉到东京往返车费以及市内交通费一次需要4000日元，他每月1万日元的零花钱，连一月的车费都不够。于是，他开始向同学借钱。借钱毕竟只能应付一时，最后还得还。他打电话告诉在国内工作的妻子，说自己搜集日军侵华的资料，钱不够花。妻子通情达理地说：“有好东西只管买，我给你寄钱！” 2001年夏季，在天满宫神社市场，张墉从一大堆旧书里翻出了一件日军的嘉奖册。它记录了1938年日军从南京到徐州、上海每次战斗的详细内容，包括“毙敌多少”、“我方伤亡”、“缴械若干”、每人的立功受奖情况等。他如获至宝，高价买了下来。 当然，并不是每次出击都能有收获。张墉说，空手而归的时候也很多，一是因为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二是因为有的商贩见张墉是中国人，不愿意卖给他，或者故意高价刁难。有一次，张墉看中了一枚支那事变从军纪念章，日本商贩见买主是中国人，坚决不卖。 专家看完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惊叹道：在国内非常罕见，对研究二战非常有价值！于是，有人愿出高价购买这些资料 到2001年底，张墉的资料收集了满满一大箱子。张墉说，搜集资料是秘密进行的，不敢让别人包括同学知道。但是，时间长了，旧货市场的商贩都认识了。有些爱钱的，主动“献”上日军侵华资料。有的人却处处刁难，甚至跟踪他，弄得他提心吊胆。 张墉打算于2001年12月1日动身回国，头几天晚上他就开始失眠——一年的“地下工作”硕果累累，他高兴；但是，怎么将它们带回国，又让他头疼。自从美国“九·一一事件”后，日本海关的检查十分严格。所有行李都得打开检查，如果这些资料被查出来，不准出境怎么办呢？ 后来，张墉还是决定把东西放在行李里。他将这些资料掺杂在书里，然后用塑料袋分别包装。可是，经过海关检查时，张墉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上。工作人员要求他开箱检查，他将旅行箱打开。工作人员见全是学习用书，挥手放行，他长出了一口气。那一刻，他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漫长！ 回到家里，张墉歉疚地告诉父母、妻子：“别人在日本一年，回来时要带几十万日元。我只有这些资料。”亲人却一边欣赏张墉搜集的珍贵资料，一边笑着说：“这资料比什么都金贵！这些都是日本人侵华的铁证，看日本人还怎么赖账？你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啊！” 张墉的大学同学李军峰前几年曾经赴日本做研修生，得知张墉的举动，十分敬佩他：“我们都有一颗爱国心，但是能像张墉这样做的，很少！” 这些资料到底有多大价值呢？为弄个究竟，6月下旬，张墉请郑州大学历史系现代史研究专家徐有礼教授对这些资料进行了鉴定。徐教授鉴定了侵华日军日记、日军占领武汉纪念图、日军攻占上海地图、汪精卫叛国声明、日军攻占上海的嘉奖册、日本海军轰炸中国的地图、8本以照片为主的记录日本侵略中国的《世界画报》、一批日军专用明信片等资料。上面不但有日军的情况，还有德、意两国军队的情况和图片，内容非常丰富。 徐有礼教授说，这些资料在国内非常罕见，就他所知，就是国内专门收藏民国档案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也没有这一类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有价值！ 闻讯后，新华社随即播发了“一批日本侵华新罪证在郑州首次亮相”的消息。有人愿意出高价买这些资料，张墉坚决拒绝：“我冒着危险，费时费力弄回这些珍贵的资料，不是为了钱！”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有点困惑地说：“这些资料怎么办呢？卖给别人吧，我的确不舍得，它们浸透着我的心血。捐给博物馆吧，我也不放心，因为某些博物馆不一定珍视它们。可是，一直放在我家里，它们无异于一堆废纸！” 针对此，徐有礼教授呼吁：近一段时间我国连续发现一些日本侵华的资料，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有关部门可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举办一个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另外，也可以把它们提供给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张墉觉得徐教授的话有理，他打算搞一个展览，然后与其他日军侵华资料收藏者联手，成立一个日军侵华罪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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