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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长沙6月10日电(记者刘涛易红)刚刚挤进人群，我们就感觉到那份愤怒：一张张脸涨得通红，两位年轻的女护士在向身边围观的人叙述时，因为激愤有些难以措辞；一位穿着白大褂、个子不高的女医生喃喃地说：“如果当医生当得连做人的尊严也没有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5月11日18点20分，记者赶到位于衡阳市区的南华大学附一医院时，数百名医务人员正聚集在一起，要求“还我医生尊严”、“维护医院正常秩序”。
当日凌晨，衡阳市郊一3岁男孩来院急诊，经抢救无效于凌晨1时48分死亡。死者的家属及一些不明身份者，对值班医生袁小平大打出手，致使他颅底骨折、颈椎间盘膨出；为“找医院领导”还强迫他抱着死尸达三个多小时，袁小平身心备受摧残。
“5·11”事件经南华大学学生在网上披露后，震惊全国。在一系列卫生医疗改革措施陆续推出的背景下，医患关系这一愈来愈敏感的话题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小儿猝死，医生受辱4小时
5月13日晚，记者在铺满鲜花的南华大学附一医院ICU病房，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有着19年儿科执业经历的副主任医师袁小平。因为颈部受伤，他的头上戴着颈托。“对我个人的侵犯，我要用法律讨回公道，不管多艰难。这是支撑我不致崩溃的唯一原因。”
5月11日零时30分左右，衡阳市郊一位3岁男孩被送到南华大学附一医院急诊。刚接班不久的袁小平发现“患儿呼吸急促、口唇发绀，迅疾送到急救室5号床吸氧”，同时施行一系列抢救措施，并由其父尹盛军在病危通知单上签字。
死者爷爷尹吉国(当时不在现场)的说法是：“我儿媳妇告诉我，孩子刚进医院时还唱了一首儿歌。病危通知是在已经给孩子屁股上打了一针，发现不行了才让签字的。”
凌晨1时48分，孩子的心跳停止；2时10分宣告临床死亡。据袁小平介绍，患儿死后，其父母就离开了病室。大约5分钟后，来了两个自称是死者父母朋友的人，在听完自己对孩子死因的解释后，要求对孩子未用完的药物予以保留，患儿尸体待其爷爷看一眼后交医院处理。袁小平当即表示同意。可是，随后死者未用完的输液瓶被撤下了，这成为袁医生受辱的导火索。
输液瓶为什么会被撤掉？据衡阳市政府处理此事的负责人介绍，是因为当晚急诊病人较多，当值护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腾出床位时撤掉的”。袁小平接受采访时解释说，这是医院将尸体送太平间前应做的必要料理，包括清洁、整理衣服、撤除各种治疗等，而“未用完的输液瓶至今还保留着”。
这引起了4时30分左右赶到的死者家属的极大愤怒，认为院方“破坏了现场”、“企图消灭证据”，遂将桌上装有消毒液、用来盛温度计的两个搪瓷缸掷向袁小平。袁小平说：“我当即感到两眼火辣辣地难受，看东西模糊。”。接着又一个盛蒸馏水的2.5升的搪瓷缸击中了他的右耳。此时袁小平身上被淋湿，右耳流血。
死者家属方多次提出要见医院领导，没有结果后，对袁小平的攻击开始升级。
据袁小平自述和医院急诊科护士薛永姣、急诊科主任王芳顺等多名目击者介绍，从早上6点左右开始，袁被胁迫抱着患儿尸体，在医院游走“找医院领导”。袁小平回忆说：“刚被推出急诊科，左后颈部就挨了重重一击，后来据目击者说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用铁棒打的。”这正是导致他颅底和颈部受伤的重重一击。
从设在医院门诊大楼的急诊科经过医院办公楼到家属区，又从家属区走回来，袁小平说：“我被他们推着，这样赤着脚(拖鞋在遭殴打中掉了)走了两个回合，大概二三十分钟”。
8点左右，死者家属将袁小平推到门诊大门前，让他面对街道抱着死者，对围观群众喊：“这小孩是我一针打死的”。袁小平说：“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种屈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当然不能喊。”但拳脚随即雨点样落到了他身上。为了减少肉体创伤，保留生命，袁小平说：“我终于违心地喊出了一生中最耻辱的一句话。”
到上午9时左右，袁小平被医院职工、医学院实习医生解救出来时，他已被限制自由4个多小时，被迫抱着患儿尸体达3小时左右。参加解救的医院外科主任说：“当时袁医生目光呆滞，让他把尸体放下他都不会放。”
急诊内科当天的值班医生曾斌说：“一个教授就是这样被他们赤脚游行，整个场面就像电影里看到的白色恐怖世界。我们医院在场的人全都哭了。”
医患矛盾升级谁之过
据了解，这是南华大学附一医院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殴打医生、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事件。
4月10日晚10时，衡阳市一房地产集团负责人李某某送其饮酒过量的妻子来医院急诊，因认为当值医生周小和用药慢，就抢过处方和输液卡，扯下周的听诊器抽打他，随李某某来的人拥上来一起拳打脚踢。
周小和说：“我赶紧叫保安。可是一个保安进来刚要劝阻，就被对方一人抽了两个耳光，然后又追着他打出去。”周小和趁乱躲进了放射科一间废弃的办公室里。大概一刻钟后，李某某用手机邀集了数十人冲进了医院，并与医院保安发生冲突。4名保安被打伤住院治疗，医院急诊科近三小时无法工作。周小和在躲了四五十分钟后才被110干警救出。这一事件至今尚未处理。
记者从衡阳市公安局110出警大队了解到，去年仅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发生的比较大的医患纠纷至少就有7起。
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病魔，医患双方原本应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为何屡屡陷入仇视与暴力的深渊？衡阳“5·11”事件的发生，再度提醒人们关注医患矛盾频发后的深层次原因。
医院重程序服务轻人文关怀。引发事件的导火索是患儿死后身上的输液瓶等治疗被撤掉。从技术层面说，医院是按“医疗常规”操作，本无可厚非；但对于刚刚承受失去孩子之痛的家属方来说，医院无视双方事先约定、采取的这些行动无疑深深刺激了他们本已十分脆弱的神经。有关调查显示，引发医患纠纷的四成原因与医务人员的爱心、责任心、同情心有关。据介绍，大型医院医生门诊日接待量都在四五十人以上，远高于平均每个医生接诊4.5个病人的全国水平。在这种长期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再要求医生多一些人性关怀和亲情服务，或者有些苛责，但无疑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院方的漠然、推诿，使医患纠纷控制和处理的最佳时机丧失。据调查，袁小平从凌晨5时被挟持，到早上7时40分间，“竟无一位医院领导出面做协调阻止工作”。对此，医院院长的解释是“我们是按照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程序进行的。”据南华附一医院的职工反映，所谓的按程序，就是出现纠纷基本由医务科和保卫科顶着，医院领导能不出面就不出面。据了解，能躲就躲、躲不了就赔钱了事这是当前许多医院采取的一致做法。南华附一医院每年医疗纠纷补偿支出都在三四十万元以上。可因为不见面、不沟通、不协商，患者方怨气愈积愈深，最终容易采取过激行为，医患冲突升级和恶化；同时也在社会形成一个怪现象，即“大闹得大钱、小闹得小钱、不闹不得钱”。衡阳市警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警告诉记者，这起事件中是否有社会帮会势力参与尚不得而知，但当地确实有专门靠帮患者到医院闹事、赚取报酬的“职业队伍”。
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刘爱华认为，“湖南医疗卫生发展环境已经到了卫生界难以忍受的程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纠纷是医院和患者双方的事情”这一模糊认识在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中普遍存在。她认为，理解患者方在亲人遭受病痛折磨、甚至被病魔夺去生命时，心情之急切、理智之混乱，正视当前医疗服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社会期望存在相当距离，但绝不意味着患者方的一切行为，包括侮辱、殴打医务人员，只要冠以“医患纠纷”之名，就能超越法律法规的约束。衡阳“5·11”事件中，袁医生被胁迫数小时，没有得到公安干警的及时解救。个中原因尚在调查中；但据衡阳市公安局110出警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类似事件处警原则就是制止“正在发生的”双方冲突，“至于医患纠纷，理应由医院和病人自行解决”。
衡阳市副市长王宏认为，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推进，医患纠纷只会越来越多。因为医生与患者“短兵相接”的背后，其实是一系列社会矛盾在共同起着作用。人的生存权作为人权的核心正日益受到推崇，对生的渴望使人们对承担救死扶伤责任的医院寄予很高期望；与此同时，社会处在转型期、利益处在调整期，随着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体制、社会就业和收入分配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深入，需要人们承担的维护自身健康的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显著加大；一旦医院的做法不能达到期望值，就极易产生不满情绪甚至过激行为。
重构和谐医患关系
5月28日，衡阳警方正式向外界宣布，直接造成“5·11”医生受辱事件的3个人--死者爷爷尹吉国、姑姑尹盛美、舅舅黄叔军(在逃)已于23日被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正式批捕。对于26岁的尹盛军来说，刚经丧子之痛，亲人又身陷牢狱，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始料未及的。不管这起震惊全国的医生受辱案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它留给当事各方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显然是短时间内无法愈合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正在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
由于心存恐惧，衡阳“5·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袁小平所在的小儿科的同事就集体向院方提出辞职或内退。据了解，这家堪称“湘南最好的医院”近年来医生流失现象较严重，50来岁的医生走了一半，有的转岗做行政，有的转行做药生意，1994年以后分来的大学生中有20来个通过考研究生走了。“白衣天使”的称谓在医务人员自身心目里不再能激起职业自豪感。据报道，中国医师协会对5个省区1956名医师的随机调查显示，54%的医师表示不愿自己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同时患者对医生的信任逐渐瓦解，时刻警惕医生是否开大处方、大赚黑心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怀疑正在演变成“集体不信任”。有的患者尽可能地不上医院，一旦发生医患纠纷，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患者。有关人士担心，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这一状况可能导致医疗服务市场的“崩溃”。
可喜的是，新近关于实行医疗机构举证倒置的若干规定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为科学公正处理医患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4月1日，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开始实施；同月国务院公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将于9月1日正式实行，在确保患者权利的同时，也明确了对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不够刑事处罚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有关人士建议，国家应把试验阶段的医疗职务保险制度完善后尽快推向全国。医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当医务人员在履行医疗职务保险过程中因过错而使患者权益受到损害时，由保险公司为其提供责任保险，将个体的风险转化为社会共同承担，这是既能切实维护患者权益、又能从制度上消除医务人员后顾之忧的根本途径。
同时，人们更呼唤以真心去重塑医患关系，彼此多一些同情、理解和关爱；少一些冷漠、猜疑和暴力。因为对病魔不屈的抗争、对生的热切渴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皆同此心。毕竟，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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