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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性学第一人”刘达临:快乐的性是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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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日12:02 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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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性是文明的进步
“亚洲性学第一人”刘达临教授称办展是为了倡导健康性观念
访谈
人物档案 刘达临其人其事
1932年生于上海，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并担任亚洲性学联会副主席。
1989年至1990年，他成功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性学调查————中国两万例性调查，1992年，调查报告公开出版。
1999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共出版了关于性科学及社会学、婚姻家庭的著作80余部，被誉为“亚洲性学第一人”。
首次亮相深圳的“生殖健康与生殖文化”大型科普展览中，350件展品均出自有“亚洲性学第一人”之称的刘达临教授的私人收藏。昨天，这位性学专家向记者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人性观念发展及演变的独特思考。
大型巡展轰动海内外备受好评
记者（以下简称“记”）：深圳的这次“生殖健康与生殖文化展”是第几次展出？以往的展出情况怎样？
刘达临（以下简称“刘”）：这是一个大型巡回展，此前曾在上海、杭州、天津、重庆、兰州、香港、台湾、日本横滨、法国巴黎、荷兰鹿特丹和德国柏林等许多城市举行，深圳是中国大陆的第18个展出城市。此前海内外各个城市的展览都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备受好评，在成都，每天都有2000人前往观展。
记：你对深圳的这次展览有什么预期目标吗？
刘：深圳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深圳人的性观念相对也较为开放，但可能缺乏科学的指导。性有两种性质，一是人自然性的本能，二是人的社会性，是种文化，我们需要加强的是后者。性的开放也有两个方向，一是性滥交和性放纵，二是科学健康的性开放。我希望更多的深圳人通过这次展览接受到健康的性教育。
性开放应向科学健康方向发展
记：你认为中国人的性观念有着怎样的演变？
刘：最早的中国老祖宗对性并不讳莫如深，是近几百年来的封建社会禁锢了中国人的性观念。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中国人性的禁锢被打破，但摆脱了长期的禁锢后，一些人走得太远，性开放又变成了性放纵，这种状况同样令人忧虑。我们办展，就是要用知识和文化来武装他们，引导和倡导健康的性观念。性开放是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但应向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流于放纵。
婚外性行为不必压制要找原因
记：您曾说过，性的功能不再仅仅是生育而上升到快乐时就是文明的进步，该如何理解？
刘：人类的性行为有三大功能：一是快乐，二是身心健康，三是生育。古代的人认为性行为就是为了生孩子而不是彼此间的爱，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性的生殖功能越来越淡化，性的快乐功能和身心健康功能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而生育不再是性爱的直接目的，逐渐变成了男女情爱的副产品。
记：我们都谴责婚外性行为，可现实中不少人婚内的性生活并不快乐，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这要看这个婚姻的缔结是否以爱为基础，还有婚姻的维系是否足够，是否尽了努力去关心爱护对方。如果维系的努力不够就会导致夫妻关系紧张，而在婚姻内得不到满足就势必到婚外去寻求满足。我认为，不必一味严酷地压制婚外性行为，而要找出原因，引导教育人们正视婚姻中的问题。
性文化的好坏也有国际道德标准
记：在深圳到处可见性用品店，“黄碟”的销售也有市场，这些是否也起到性教育的作用？
刘：这些都是亚文化，真正的性文化是正面、健康的教育。性文化的好坏在国际上有个共认的标准，即性道德标准，它必须“自愿、没有伤害”，不能危害他人和社会。性用品对弥补性器官的不足是有一定作用的，不能否定它，就像人腿不好就要拄拐杖，眼睛不好要配眼镜一样。只要它不伤害到他人，就应该允许性用品商店发展，夫妻看“黄碟”也是一个道理，它能增加夫妻间的性乐趣，于他人无害，无可非议。
性教育是学校、家长的共同事业
记：你能分析一下当前我国性教育的状况吗？
刘：性教育是终身教育，有4种对象，一是从零岁开始的儿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出现性动作，如摸自己的生殖器；二是中学生的青春期性教育；三是年轻夫妻的性教育；四是老年人的性教育。我国对第一种和第四种对象的性教育开展得不多也不理想，而在中学生的青春期性教育中则存在很多问题。性教育内容应包括性的知识教育和性的人格教育，我们侧重于知识这部分，而忽视了性的人格教育。一些学校的性教育往往与家庭发生冲突，家长知道老师对孩子谈“性”往往很抵制，让孩子别听老师胡扯。其实，性教育是学校、学生和家长三方面的共同事业。
性文化博物馆隐姓埋名南京路
记：您为什么要开办一个性文化博物馆，收集那些性文物相信困难很大，你有无退却？
刘：开办这样一个博物馆是想把它作为我的性文化和性健康教育基地，在我死后则留给全社会。目前馆里收藏了2300多件性文物和实物，长年展出的有近1300件。1999年我建立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时，社会上还存在着不理解，当时馆址选在上海南京路，但有两年时间都没能挂出“性文化博物馆”的牌子，因为南京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表示“性”这个字眼不能出现在南京路上。后来我们搬离了南京路到了上海的另一个区才得以正式挂牌。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是件有价值的事情，决不会放弃。
本报记者 郑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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