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数度提议无疾而终专家怀疑意识形态色彩强烈标准难定

　　中国酝酿设立人文学科院士

　　教育部日前出台举措“鼓励高校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哲学社会科学何时设立院士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本报实习记者陆南本物记者段宇宏发自北京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教育部将在年内启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这可能是最终实现哲学社会科学院士的一项过渡措施。”中国社科院于祖尧教授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说。

　　中国曾经有过人文学科院士

　　中国为何自然科学有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而人文学科没有院士？对此，《黄河》杂志副总编、研究现代学界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谢泳教授首先进行了修正，即：中国曾经有过人文学科的院士。

　　谢泳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完成了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工作。在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人文学科院士有28人，都是当时人文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郭沫若、陈寅恪、冯友兰、马寅初、梁思成等。

　　这一制度后来在台湾一直延续下来。谢泳说，“准确地讲，是现在中国大陆没有人文学科院士。理论上完全应该有这一制度，但实际上，据我所知，知识界非常谨慎，基本持否定意见，因为现在情况与过去不同。”

　　1949年以后，原来的院士制度不存在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制度，其中人文学科部分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其成员是“学部委员”。学部的建立由中央宣传部负责，胡乔木对此工作很感兴趣。起初，从制度设计来看，大体是准备对接原有的院士制度，当时对外交流时也译作院士。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开幕词中说，“这是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

　　山东理工大学尹玉吉和范跃进教授对院士问题都有专门研究。他们介绍说，1955年设学部委员后，政治运动不断，郭沫若所说的向院士制度过渡未能实现。“文革”结束，从1980年起至1994年，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院士制度相继恢复。有人提议同时建立人文科学院士制度，但最后没有实行。

　　人大议案无疾而终

　　2002年夏天，在昆明的“文科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向教育部官员呼吁建立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制度。他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发达国家都已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施了院士制度，而且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才交叉性培养。而我国社会科学在地位上明显不如自然科学，没有院士就是一个最大的例证。很多年来，像哲学、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在高校招生中根本招不到第一志愿的学生。

　　石亚军向《21世纪环球报道》介绍说，目前很多非官方的高校排行榜都把院士的多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文科院校在这个方面非常吃亏。当记者向他询问为什么院士难产的问题时，石亚军认为主要是选举标准很难界定，“文科研究的是社会科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它与自然科学不一样，不能用一些简单的数量关系来确定。”

　　于祖尧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五年来，这位老人一直强烈呼吁建立“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制度”。

　　“我几乎每一次人大开会时都就这个问题发

　　言了。”于祖尧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1998年，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于祖尧发现，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中，社会科学的地位明显不如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它与计划生育、体育、卫生列在一起。“我当时认为这种做法没有把社会科学放到应有的地位，所以就向报告的起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以前的报告都是这么写的，所以就照办了。在最后李鹏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部分并没有得到改动。”“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真的不高。像我这样的老教授，目前光是在明面上，每年的收入都只有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资深教授的一半，至今住房面积离国务院的规定还有二三十平米的差距。”于祖尧谈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待遇时叹息道。

　　从2000年到2002年，于祖尧连续三次联名三十多名代表向全国人大提议案要求“加强中央和国务院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尽快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的院士制度”。于祖尧的本意是把这个议案上达到党中央和国务院，以求得有关领导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最后人大秘书处却把这一议案转到了社会科学院。而设立院士这种重大决策显然不是社科院所能作出的。就这样，这些议案无疾而终。“我现在也已经卸任了。”于祖尧显得非常无奈。

　　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99年就已经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院士的方案，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回应。

　　评选标准难定学术腐败严重

　　“我们认为目前建立这一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上面并不这么认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议案发起人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分析了目前这一制度难产的关键原因，“这本身涉及到一个评选标准问题，意识形态色彩太强烈。一个学术成就卓著、但与现行主流思想不太一致的人，你说让不让他当院士？”

　　事实上，学术腐败问题也是目前阻碍院士设立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彭永捷教授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

　　采访时表示“并不赞成建立院士制度”，因为目前社会科学界的腐败问题比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严重得多。社会科学本身的难以界定性决定了投机者浑水摸鱼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向记者介绍，目前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导师的评比工作就让人不忍卒睹，一些平时根本不从事学术研究的政府官员照样可以评上这一代表学术成就的荣誉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某所的一个主管领导甚至公开说：“凭什么不搞学术研究就不能当博士生导师？”

　　“设不设院士是中央的事情”

　　3月4日，《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致电教育部有关官员，询问了目前资深教授的评审标准，该官员只告诉记者，目前的这个计划还只是一个框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细则。

　　而且具体的标准也将由学校方面具体制定。

　　他同时向记者表示，“设不设院士是中央的事情”。

　　一位著名文科院校的高层人士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表示，目前这个文件刚刚下达，他们学校方面还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标准。

　　但是他谨慎地向记者描述了一个基本的构想：此人（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候选人）要有博士生导师职称，是学科创始人，是国内公认的学科带头人。比如法律专业的资深教授，他就必须在法学的人才培养方面有重大贡献，在学术著作方面有标志性的成果，参加过国家的立法、司法行动并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后他强调，这位教授一定要坚持意识形态的底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主流人文科学发展令人担忧

　　当下中国有无必要建立人文学科院士制度？人文学科在中国现状如何？如果中国真要开始评选人文学科院士，建立怎样的评选机制和评准？中国的人文院士能否得到社会和国际承认？作为研究学界和知识分子的专家，谢泳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谢泳表示，人文科学的重要性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好与自然科学相比。它是提供价值的，是精神领域里的活动。但很长一个时期里，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令人担忧，价值方面，它没有能给社会提供最好的东西。社会的道德水准到了这个地步，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应问心有愧。因为长期不把怀疑精神、人格独立、不依附权贵、容忍异端等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

　　“在中国，借用阿伦特的话说，是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谢泳说，“此状况下，人文学科由于自身特点，极难保持独立；建立院士制度，最先获取这一位置的肯定是官方认可的学者。”他认为，中国学术界的道德水准和人格因素，在社会中早已失去了精神象征的地位。“不客气地说，如今某些自然科学的院士已不令人尊敬，人文科学再有院士也可能成为讽刺。”谢泳个人觉得，即使评选出来，除个别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学科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同外。其余得到承认的可能性极小。“尤其是经济学，越走红的水平越低，不过他们的出场费却越来越高。在人文社会科学家中，据我所知，经济学家的名声并不好，当然除了个别为弱者说话的。”

　　（本文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可以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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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士名单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他们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61人，他们是：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淑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