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将外逃贪官追铺归案
2002年8月21日08:30 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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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了就跑，跑了就了。”最近几年，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携卷巨款潜逃海外。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的增多，构成当前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的新动向。海外追逃，成为共和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行动。近年外逃贪官人数不断攀升
去年1月18日，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逃专项大行动举世瞩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手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战斗，一张天罗地网迅速铺开。其中首次披露的一个关键数字一下子攫住了人们的视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场艰苦卓绝的追逃专项战斗持续了8个月，战绩可圈可点，但追逃仍然任重道远。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日前对记者说：“从近年检察机关的办案情况看，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境外、国外，目前抓回来的确实太少了，抓回来的和逃出去的几乎不成比例。”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刘家琛坦承：目前一些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作案后潜逃国外，这种携款外逃给案件侦破和审判带来诸多困难，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严重挑战。金融系统、国企外逃贪官最多
据国家反贪总局一位人士透露，贪官外逃携卷的钱款不断攀升，贪污上百万元、挪用上千万元的大案屡见不鲜。这位人士透露，“外逃人员中，在金融系统任职的比较多一些，国有企业的经理、董事，以及具体接触、管理钱财的财务人员也较多。”
案情显示，国内一些金融部门堪称贪官外逃事件的头号重灾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位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
国有企业是贪官外逃的又一重灾区。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周长青，曾16次赴澳门豪赌，赌光了4800多万元公款后，持假名为“李志明”的护照，在广州白云机场出境，经由香港转法国，再由法国逃至南美的厄瓜多尔。由于语言不通，生活无着，他被抓获时已经几乎身无分文。去年1月10日，周长青在西安被依法执行枪决。此外，云南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贪污案发后，企图逃往越南时被我边防检查站截获。腐败官员敛财伺机外逃
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党政机关部门的腐败官员，乃至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这两年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汇入了海外潜逃的逆流。远华大案案发之初，中央专案组进驻厦门，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持因私护照，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后于2000年1月21日归案。
这类外逃高官神通广大，有些迄今下落不明，尚未被抓捕归案。一位长期研究高官犯罪心理的学者发现：在高级别的官员中，虽未外逃，但有过外逃动机，做着外逃准备的并非极个别。像成克杰非法聚敛几千万元巨额赃款，大都转移到香港情妇的名下或存在境外银行里，梦想着有朝一日境外置业，周游列国，与情妇沉湎于另一种“温柔富贵乡”。再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发现他私藏5本外国护照，伺机外逃。瞄准西方精心策划外逃之路
与那些惊弓之鸟般的被迫外逃者相比，这些身份体面的高官和腰缠万贯的国企老总，携款外逃行为更多地带有主动性、从容性和计划性。他们不是等到风声鹤唳案发后才去“临时抱佛脚”落荒而逃，而是很早就蓄意瞄准西方花花世界，做好了人财物以及心理上的充分准备，设计出合家“远走高飞”的分步骤计划。
这种分步走总是大体循着如下轨迹：创造种种“合理”名目，先将妻子儿女弄出去做接应，同时“暗度陈仓”，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后，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静观时变；一有风吹草动，便能迅即抽身外逃，溜之大吉。
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的出逃很能说明问题。今年4月，蒋基芳正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稍作停留后，便从上海秘密离境。据媒体报道，蒋基芳的经济问题近期被群众举报后，引起纪检部门注意，蒋在嗅到“风声不对”后，不露痕迹地投奔到早已定居美国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身旁。
为了最终异国梦圆，某些贪官可谓费尽心机，不惜付出漫长的期待和曲折的运作。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境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而当事人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一旦东窗事发，便不再回国。去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便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贪官外逃的四种去向
据记者综合分析，贪官外逃的去向大体有四类：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我国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从国际刑警组织抓捕时反馈的信息来看，有一部分贪官到海外后，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一掷千金，堂而皇之地过起世外桃源般的富庶生活。据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载，美国一些会计师对某些原中国官员的财产感到瞠目结舌，他们中不少人竟能以一次付清方式购买上百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在洛杉矶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车、珠光宝气、出手阔绰的中国人，他们的财产很多是不义之财。外逃贪官惶惶不可终日
然而，相当一部分官员畏罪潜逃后日子并不好过，他们颠沛流离，隐姓埋名，深居简出，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在贪污银行储备金案发后，携带着巨额现金偷渡过程中被“蛇头”层层盘剥而不敢报案。在泰国落脚后，他们在旅游胜地芭提雅开了家咖啡歌舞厅，人生地不熟，搞了半年便亏了本。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据为己有的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他先后在成都、广州、海口、湛江马不停蹄地周旋，在越南、缅甸境内疲于奔命，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陈新用日记记录下这段逃亡日子所经历的“心灵旅程”：“原以为有了钱就有一切的理论在我出逃的惊惶路上被击得粉碎。我的心理、我的精神状态完全垮塌了。我手中握有的几十个身份证和股东证也没能把我救出苦海。”贪官因“安全需要”而出逃
外逃的官员大都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何以踏上腐败犯罪后外逃异国的不归路？问题出在“拒腐防变”这个关口上。外逃贪官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已背叛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信念，他们异常迷恋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发生动摇，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程三昌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购有豪华别墅和汽车，河南省有关部门曾专门派干部到新西兰找他，劝其回国，乐不思蜀的程未予理会。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郭建安所长、周勇博士分析说：随着国内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大，收入申报制度、存款实名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法律和制度的相继确立，这些已经捞够了的贪官感到没有了安全感，总担心把钱存放在国内会东窗事发。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这些贪官往往会处心积虑地策划人财两逃。从犯罪动机看，贪官携款外逃，往往基于他们所谓最重要的“安全需要”。管理疏漏给贪官可乘之机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一般不会发生大规模资金外逃现象。而在我国，由于相关的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金融外汇管制系统尚未建立起为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给资本外逃预留下较大的空间。
“还有，贪官可以不用向国外汇款，只需把要转移出去的巨额人民币交给某些从事外汇金融中介服务的地下钱庄，从地下汇款线路汇出，甚至不用面对面交易，就可以直接到境外提取美元。”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研究员神情凝重地说。
记者还调查了解到，对外投资贸易管理不善也被官员携款外逃钻了空子。有相当一部分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适当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有的国企经营者或管理者在和外资企业及境外企业交易时，与外方相互串通，低估国有资产价值，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国内腐败分子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空壳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了富翁，当了“投资移民”。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遏制不力给贪官外逃留余地
遏制贪官外逃和抓捕外逃贪官，确实难度颇大。地方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表明，一些检察机关因循不破不立、立案就是定案、撤案就是错案的传统思维，立案侦查的“风险决策”不足，措施不够到位，对一些成案可能性大、查处价值高、深挖潜力大而证据暂不十分到位的案件，不能依法大胆果断地立案；对估计会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没能制订反逃预案，提前监控。同时，在一些地方，检察、公安、安全、海关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和信息沟通不紧密，给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留下了在立案前潜逃的余地和时机。
遏制贪官外逃难，抓捕外逃贪官更是难上加难。据了解，检察机关即使通过侦查知道了某些贪官可能已外逃，但具体躲藏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护照号是多少等等，都很难搞清楚。因此，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协助缉拿就有相当大的难度。引渡外逃贪官面临诸多难题
即使知道了外逃贪官隐匿的确切地方，能否引渡也成为一大难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赵永琛说：“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十来个国家，一些被案犯视为避难所的国家，大都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
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于外逃的贪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刘廷吉教授指出，“能否遣返成功，则要看对方国家是否给你‘面子’。”而造成世界各国引渡纠纷的原因很多，如“政治犯不予引渡”的原则，但在何为政治犯这个基本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看法，逃犯可以钻空子。一些西方国家经常以此为借口拒绝引渡。二是“双重归罪”的原则：两个国家对同一罪行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被请求国可能以有关罪行在该国不构成犯罪为由拒绝引渡。三是一些贪官在被要求引渡后提出诉讼，而诉讼案的审理有可能旷日持久，使罪犯迟迟不能绳之以法。“捞了就跑”危害国家金融安全
据披露，程三昌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新西兰的资金高达1000万元以上。谢炳峰、储蓄员麦容辉，为偿还欠款和赌债，贪污银行储备金5250多万元后，携赃款潜逃泰国。广东东莞市建设银行金库干部陈国强、林进财逃往泰国，转账赃款数百万元。新疆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颜旭东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
长期研究跨国犯罪问题的赵永琛教授认为，贪官携巨款人财两逃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跨国洗钱犯罪行为，势必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潜在威胁。
贪官外逃，也严重败坏了党风党纪，有损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影响国家的整体形象。赵永琛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犯罪信息也是可以传播的，而近年来贪官“捞了就跑”现象传递出来的犯罪信息，影响非常恶劣，尤其是贪官外逃后却能逍遥法外，逃避惩罚，将会使一些不法之徒纷纷效仿，从而加剧同类犯罪。加强国际合作加大缉捕力度
危害深重的贪官外逃现象，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强调：要切实加大对重要逃犯的缉捕，特别是对逃往境外的案犯，要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缉拿归案。
去年1月至8月间，全国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协同作战，开展了追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共抓获逃往海内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上千名，另有数百人投案自首。除了开展专项行动，我国检察机关也正在研究建立追逃长效机制。目前，我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为共同打击犯罪分子奠定了基础。据媒体报道，从1993年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我国警方先后从国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210多名。启动反洗钱机制
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如果有1万美（加）元以上的资金流动，银行系统就会报告监察机构。对于资金流动的操控者，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会保持高度警戒。相比之下，我国在监控资金流向方面还处于各自为政，形不成有效的防范体系。
有关专家提出，遏制资本外逃，需要加强部门协调，齐抓共管。今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支付交易监测处和反洗钱工作处，并成立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拉开了中国反洗钱大战的帷幕。到明年1月，国内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将建立起反洗钱组织和制度。目前我们尚未参加具有全球性的反洗钱组织———反洗钱行动特别工作组与艾格蒙特小组，这十分不利于我们打击洗钱犯罪和资本外逃行为。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反洗钱行动势在必行。
反腐败斗争是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对贪官外逃这一新冒出的腐败样式，一定要重拳出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满怀信心地说：“对于那些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潜逃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将其抓获归案，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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