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参加了院里召开的一个防治SARS会议，回来后，她对护士长说了句：“我感觉有些冷”，接着就病倒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3月20日开始，北京人民医院出现了第一例SARS病例。医院的医生介绍说，当时没有认识到严重性，整个3月份病人倒不是很多；但是到了4月9、10、11日，病人多了起来，每天有上百个发烧病人。丁大夫是医院的专家组成员，SARS病人的确诊要通过她，所以几乎每一

　　个来人民医院就诊的病人都要经过她的手。

　　人民医院是北京SARS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共89个医务人员感染了SARS，急诊科是重灾区，感染的护士24个、医生1个。人民医院急诊科大夫张小明介绍说，急诊科护士得病多，最早在4月上旬就出现了，减员比较严重。丁大夫管护士，自然接触多。急诊科原来有7个大夫，后来就剩了2、3个。急诊科前主任楼滨城是与丁秀兰共事16年的老领导，他说，丁大夫原本身体很好，没什么病。她从中学就开始锻炼，常年坚持，没有间断，每周都去游泳，能一口气游1000米。她4月13日得病，5月13日去世，足足拖了1个月，跟她平时身体好、免疫力强是相符的。

　　倒在防线上

　　急诊科是医院抵挡SARS的第一道防线。4月9号人民医院组建SARS病房，急诊科主任被抽调走，丁大夫担当急诊科的责任。

　　急诊科护士王芳是最早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之一，她说：“那时丁医生白天要看就诊的病人，晚上要看我们，休息时间特别少。她经常提醒我们说要加强自我保护，结果自己也倒下了。”

　　开始时丁大夫还不能肯定自己得了SARS，因为那时候诊断标准比较模糊，关键的诊断标准是肺片，可是她的肺片上看不出问题。据她的家人回忆，她还对家里人说，要是不发烧了，当天晚上就可以回家了。

　　不过她已经隐隐预感到了什么，尽力避免让护理人员接近自己。楼滨城说，丁大夫隔离后他曾去看过她，丁隔着窗户摆摆手不让楼接近。

　　治疗严重的SARS病人需要用呼吸机。呼吸机是进口设备，上面都是英文，很多护士操作不熟练，丁大夫就手把手教大家使用。到了4月中旬，急诊科护士病倒一大片，严重减员，她在病中挣扎起来亲自去操作指导。王芳回忆说，有一天夜里将近12点时，丁大夫自己举着输液瓶走到护士病房，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教护士使用呼吸机。她告诉护士要关注细节指标，比如呼气和吸气的比值等。病床上的丁秀兰仍然没有闲下来。她详细地将自己的患病感受、病情发展情况记录下来；看到诊疗专家前来查房，就和他们探讨病历。她说：“这些都是难得的资料，出院以后我还要好好研究。”

　　据楼滨城介绍，丁秀兰祖籍是宁波人，丁秀兰在“文革”中初中毕业，先分配到朝阳医院当卫生员，由于工作出色，不久即调做护理工作。1976年，丁秀兰被推荐到首都医科大学学习。

　　据她的同事张小明医生介绍说，丁秀兰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在那个年代，丁大夫读的是工农兵学历，在医院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显得相对吃亏一些。前些年有规定，说工农兵不能提正高职称，后来又说条件够的也可以提。丁后来凭自己的实力顺利通过教授级别。

　　据张怡介绍急诊科是人民医院最忙的部门，每年留观量达到3万多人次，最忙的时候，一个输液架上要挂3个输液瓶，紧急抢救更是家常便饭。这种紧张的环境容易诱发医患纠纷，但是从来没有患者对丁大夫提过意见。楼滨城回忆说，凡是发生此类问题，我总是派丁秀兰去专门守候，化解矛盾；她总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守就是半天、一整天，10多年来，总是让人那么放心。

　　隔离区外的亲人

　　丁秀兰的爱人申业桐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由于单位在全国各地承接业务，他必须常年出差。4月13日，申业桐由贵州出差回京的前一天，丁秀兰发觉自己感到特别冷，于是到医院主动要求隔离。

　　从此以后丁秀兰就没有跟家人在一起了。她的外甥女王莹回忆，“我们最后看见她时，她还在人民医院隔离，她打电话来说想吃饺子，我们就包了饺子，送到医院。我们进不去，只能远远地看见她向我们挥手，送我们走。”

　　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王莹说，在人民医院时，我们还能通电话，了解病情。4月22日丁秀兰被转往地坛医院，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我们那时候特别着急，以为她的手机没电了，就是没想到她已经病得很厉害。” “这是因为丁大夫来地坛医院后第二天就上了24小时不间断呼吸机，没办法通话”，与丁秀兰同一批转到地坛医院的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王芳回忆说，“丁大夫的病房跟我是隔壁，我那时病得很重。4月23日早上，她对同室的病友说浑身乏力，感觉不好；到8点左右，她说调呼吸机的时间到了，就摘了氧气，说要到我房间来给我调呼吸机。结果正下床时，查房的医生来了，发现她情况很不好，就不让她下床。从此她再也没有下过床。”

　　王芳说，起先丁大夫上的是无创呼吸机，还能用手写东西来表达；可是不到1周，病情严重恶化，就作了插管，由于要用镇静剂来辅助，所以此后她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丁大夫的爱人后来打过好几次电话，叮嘱说要是她醒过来，就让我转告她，家里人永远支持她，远在异国的女儿也支持她。不过遗憾的是，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转告她，因为她始终在昏迷之中”，王芳说的时候，连连哭泣。

　　“她转到地坛医院以后，外面一点消息也得不到，家里都快急死了。我们托了很多人去打听，开始时没有消息，只能从报纸上得到一丁点消息。因为最初在人民医院时她的病情还不是很严重，而且她平时身体很好，我们盼望她会好转”，丁秀兰的外甥女王莹告诉记者。

　　那时她们唯一能得到丁秀兰信息的渠道是地坛医院的询问病情热线，每天4点，热线会通报病人的病情。王莹说，这时候全家人都会守在电话机前听几个指标：氧饱和度、白细胞、热度等。通过热线，家里人知道病情在加重，担心得了不得。到4月底，住在地坛医院的一个人民医院副院长告诉王莹，丁大夫已经上了插管，她爱人听了一下子就哭了。

　　插管之后，丁秀兰的病情向另一个方向恶化。王芳说，由于用药量大，器官负载过重，发生了肝、肾等多器官衰竭，张小明说，地坛医院的透析机不够，还到人民医院来借。到后来，北京市还专门为她发起专家救治，SARS专家钟南山也亲自会诊，但已经无济于事。

　　5月13日凌晨，丁秀兰离去了，终年49岁。王芳说，那天晚上，她住在隔壁病房，能听到对讲机的声音，清楚地知道抢救进行到了什么程度。

　　“她自己根本没有想到出不来了，没有处理任何后事。我们曾写了一封信，托地坛医院的门卫带给她。后来在清理她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这封信，也不知道她看了没有。她爱人一说起这事，就痛哭。”王莹说。

　　王莹说，人民医院将为丁秀兰塑造一尊铜像，她的女儿将在5月中旬回国，参加铜像落成仪式。本报记者 王 虎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