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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危机与新一轮全球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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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2月20日11:36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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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当前正在深化中的伊拉克危机，不过是新一轮全球政治的启动器和测量仪。美国大动干戈，势在必行；萨达姆政权以弱抗强，危在旦夕；联合国的调解努力虽加紧进行，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战吁求，无法盖过超级大国战争机器的加速轰鸣。在笔者看来，现在重要的问题，已不再是战争何时发动、采取什么方式、最终如何结局，而是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及其对新世纪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一、“9·11综合征”的发散：国际反恐斗争的变味与超级大国权力的滥用
美国政府愿意把它攻伊“倒萨”的努力，说成是继阿富汗战争之后国际反恐斗争的新发展。这种在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口实下展开的战争说辞，由于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双重标准和它自身令人吃惊的尖端武库建造，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美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耗尽“9·11”事件后它一度取得的某种道义优势。很多曾经对美国抱有深切同情的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对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邪恶轴心”论和“先发制人战略”等“新学说”抱有怀疑态度。国际反恐斗争在美国的导引下正在逐渐变质，国际反恐联盟也因此面临四分五裂的前景。关于“什么是恐怖主义”、“其深层次根源何在”以及“如何制止恐怖主义”等问题，现在变得比从前更加令人困惑。美国单边而顽固的攻击态势，不仅未能消除许多地区的反美情绪，反而使世人对于国际政治有了更多负面的想象。“9·11综合征”仍在持续发散，美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不论其他国家喜欢与否，美国显示出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硬实力和超级大国特有的“孤僻症”，这种东西使美国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蛮力推进它想要达到的任何目标，很少考虑和顾忌其他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要求，令自己的偏好凌驾于多数国家之上。当前不断深化的伊拉克危机，有关各方围绕它展开的新一轮互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蛮力、霸气和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它提示了国际战略失衡的危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紧迫，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的滥用———政治学揭示的这一铁律，不只适合于国内政治，也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二、危机的直接诱因：争夺石油资源、控制地缘枢纽、防范“文明冲突”
不论当事方如何解释伊拉克危机的起源，三大因素实际决定了这场危机的进程与结局：其一是争夺石油资源。伊拉克所处的海湾地区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产地，伊拉克本身拥有世界第二大石油储量；发达国家对这一地区的石油有很大的依赖性，单是美国就有1／3的石油由这一地区进口，而且比重还在上升。一个抱有敌意的政权，控制着西方国家的主要石油阀门之一———这一现状是美国无法容忍的。其二是控制地缘枢纽。从世界地图上看得十分清楚，海湾、中东乃至整个西亚，扼守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的交界处，有多个海上、空中和陆路的重要通道由此经过，属于全球地理要津和战略制高点。如同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前南斯拉夫曾经是北约东扩的绊脚石一样，萨达姆的伊拉克现在是美国控制这一地缘枢纽的眼中钉。其三是防范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间冲突”。在一些有狭隘意识和文化偏见的西方人士看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有可能由不同种族及文明之间的差异所诱发，因此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借此看来，用强力改变伊拉克的政权，有“杀一儆百”和“敲山震虎”之功效，它实际上也是对有所谓“原教旨主义”情绪的伊斯兰国家的一种警示。
三、深层次的症结：伊拉克与中东问题的内在联系
伊拉克危机不是孤立的事态，涉及的绝不只是几个国家的恩恩怨怨。除了上面的提示之外，人们不应忽略这一危机与长期存在的中东问题之间的深刻联系。在中东和平进程获得实质性推进之前，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生存权、发展权均获得真正的保障之前，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穆斯林民众对美国的怨恨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同时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连锁式的反美、反以恐怖活动，这是美国对外对策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美国将不得不应对的长期挑战；只要中东问题没有得到全面和公正的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处理就不可能是低成本的，全球各地（尤其是穆斯林所在的各国、各地区）针对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冲突就不会减少。军事上的成功相对容易，而中东症结的消除却不那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拉克危机只是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个显示器，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的政治紊乱现象之一。
四、“反战轴心”的出现：大国关系新一轮互动的开始
令人感兴趣的是当前大国关系围绕伊拉克危机出现的新动向。一方面，世人从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及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响应态度那里，看到了美国的绝对军事实力和某种“感召力”的存在；另一方面，若隐若现的新反战轴心（主要有德国和法国，一定程度上加上俄罗斯等国）的出现，以及北约在所谓“保障土耳其权益”问题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反映出新时期大国关系值得注意和追踪的苗头。在笔者看来，出现在伊拉克危机上的这种分歧，首先当然属于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它们在战略取舍上的不同，这里面包含对于后萨达姆时代自身石油利益的不同谋划，对于后“9·11”进程国际反恐斗争的不同策略，对于中东问题解决的不同设想，等等。但是，这里面可以看出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历史的不同和对国际秩序的多种理解，其中包括比如说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后果的不同感受，对于可能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不同态度，对于以联合国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权威和国际法的不同期待，等等。毫无疑问，差别甚大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始终是各国不同取舍的首要考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看似作用有限、实则意义深远的差异。考虑到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角色，也可以说，多层次的、富有变换的合作与磨擦，构成了新时期更加多元多极的全球政治。伊拉克危机的处置，很可能是新一轮国际关系变化的开始。
五、联合国的角色与国际关系的未来
伊拉克危机的深化，无比深刻地向世界展示了联合国体系的特殊矛盾与困惑：一方面，世界多数国家依然愿意把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的正式决议作为战争合法性的标尺，联合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看重和赋予道义权威，它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某些新使命（如惩戒某些国家过去的荒谬行为、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批评不民主和违反人权的做法等等）多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另一方面，联合国依然被个别国家当作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至多是道义战争合法性的装饰品；联合国秘书长的竭力介入和某些大国的反对以及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既无法阻止超级大国驱动战车，也不能防备少数国家“另立山头”。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联合国的作用既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始终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不尽如人意、有待改造的世界秩序的一种真实体现。依笔者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失，尊重主权国家及其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平等地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包括有授权并且有限度的国际干预），仍然是这个时代必须依托的国际关系基石，是保持现阶段国际和平的要义，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存在之必要性所在。与某些西方传媒的说法相反，“国家主权”并非消失中的历史，而是充满苦涩又无法抛弃的存在。从长期观察，联合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直面并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这一根本现实。
《人民日报》 (2003年02月20日第十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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