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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今天邓小平访问美国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外交部要为邓小平找一个合适的翻译。我那时已49岁，早过了敬爱的周总理规定的40岁以上不再当一线口译的那条线。可是那时外交部的领导在找合适的翻译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因此副部长宫达非就把我叫去，说我虽然已不是“小冀”，而是“老冀”了，但愿不愿意再试一试为邓小平当翻译。我就回答说：能为邓大人当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荣幸。 当时邓小平是副总理，但美方的接待规格很高，相当于对一位国家首脑的接待。我作为国际司副司长，是邓小平代表团中一个正式的成员，也是为他在所有活动中担任翻译的一个译员。不论是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官方会谈、宴会，和美国政府其他成员以及国会议员的会见，还是邓小平参观德克萨斯的斗牛场，参观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我都是他的翻译。很多方面类似我跟周总理在60年代出访时给他当翻译的情景，只是那时我只有30岁，而此时我已年近半百了。 在从北京飞行17个小时后，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们就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边。我比较高，而邓比较矮，所以平日游览时，我就尽量使身体放低些，好使邓听到我的话。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 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像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很不好，技巧不高等等。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他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工作都非常严谨。在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时，有些议员如杰西·汉姆斯参议员，就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如台湾问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态度庄重而坚定地予以答复，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能放弃台湾，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总的来说，包括电视采访和其他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 在第一桌就座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她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的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者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我也下放农村劳动达三年。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而麦克兰像那个时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国人一样，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所迷惑。“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在1976年秋季，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文革”的极左路线和恶劣做法才受到了彻底批判。 冀朝铸口述 苏为群整理 (摘自《从“洋娃娃”到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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