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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铁西区兴工九委是沈阳市最具样本意义的社区之一。这个居委会的辖区共有2810户人家，9835人口，105个院落里，士农工商各色人等一应俱全，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沈阳。
本报访问的每一个家庭所享受的社会保障都不相同，一个小区内、一个单元楼上楼下的人家、甚至一家人中都因社会保障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社会保障明显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人们的安全感，我们发现，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庭，对社保的依赖越大，社保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也越大
黄大妈的阶层分析
两个原因促使我们选择沈阳市铁西区兴工九委作为采访样本。
第一是因为黄大妈。黄大妈今年66岁，是兴工九委的居委会主任。
25岁就开始社区工作的她，据说能把她所辖的社区的9000口人的祖孙三代外加三代人的亲戚的所有经济社会关系都搞清楚。
第二是这个社区士农工商各色人等一应俱全，呈现出沈阳社会保障改革的原生状态。
2002年12月18日，本报记者抵达沈阳的第二天，黄大妈给我们做了一个兴工九委居民的阶层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收入极高的大款，究竟有多少钱说不清楚，但“住的是50万以上的商品房，坐的是奥迪以上的轿车，子女多在国外”。另一种人是一般做买卖的，“有100多平米的房子，车子是桑塔纳系列的，喝纯净水，洗次澡花几十元”。这两类人约占整个社区家庭的10％。
第二个层次是一般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诸如工商税务、法院检察院、科研院所。他们每人每月收入有一千七八至两千元左右，各种社会保障都有，好单位还有这样那样的福利。因为社区里科研院校比较多，这样的人家大约有500户。
第三个层次是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人均月收入在400元左右，高的600多元，低的200多元。“退休的基本上都能领到养老金，目前在社区养老保险登记卡上登记领取养老金的有920人。在职的庆幸企业没倒闭，也就维持个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这样的人家有600多户。”第四是下岗失业者。社区把他们分成两部分，一种是被认为有劳动能力，已经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的，他们一律被算作有300元－400元月收入。另一部分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有病的、残疾的，他们已经进入了最低保障。两类人相加，大约有700户。
第五个层次是从来就没有工作的人或者是农村嫁过来的媳妇，这些人任何社会保障都没有。
稀稠不均的最后一杯羹
辽宁省社保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在铁西区兴工九委，记者明显感到并轨工作推动的力度，因为很多人都是刚刚领到了失业证，开始领取为期两年的失业保险金。
兴工九委的记录上，并轨过来正式领取失业保险的有322人。对那些多年没有领到工资、也没领到过下岗生活补贴的、在家里闲呆着的人来说，除了有几百元的失业保险外，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一个名分：失业者。
于敏刚刚在上个月办了手续，正式成为一位失业者，从今年1月1日起，她可以领取每月223元的失业保险。1993年她从沈阳新型建材总厂“下来”后，一直没人明确告诉她究竟是下岗了还是失业了，这种灰色生存状况使她“一分钱的生活费也没有”。
于敏29年的工龄最后折算是一年值320元，她一共拿到了9280元。现在开始，她得为自己交养老保险了，因为她是一名失业者，她交的养老保险必须是企业应该承担的部分加上她自己应该承担的部分。这样，9280元中，有2450元用来交了1996年至今拖欠的养老保险，另外3000元用来交从现在到退休时的养老保险。
许多人像于敏一样，几十年的工龄补偿仅够用来交养老保险的。“女同志勉强够了，男同志就不够，因为女的退休年龄早。”这是一个人从自己单位分得的“最后一杯羹”，但这最后的一杯羹也是稀稠不均。记者的采访对象中，原在沈阳市煤气公司的曹秀珍是工龄补贴最多的，一年的工龄值1629元，比于敏高出了近4倍。
因为一年的工龄值多少钱是要看你原来所在的企业效益如何。在兴工九委，有一年200元、300元、500元、600元等多个档次的工龄补偿。
记者从沈阳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得到的情况是，沈阳有650户企业、46384人完成了市级综合审批，有4082人领到了经济补偿金，平均工龄是18年，补偿金总额人均为9622元。
低保难蔽寒士
12月18日，记者在兴工九委看到两张即将发出的通知单，有两户人家的最低生活保障将被取消。一家是因群众举报家里养了四条狗，一家是经过调查后，发现实际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
第二天，一个居民骂上门来，和黄大妈大吵了一架，并把一张表格撕得粉碎。
这个居民是一个特困户，原来每月可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补助16元，但因为家里有电话，“16元就拿下了”。这位居民说，电话可以改成他弟弟的名字，但居委会坚持“拿下”。
家里有电话、电视、手机的，戴金耳环、养狗的，房屋装修过的，一经发现就“拿下”，这是上面的政策。政策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以至于只有一只手的残疾人赵永利，也被认定为有一半的劳动能力，每个月要视作有100元的收入。
兴工九委社区前年有低保户95户，去年拿下了25户，变成了70户。
居委会采取的办法是：邻居之间互相监督、举报、评议。
社区的干部明显感到去年的政策比前年严多了。前年低保户报上去后，上级曾指示再增几户。而去年是“今天出个条件，明天出个条件”地限制。2001年家里有电话的刨去40元就行了，2002年是非“拿下”不可。
按规定，人均收入不足205元的家庭可以进入最低生活保障。但沈阳有一个“视同政策”，就是有劳动能力的，不论是否找到了工作都视同有每月300元的收入。
黄大妈举了一个例子，李树君，男，40多岁，夫妻双双失业。李树君没有收入，但因为他有劳动能力，就视作有300元收入。他的妻子在街上卖报纸，不管报纸卖不卖得出去，卖出去多少，都被视作每月有300元收入。这样这个家庭就被排除在低保之外。
“养残不养懒，低保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只有身体残疾并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这样的人才能拿到低保。”黄大妈说。
记者从国家民政部了解到的信息是，从2002年年初起，国家坚决要求发放最低生活保障时取消虚拟收入的计算。
记者拿到了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刘波2002年10月份的一篇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低保制度要实现应保尽保。目前，沈阳享受低保的有7.74万户、17.8万人，月人均补差额为51.26元。
迫切而难求的医保
通过接触兴工九委的居民，记者感觉这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很低。
比如在兴工九委工作的9个社区干部中，每个人都有养老保险，但只有三个人有医保。
“因为医保跟着单位走，效益不好的单位参加不了，失业的人也不能参加。”一位社区干部说。
据记者了解，沈阳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部分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中，有的已经办理了社会医疗保险，有的还在执行按比例报销的政策。
而没有社会医疗保险、也不能报销医药费的，是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雇员和个体户户主。至于失业人员，记者接触到的人中没有一个享受社会医疗保险。
王维亮是铁西粮食局粮站的职工，下岗，每月领260元的生活费。他的单位早就不报医药费了，也没有医保。妻子也和他一样。
王维亮是一个甲亢患者，妻子是一个乳腺癌切除者。甲亢是要经常到医院化验血液以确定用药量的病，但他从不去医院，而是凭感觉吃药。甲亢了，就吃甲低的药，估摸着甲低了，再吃甲亢的药。
王维亮的妻子做完癌切除手术后，切除侧的胳膊抬不起来，但不敢去医院，怕查出什么又没钱治，还不如糊里糊涂地过。
记者看到，对不少人而言，失业、穷困、疾病往往连在一起，越穷困就越有病，越有病就越找不到工作。
但是，有医疗保险的人中，也是苦乐不均、冷暖自知。
沈阳化工学院聂英龙老师刚刚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但现在药费学院还给报。“手里的单据反正都能报得了，大家心里都觉得有保证。”聂老师说。
聂老师的妻子也想重新回到学院来，她以前也是学院的人，但因搞三产，出了学院的保障系列。“劳动合同虽然没有解除，但社保这一块什么也没有。”假如有病住院，她和聂老师的差别就明显地突出出来，“已经是50岁的人了，到了该出毛病的时候了”。
社区干部吕秀兰是沈阳橡胶三厂的退休职工，养老金是每月600多元，有医保。她的个人账户上，每年只有300多元。她说她自己从来不敢到医院去看病，需要输液时，就到定点药店买最便宜的药和针具，找会操作的熟人帮忙。这样可以省了门诊费和治疗费。但如果得了大病，医保对改善他们的生活似乎就没有多大帮助了。
70岁的杨福泉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得的是尿毒症，这种病的残酷性在于：花多少钱，就有多长时间的生命。杨福泉退休前是沈阳橡胶三厂的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退休后他和老伴的养老金加起来共有1270元，医疗保险单位也给上了。但是，上个月杨的医疗费中，除了医保统筹支付2520元，个人还需支付1973.58元。什么保险都有和什么保险都没有的人当这两种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小区、一幢楼、一个单元的楼上楼下的时候，社保对每个家庭的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记者走进73岁的田耕家，看摆设，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家，但老人和他妻子脸上的安然感觉，是记者在其他的家庭里看不到的。
田耕是沈阳化工研究院离休干部。化工研究院是中央直属单位，“效益不错”。“离休的人，所有的医药费都给报。住院可以去单位拿支票。”田耕的妻子是一名退休中学老师，退休金600多元，有医疗保险但从来没花过。田的女儿在辽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做财务工作，她是记者沈阳之行见到的享受各种保险最好的人。
根据她的介绍，医疗保险单位去年就给上了，门诊费按年龄段划分额度发给个人，她每年有2000元。住院的部分单位给报销80％－90％。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自己应该交的那一部分从没从工资里扣过，“可能是单位作为一种福利帮大伙交了”。另外还有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单位全给交了。
她的孩子刚刚一岁，单位把她生孩子的检查费用、住院费都报了，保险公司还付了近2000元的产假工资补贴。
而同一社区魏玉峰的妻子却因为单位“黄了”，什么都没有。她原来在一个街道办的企业，后来和区里企业合并，再承包，最后破产。保险证、失业证什么都没有，找了几次，但这个厂子已经换了好几个主了。
这样的人在整个社区大约有100多人，单位没了，他们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都没有着落。
36岁的高利军现在躺在医院里，那条本来就是半截义肢的腿摔了一下，再次骨折。因为腿残，高从来没有过单位，靠在市场里摆豆腐摊和部分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既没有养老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更不用说失业保险。现在一躺下，生活来源断了，大笔的医药费也不知从哪里出。
高利军的媳妇来社区哭，她本人是三个加号的糖尿病。社区干部就替她到街道办事处去问：对这样的人家，有没有临时救济的方法。街道回答说，没有政策。
除了这些“平常刚够糊口，一有事就完了”的人家，还有一部分游离在社保之外的人：因残疾而没有过正式工作的人、劳改释放人员、农村嫁过来的媳妇（有户口）、待业青年。在目前的政策下，他们不可能被社保覆盖进去。“这些人在俺们社区有10％。”黄大妈说。作者: 南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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