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阿德·阿札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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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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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近在伊拉克和其周边阿拉伯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应该超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解除它的那些恐怖武器这个目标，它应当帮助阿拉伯世界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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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8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动摇。强烈的民主化潮流压倒了独立时代前所建立的一切。随后，狂热的伊斯兰主义像一阵致命的狂风吹来。它带来了安慰，诱惑了年轻一代，而且为发泄不满和反抗情绪提供了一种语言和途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拉伯世界的种种问题被局限在当地，但是移民和跨国恐怖行动改变了这一切。阿拉伯世界烧起的烈火开始向其他地区燃烧，而美国自己则成为一群已经不再相信能在本国和本国统治者那里得到任何正义的愤怒者的首要攻击目标。正是9·11事件和它产生的剧烈影响，使得美国对伊拉克不再倾向于采取遏制政策而采取了更换政权和“彻底改造”伊拉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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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脱离宗教枷锁进入现代社会所需的斗争最终还是要靠阿拉伯人自己来努力。但是实力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强国的意愿和威望有助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趋势向现代化和改革的方向倾斜。“美国人就要来了。”强硬派伊斯兰教徒们在塔利班快速败北之后这样说。当他们四处寻求保护时，他们的援助资金、煽动者、金融网络和招募工作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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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派伊斯兰教徒们近几个月来明显开始复苏，源于他们认为美国的侵犯可能已经不具备9·11之后的那种正义性了。而且美国也许已经筋疲力尽了。这些强硬派伊斯兰教徒是很了解政治而且精于算计的人；他们在试探他们敌人的决心。2002年1月布什总统提出“邪恶轴心”后，在阿拉伯人中引起了真正的恐慌。接着几个月里，一种缓和局势出现了。但华盛顿的官僚主义争斗，加上以色列和阿拉法特政权之间的战斗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于是阿拉伯人在几个月之后又重新获得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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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根据认为阿拉伯世界天生就没有自由主义或世俗的传统会拥护美国，并且利用美国的胜利来建立专制统治以外的一种体制。没有多少阿拉伯人会认为这是一场为阿拉伯世界传播自由而发起的威尔逊主义行动。他们的这种怀疑态度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不管是故意还是不得不那样，美国的势力一直是建立在与不受欢迎的军事统治者和君主们交往的基础上的。美国从未信任过这些地区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相反，她为了图方面而选择了和掌握政权的独裁统治者们交往，容忍着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政治劣根性。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新角色需要打破这种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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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泛阿拉伯主义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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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新政权也许能愿意向充满敌意的泛阿拉伯主义告别。在新伊拉克，回应巴勒斯坦号召的热情也许会减弱，如果这种热情的产生仅仅是由于巴勒斯坦人一直是萨达姆的忠实支持者。以前一贯是伊拉克这个地处阿拉伯世界边缘、远离地中海的国家在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烈火添加燃料的，而她明知道得益的是靠近火堆的约旦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在新政治制度下的伊拉克也许自己会认识到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并不是伊拉克该关心的问题。伊拉克接替烂摊子的新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也许能会明白：给巴勒斯坦自杀“烈士”的家庭提供奖金的行为对于一个负担沉重的国家来说是毫无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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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伊拉克政治秩序将给予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更多权利，这两部分人口对阿拉伯主义的教条都没有尽忠的责任。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并不欠阿拉伯世界什么。伊拉克反对派们在阿拉伯世界政治领域中是极度孤立的。萨达姆的反对者既没有埃及或沙特的赞助，也没有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街头百姓”的拥护。他们在伦敦和伊朗之间活动着，而到最近才得到美国的赞助。他们可以自由地建立一个不必顾及阿拉伯要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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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的一位受尊敬的思想家，儒麦西，最近曾表示，他认为把伊拉克作为其他阿拉伯榜样来讨论有些过分，伊拉克无论是在君主制时代还是在1958年革命后那些过激派掌权的动荡时代中，她在现代阿拉伯世界的活动中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重要地位。儒麦西说的有一部分也许是对的，因为这个国家是很特殊的，而且她缺乏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交流的文化开放性，比如像在开罗、大马士革或贝鲁特就有这种文化开放性。但是伊拉克解放后的前途在于：从阿拉伯主义中挣脱，避免扮演毁掉了自己前任的那种政治角色。想想埃及在受到阿拉伯召唤（Ａｒａｂ ｃａｌｌｉｎｇ的压力下，毁掉了纳塞尔时代建立的光明希望。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希望自己陷入这种枷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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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伊拉克政治活动的毛病归罪与泛阿拉伯主义，是对这个动荡国家的历史一种粗暴简化，少数人依靠手中的鞭子不但控制了政治领域而且还剥夺了其他社会团体合理诉求的权利。伊拉克一直是一个由库尔德高地人、沼泽阿拉伯人、逊尼派教徒、什叶派教徒、土耳其人、亚述人、犹太人和迦勒底人所组成的社会。但是掌权的一直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城里人，是奥托曼帝国（逊尼派）中有特权的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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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曾经通过和逊尼派教徒合作来统治伊拉克，因为他们正确地估计到：一个只有20％全国人口的统治阶级是很容易服从于外国监护势力的。但历史残酷地嘲弄了英国人：逊尼派的阿拉伯人选择了一条最佳途径，他们既充当了殖民统治者的代理人，又担任了激进、好战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的传播人。在外国势力的强迫下，政府一直置身于国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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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恐怖手段使这个政权可以不受社会控制并且可以摧毁一切潜在挑战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家族化、更无情、更趋向逊尼派，也更阿拉伯化。在1993年的一次军事行动后，亚述人被毁灭了。随后这个政权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并把他们驱逐出境。剩下的竞争对手只有什叶派教徒、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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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权的权力在增强。萨达姆的同乡提克里特人（Ｔｉｋｒｉｔｉｓ的统治地位使该政权的权力逐渐得到巩固，使该政权独立于其周围更大的社会团体之外。在伊拉克还没有陷入残暴统治的时代里，提克里特人是靠生产用山羊皮吹成的筏子为生的。蒸汽船的出现破坏了这个行业。因为偶然事件，提克里特人在军事院校和情报部门里找到了出路。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事业：国家恐怖主义。他们的统治必须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借口，而泛阿拉伯主义被证明是排除异己的一个完美工具，于是泛阿拉伯主义便成为部落文化的一种现代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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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新月地区（Ｆｅｒｔｉｌｅ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一直充满着互相敌视的社会团体和各种少数民族团体。伊拉克统治者信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避开了那些不明确的领域，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阿拉伯主义教条。阿拉伯世界受迫害的历史产生了激进主义，它使肥沃新月地区的政治带有一种特别暴躁的倾向。萨达姆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他是这个世界忽略和压迫他人的罪过所产生的。萨达姆镇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残暴性格反映的是阿拉伯生活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遗传特性。在阿拉伯世界的东侧，伊拉克和她“最高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虚假的承诺：伊拉克将出现一个泛阿拉伯主义的俾斯麦，他将阻挡东方的波斯人，而且总有一天还将面向西方迎接以色列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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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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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如果能抛弃这种会导致毁灭的诱惑，很有可能会反思政治势力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和国家的真实本性。近年来，似乎阿拉伯的政治传统根本不受民主运动的影响。推翻一个由煽动性很强的恐怖主义邪恶组织控制的邪恶政权，可以使伊拉克人和阿拉伯人抛弃专制主义的种种虚假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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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伊拉克或给伊拉克解毒的工作责任重大。日本自1945年投降到1952年恢复自治间非凡的复苏是一个历史先例。实际上日本的例子已经在美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讨论中出现了，它为推翻独裁者后美国人和伊拉克人将面对的任务提供了一个窗口。应该承认，没有完全类似的事情：多民族伊拉克和日本是不一样的，而美国也是一个和1945年时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了，她已经更多元化了，更多疑了，而且缺乏那种在战争年代和重建日本时激励着她的那种正义使命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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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同之处，日本的先例还是很重要的。在十年的时间里，帝国主义的日本过渡为一个更平等主义、更现代的国家。一个被军国主义毒害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带有和平主义世界观的国家。正是胜利者的正义感推动了这种不朽的事业，并且为实现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贡献了力量。胜利者改造了日本媒体、教育系统和教科书。要想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最终有所回报，这些都是必须做的事情中的一部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那种戏剧色彩和狂妄自大的特点或许是属于旧时代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型高级委员会的过渡性管理，引导伊拉克走向一个正常的世界，她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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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起码让伊拉克能获得像她邻居们的那种半民主政治制度也是很幸运的。这使我们想到土耳其和约旦，即使伊朗也是一个比伊拉克更宽厚的国家，伊拉克就像一个被恐怖的看守监管的大型监狱。假如美国真的会拯救伊拉克人，也许正是伊拉克人所承受的残酷统治是他们得到救恩的原因。在伊拉克得到解放后，伊拉克人将得到援助——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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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理会阿拉伯人对什叶派或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新政府中掌权的恐慌。一个自由主义势力不能支持少数种族的绝对统治。让现在远远不到伊拉克人口20％的逊尼派统治伊拉克，不能作为美国的目标。周围的阿拉伯人不配得到这种宠爱。正是这种恐慌和偏见导致阿拉伯世界注定要分裂。一个总是公正地看待自己遭遇的文化，应当想想自己是如何一边打着巴勒斯坦人的旗号煽动愤怒，一边漠视库尔德人的痛苦、北非柏柏尔人的痛苦、南苏丹基督徒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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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受害者的义愤——一边忽略阿拉伯统治者对其他人所作的，一边为自己的状况哭丧——暴露了一种敌视他人而自我可怜的政治传统。阿拉伯世界应当推动的是，对自己政治经济落后的认识，并且开始探索一条脱离那种有害的宗派主义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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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现在提出了一种联邦制、非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将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同时也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程度的自治，在20年代初期，当他们被纳入巴格达政府统治下时，就曾经给他们许诺过这种自治。在伊拉克现有条件下实施的联邦制可能看上去与其他国家的不太一样，但是要想拯救伊拉克就只有靠它了。它将和那些阿拉伯的专制国家不同，尤其是和那些中央集权的石油国家不同。在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历史中，库尔德人不断遭到哄骗，这种可怕的历史导致了他们形成一种自相残杀和骚乱的习惯。但是库尔德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伊拉克北部他们的祖居地所建立的一切还是值得赞扬的，虽然那是在英美空中力量的保护下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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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斯坦（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在走向繁荣，而且她的主要军阀马苏德·巴尔札尼（Ｍａｓｏｕｄ Ｂａｒｚａｎｉ）和贾拉勒·塔拉巴尼（Ｊａｌａｌ Ｔａｌａｂａｎｉ之间连年不断的争斗似乎也在平息。他们正在试图建立一种议会制的生活方式。这项成就是很脆弱的，而且可能会破裂，但是在两个密切关注着她的敌对势力（伊朗和土耳其）虎视眈眈地注视下，库尔德人看上去有效地控制了他们统治的地区，这包括了伊拉克10％的土地和15％的人口。阿拉伯人是不会对库尔德人有什么善意的，但是在自治期间获得了经验和信心的库尔德人可以给如何建立新伊拉克的讨论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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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或者什叶派并不是非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宗派共和国。20年代创建伊拉克时那种便利条件现在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要建立的必将是一个不同的伊拉克。伊拉克实际上是个多元化的国家，她是一个和伊朗、土耳其、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都有交往的国家，同时还是一个被英国管理了40年的国家，但她也给阿拉伯世界提供了残酷的阿拉伯主义、种族归属感（ｒａｃｉａｌ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无情的家族统治思想。如果伊拉克不同的社团能达成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秩序，她的这种双面性将受到考验并最终退出舞台。一个新伊拉克的“所有权”必须被共用，她的新职能应当是国家和社会以及国内所有主要阶层之间达成的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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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还可以作为美国势力的一种反映，就像它在英国监管之下时那样。美国领导下的新秩序将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阿拉伯人将会认为他们的世界再次成为殖民地。泛阿拉伯主义者将确信伊拉克被从“阿拉伯人的手中”夺走交给了内部的当选数民族，从而使伊拉克更加不敌土耳其和伊朗这两个相邻的非阿拉伯国家。欧洲国家也将寻找这个来自远方的强国在行动中差错。美国国内的意见才是真正重要的，他们关心的是帝国主义负担的耗费和回报。大英帝国结束在伊拉克的统治，是在她筋疲力尽之际，在她占领伊拉克的最后时期，她的ＧＤＰ占世界总产量的8％，而相比之下，今天美国的同类指标是当年英国的三倍。美国可以在伊拉克负担起一个更大的角色，并且超越英国当年的角色。但美国是否有这种决心和兴趣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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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可以破坏，甚至毁灭美国的胜利果实。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环境是艰难或许是无可救药的。它也许会拒绝美国提出的改革建议，而抓住美国的种种罪过不放。阿拉伯世界有无数逃避方法可以选择。它可以掀起关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暴力冲突问题的仇恨怒火，并且把这种怒火当作更进一步的自我可怜、愤愤不平的口实。它的呼喊声可以把那些有可能实施改革的人压倒，那些人将被描述为外国侵略者的帮凶。它可以把自己保护起来，等待着美国远征军的精疲力尽。一个负责维持秩序的强大势力注定将面临一个一边受到她保护，一边又在背地里抱怨她的铁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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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东问题研究教授，李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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