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就在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第一线工作。对这一点至今我都难以置信，因为我没料到这么可怕的巧合竟会落到自己头上。

　　当时消息来得很突然，早上她还像往常一样洗漱、吃饭，然后骑自行车去上班，下午就打电话来说，她接管的一个病人疑似非典，医院安排她隔离。那是4月7日，到今天，我们已有整整半个月没见过面。

　　隔离前她恰好在读一部法国小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几乎原样复制了书中的情节。在小说开头，主人公里厄医生把妻子送上火车，因为她要去外地养病。不久，医生所在的城市就因流行性疾病爆发被封闭起来，两人失去了联系，直到将近一年后疫情结束。

　　我的医生妻子被隔离时，我也正要出差。作为一名记者，出差自然是家常便饭，但这次离京我心情很复杂。妻子是第一次读这本书，只读一小半就丢在家里了，恐怕要等非典疫情过后才能继续下去。而我早已熟知故事的全部：到结尾城市重新开放时，里厄医生得到了妻子去世的噩耗。我庆幸她还没有读到这里。

　　当然，非典的严重性远不及小说家笔下的恶性传染病，它得到控制的时间也远不用那么久，即使不幸被传染，出现严重后果的概率也要低得多，但是要想让作为当事人的我除掉心中的恐惧和忧虑，实在不容易。

　　万一呢？万一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小说中，里厄在送走妻子时还说了句“得好好保重啊”，而我，在妻子离开时连这么句话也没来得及当面对她说。

　　我不希望妻子知道我这些想法，那会削弱她的信心。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里厄夫妇进步得多了，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随时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这实在说不上幸运，因对情况一无所知而茫然无措和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发展却无能为力，这两者究竟哪一个更好些，很难说清。

　　“我们医院有五个护士发烧了。”这是她4月9日晚给我发的一条手机短信。有生以来，我还从没觉得“发烧”两个字是那样可怕，因为它们不再代表平常的头疼脑热，而是意味着有可能卧床不起，有可能被切开气管，有可能……我不敢多想。接到这条短信后，我每天都对手机提心吊胆，生怕这两个字再出现在屏幕上。

　　10日，她说：“医院里不接触非典的人都不住宿舍了，整个楼都快空了。”这条短信让我心里一阵酸楚。他们那幢宿舍楼有6层，每层30多个房间，原来每间房住三四个人，而现在她却孤零零地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我能体会她的心情。

　　11日是她最艰难的时候。那天周五，有确切消息说下周一他们医院将把她所在的急诊内科病房改辟为非典专用病区，她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申请调到其他科室，要么留下来每天和非典患者接触。“我怎么办？”她问我。

　　其实她有理由离开，因为她并非呼吸疾病和传染病的专业医生，这么重要的工作应该让专家来做。而我，自然盼着她尽早远离传染源。可是她十分犹豫，她说：“我就这么走？这就是临阵脱逃，那多丢人？”

　　我承认当时我很自私，我对她说：“这种时候还怕丢人？我可不希望没有老婆。”

　　她勉强笑笑说：“还有，原来我管那个怀疑是非典的老太太已经确诊了，而且就快不行了。我实在不忍心丢下她不管。她家里人对她特别好，她儿子真是孝顺，每天在那儿守着，现在也被传染了。”

　　我说换了别的大夫一样会照顾她，可她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我都急了：“这事有什么好犹豫的？要么走，要么留，你决定就是了。”

　　她在电话那头哭起来，责问我：“你怎么这种态度？”然后就挂了电话。我很内疚。过了一会儿，又打过去向她道歉。

　　她笑了，说周末两天再考虑一下。14日，她正式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5名专治非典型肺炎的医生之一。

　　昨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又哭了，当然除了累也没更多缘由。

　　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她，这两天北京又凉了，要多穿点衣服。我知道，我是她的精神支柱，同时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想，只要有像她这样一群人战斗在第一线，我们战胜非典就有希望。

　　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