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畅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 天晔包装厂的厂房是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坐落在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乡南营村的村路边。3月26日12时，女工们三三两两地在不大的院落里逗留。见到来访记者，厂方的3个工作人员快速跑过来，高喊着：“不接受采访，不准拍照！”随即，将大铁门重重地关上了。 这几天，由于这家工厂接连有多名女工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并且有人因此死亡，使其备受舆论关注。此刻，被滞留铁门外的女工李瑞廷急得眼泪汪汪，眼前的情景让她不知所措。她茫然地举着一本诊断书说：“我的妹妹得大病了，怎么办啊。”她所说的妹妹，实际是表妹，名叫葛会珍，姐妹二人都是18岁，来自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近日，葛会珍到北京301医院就诊，被怀疑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进一步作穿刺，但她们没有医疗费用，无法进一步检查，只好在厂里休息。为此，厂里还提供了鸡蛋和排骨汤，但葛会珍的病情却一点没有见好。 来自重庆奉节的刘学清，今年31岁。2000年2月14日，她经人介绍，来到这家包装厂做工。她说，这家包装厂规模不大，开始是40多人，后来发展到六七十人，包盒子、涮胶、剪条子、包板等工序，都是在一个大车间进行。2000年7、8月间，原来20公斤重的小桶胶换成200公斤重的大桶胶，从一个人就能拎，到几个人抬才能运到车间，这种胶开始散发一股特殊的气味，让人感到头晕、恶心。后来，接近冬天，窗子不能打开，厂里安了3排风扇，但风扇时好时坏，插销是活动的，没人敢用。随着冬天过去，室外气温升高，打开窗子后，就没人在意这件事了。 2001年秋天，刘学清感到头痛、头晕，身上出现小红点，同时，出现腰痛、月经量过多的症状。2002年1月13日，刘学清写了请假条说：“我因身体不舒服，不能坚持上班，需要去医院检查，请假两天。”也就是这几天，她出现了牙出血。2月25日，在301医院进行了穿刺检查。3月4日，得出的诊断结果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对刘学清来说，这好似“晴空霹雳”，她担忧地说：“我的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岁，家庭经济情况本来就十分困难，得了这个难以治愈的重病，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呢？” 而女工王迪学，已经因“再生障碍性贫血”离开了人世，年仅26岁。她的丈夫肖鹏对记者说，今年1月26日，王迪学回到了离开近1年的老家，牙龈出血，月经量极多，同时伴有肚痛现象。于是，前往重庆市三峡医院就诊，住院15天，用尽1万多元医药费。他悲愤地说：“春节到了，原以为能回家度过春节，谁料到2月21日（正月初十），她就走了，离开了才3岁的孩子，离开了她多么不愿离开的人世。” 在王迪学的病历上，清晰地记录着这位普通打工者的发病过程：去年4月前，无明显诱因，病人开始月经量增多……今年1月前，病人上述症状加剧，并出现牙龈出血……（经过治疗），病人仍一直月经量过多，并偶觉头晕、眼花，双下肢浮肿。……病人有10个月‘胶水’（苯类）密切接触史。其他病史无特殊。” 年仅18岁的女工肖莹秋，也出现了鼻子出血、昏迷的病状。在离开北京，返乡就诊时，她只能趴在舅舅的背上。而妈妈手拿着卫生纸，随时擦拭她流出的鼻血。而家人，是大年三十之夜赶往北京接肖莹秋回去的。在同样已经确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困扰下，这个春节，亲人脸上没有喜庆，只有抹不去的愁容。 看到肖莹秋的病状，又听说这家工厂多名女工同时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她的姑夫罗广武禁不住拍案而起，先后向北京市劳动局、总工会以及市卫生监督所反映情况，市卫生监督所受理了他的举报，开始对此进行调查。 对此，天晔包装厂的杨厂长称：“我们等着最终的鉴定结果。”对于女工们面临的医疗经费困境，她未置可否。而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所长王义对记者表示，此事“正在查处之中”，尚无最后结论。至于查处进程、调查情况则“无可奉告”。 面对着一个个女工年轻而走向疾病、衰落的生命，一位医务工作者表示，胶、苯等物质，加上通风不好，很可能引起女工们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而率先举报的罗广武则认为，从事与苯有关的工作，恶劣的生产条件可能是“祸首”，发生这一情况，暴露了年轻的女工们在自身健康保护方面意识的淡薄；同时，如果管理部门不加大监察、调查力度，真正负起责任，那么在经济发展和利益的驱动下，会有更多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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