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东建　董茉莉

　　1703年5月27日（俄历5月16日），在俄罗斯北部的涅瓦河畔，在令人费解的、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荒凉的沼泽地上，一座城市奠基了，这就是俄罗斯新帝都—圣彼得堡。这座城市的建立打破了俄罗斯一千多年的将城市建在某一条河流上的传统，而是将圣彼得堡城建在芬兰湾的几十条河流和支流上。仅就建城环境这一点来说，假如不是意志坚强的彼得大帝，恐怕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在如此恶劣的位置建城。

　　1703年5月27日，彼得大帝在涅瓦河畔的兔儿岛上为即将兴建的新帝都圣彼得堡奠基。这个日子是圣灵降临节（俄历5月16日），身为东正教沙皇的彼得大帝专门选择了这一天作为新都奠基日。关于这次奠基仪式，曾有过不少传说，在18世纪的一部题为《圣彼得堡的诞生与建筑》的无名作者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彼得大帝从士兵手中抢过铁锹铲下两块草皮，然后把草皮摞成十字状，并庄严宣告：‘这里将崛起一座城市！’这时，一只雄鹰在兔儿岛上空呼啸着、在彼得大帝的头顶上盘旋着……之后，士兵们挖了一个1.5米的深坑，并把一个正方形石头箱子安放在坑里，石箱上写着：‘谨尊耶稣基督旨意，1703年5月16日，伟大的沙皇、全俄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公将在此地兴建一座名叫圣彼得堡的帝都。’然后，彼得大帝下令把石箱埋好并说：‘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阿门。’就这样结束了俄国新帝都圣彼得堡城的奠基仪式。”

　　19世纪初，俄国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曾对彼得大帝兴建新帝都是这样描述的：“当时，彼得大帝所拥有的只是海滩上的黄沙、光秃秃的石头和一望无际的沼泽地。”有一种说法：彼得大帝之所以选择了恶劣的环境建城，是因为他参考了东罗马帝国为首都选址的经验。作为未来俄罗斯帝国皇帝的彼得，重复了东罗马帝国康斯坦丁一世的果敢精神和大规模举动。康斯坦丁一世曾把自己的官邸和国家机关从罗马城迁至君士坦丁堡；而彼得大帝则在新帝都建造了国家机关大楼、文化活动场所和其他各类设施。两个帝王又都是在5月份为新帝都奠基：君士坦丁堡于公元330年5月11日奠基；圣彼得堡在1703年5月16日奠基。

　　这座以东正教皇城理念和独特形式兴建的圣彼得堡城，采用了西欧若干大都市的建筑艺术特点，同时西欧基督教对俄罗斯新帝都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比如，位于涅瓦大街上的喀山大教堂就是按照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格式修建的。尽管圣彼得堡城的奠基人———彼得大帝的计划、愿望和理想并没有全部实现，但俄罗斯北国首都的形象毕竟反映出彼得大帝的最初构思。因此，300年之后的今天，圣彼得堡仍然是欧洲人最喜欢、最熟悉的俄罗斯城市。

　　关于圣彼得堡城的建立，历史上有许多传说和推测，但归根结底，这座城市的出现与彼得大帝的个性和意志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实际上，建立彼得堡城的想法是逐渐成熟的。但最初的设想还是出自年轻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理想中的城市面貌与肮脏的、消沉而不安全的、敌人出没的莫斯科是大不相同的，最成熟的建城方案是在他的欧洲（特别是荷兰）之旅期间形成的。他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了令人振奋的景象：这个水上小城是那样整洁有序、绿荫丛丛，加上城市在水中的倒影，显得格外宜人、美丽而恬静。这才是彼得大帝最初的城市模式，但后来他的建城构想逐步扩大：他认为，未来的新城市应该像一只在涅瓦河上空展翅翱翔的雄鹰；城中应有坚固的要塞、便利的港口和大型造船厂，应该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俄罗斯城市，而不是一个城市模型。

　　位于彼得夏宫的彼得大帝的小屋是圣彼得堡城内的第一座建筑，它由两个房间构成，是彼得大帝专门为自己修建的住宅，他带领士兵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房子盖好了。本来房子是用整齐的圆松木盖起来的，但彼得大帝为了让房子与他心爱的阿姆斯特丹建筑格式相似，故立刻把外墙用砖装饰起来。新帝都圣彼得堡最早的设计规模并不大，基本上属家庭式（或庄园式）设计。然而，随着沙皇欲望的不断膨胀，他的建城计划也逐渐扩大，原来他所喜欢的阿姆斯特丹那种小巧玲珑的模式已不能使他满足，他要兴建北方的巴黎或北方的罗马，但新城市的格局必须是平直的，街道要宽阔，要有鲜明的“透视感”。1715年，第一条这样的街道在圣彼得堡城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涅瓦大街”，它是市区最主要的街道。为了实现彼得大帝这不断改变的计划，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征集到涅瓦河“三角洲”，他们是一支支五颜六色、带有异国情调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有士兵、犯人、瑞典俘虏，还有鞑靼俘虏等。他们饥寒交迫，食不果腹，没有劳动工具；他们用自己的衣服一兜兜地搬运泥沙，湿透的衣衫无法替换，他们还不得不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据说，为了修建彼得堡城，大约有十几万人死于饥饿、疾病和超负荷的劳动。因为彼得大帝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所以死亡人数无人精确统计。后来，历史学家卡拉姆欣慨叹道：“可以说，彼得堡城就坐落在眼泪和尸骨山上。”从另一方面讲，这座被彼得大帝称为“北国天堂”的城市又可谓“成千上万无名百姓的大墓地”。

　　300年前就有“谈彼色变”之说，在彼得堡城兴建过程中，不仅普通建筑工人害怕彼得大帝，甚至连应邀来俄帮助建城的外国专家都怕他三分，比如，彼得堡城总设计师法国著名建筑师列布隆“在遭到沙皇毒打后，不久就去世了”。至于在彼得堡工作的其他外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荷兰人，他们从不惧怕本国的统治者，而他们在彼得面前，却总是战战兢兢。在沙皇皮鞭的挥舞下，建城速度之快，令人瞠目。1717年，俄罗斯新帝都崛起；1725年，即彼得大帝执政的最后一年，新城面积已达20多平方公里，城市居民达4万多人，占当时俄国城市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沙皇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前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是一座神秘的金字塔，也不是一个豪华的宫殿，也不是一座大教堂，而是一座胜过莫斯科的大都市。

　　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文化学学家利哈乔夫曾这样说：“彼得大帝的恩赐难道不是俄罗斯人民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吗？是的，代价太大了！无人不知，彼得大帝是用无数具尸体填平了沼泽地，又在尸骨山上建起了这座彼得堡城。当时也许没有必要如此操之过急，也许改革的步伐可以放慢一些，也许这样的改革可以用整个18世纪的时间来进行，同样可以达到彼得大帝所要达到的目的。尽管我们以现代人的观点看待此问题，但丰富的历史经验毕竟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实际上，假如历史上没有这个‘急性子’的彼得大帝，其他的历史活动家也是极易出现的，而他们可能还不是天才，也不一定能为国家作出多大贡献。因此，我们不应该总是指责彼得大帝，应该正确地理解他，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国家之需求。那么，可以认为彼得大帝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吗？事实上，发生在大俄罗斯的所有改革、所有的历史变革，都需要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需要作出重大的牺牲。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可以认为彼得大帝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