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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0年之后，55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吕日周在言谈中毫不隐讳他对这次机会的珍惜。他喜欢引用毛泽东那著名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针对记者对他在长治的所作所为是否“太急躁”、以至于会导致形式主义的疑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只能说人们太不着急了。” 正是在这种被认为“太不着急”的背景下，吕日周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毫无疑问，近3年时间来，吕日周一直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发动、动员起他数量达几万人的庞大下属，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个中国内陆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面貌，实现他蓄积已久的理想。 这是一场艰难的实验，甚至于让人感觉是一个人试图移动一座大山。但是，最终是他移动了这座大山，还是这座大山将他压在底下碾成碎片？今年4月初，本报记者即赴长治进行了深入采访。10月11日至13日，本报记者趁吕日周出差来广州、深圳之机，又与他进行了3次10多个小时的长谈。从记者的感觉来看，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结果依然难以预料。 争议人物“出山” 尽管吕日周本人对自己被定性为“有争议的人物”极为愤怒，但是，争议实实在在地伴随了他的整个从政经历。 1983年，在雁北地委和山西省委两级调研室从事基层调研工作10余年之后，38岁的吕日周被任命为原平县委书记。当年12月份，吕日周在全县大规模推行了至今依然颇有影响的“搭台唱戏”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是在当时实行严格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大胆提倡打破所有制、城乡、行政区划、干群等一系列界限，实现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这一轰动全国的改革，给吕日周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 ，吕日周即是原型之一。而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6万余人拥向原平参观，更是一时成为一个壮观的景象。 吕日周在谈起这一点时，讲了一个现在看来颇为滑稽的故事。当时各地那些开车到原平的人，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尴尬事：他们的车开不回去了，因为没有油。原来，那时汽油实行严格的计划供应，到原平的车太多了，汽油当然短缺。吕日周不得不直接找到省委书记寻求支持，这一尴尬事才获得解决。 “搭台唱戏”的效果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原平县一个县的利税居然相当于其所在地区另外13个县的总和。 然而，巨大的声誉和显赫的政绩并没有给吕日周带来仕途上的飞跃，反而引来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级别甚至直达中央的调查。有一次在查了100多天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便给他盖了顶“官瘾很大”的帽子。“上面查你100多天，你每天还坚持工作，也不病倒，这不是官瘾大么？”吕日周获得的是这样的解释。 事隔20年之后再回头总结原平改革，吕日周认为，“搭台唱戏”理论延伸出来的一种模式——“干部搭台、农民唱戏”模式，可能确实给了反对改革的人以借口。这一模式，按照吕日周的想法，本来是想让臃肿的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闲人，通过暂时挂靠在政府、但明确限定挂靠年限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以这种过渡的方式，解决历次机构精简的怪圈。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倒”成为社会积弊的氛围下，这一举措极容易给人以误解。 不过，这显然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根本上应该总结的教训似乎是：过于超前的改革势必会触动上上下下的利益，而成为“改革典型”，通常并不会给他本人带来利益，反而往往带来“损失”。 但当时的吕日周显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1989年，终于升任朔州市市长的吕日周又很快推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惹人注意的改革，其结果是使他仅仅担任了8个月的市长，即被调任省体改委主任。 省体改委主任这一“虚职”，对于拥有一番抱负的人来说，无疑显得狭小。因此，虽然吕日周在省体改委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建议书，甚至写了一本《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无所顾忌地直接剖析山西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积弊，并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出路所在，但是，内心深处的失落，依然时不时袭来。 “很多时候，我都会从半夜里突然惊醒，感到心是空的，脑是空的。难道我就将在这里终老此生？”吕日周说。 1999年下半年，山西省主要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半年后，吕日周“复出”。(李红平 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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