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

　　我在广州的生活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广州并不是我所喜欢的城市。为着它的城市风貌：噪声、污染与杂乱；但广州却是我所热爱的城市为着它的精神价值：那像海一般的市场包容，那像空气一样的选择自由。在我看来，广州并不是中国最有文化的城市，但却是文化最开放的城市。包容比金钱更重要，自由比花儿更美丽。尽管我不断地抱怨它，但它始终接纳着我，认定着我。我对广州的现状并不满意，但却经常感动于这座城市对批评的承受能力。在我去过的那么多地方，很少见到像广州这样，当外地人小心翼翼地对本地人说起它的脏乱差时，本地人不仅不介意，还会加入批评的合唱。他们真实，率直，言语朴素，但他们不爱广州吗？不，假如你让他们离开广州的话，他们马上会说“打死都不去”。我曾一次次地远离它，每年有一半多的周未逃到别的地方，我又一次次地返回它，而且冥冥中越来越觉得今生都会和它结缘。

　　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一年多来，广州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天在变蓝，水在变清，道路在变宽，广场在变绿，交通在变畅，乱摆乱卖、违章建筑在变少。我到外地去，有的地方官员不无嘲讽地对我说：“你们广州的报纸经常登市委书记打扫卫生的照片、报道，堂堂的市委书记天天当‘扫地书记’，还有时间抓城市大计吗？”我辩护说：“广州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城市环境不行，居民生活质量和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因之大受影响。城市环境这笔资产就像名牌产品的商标一样，不仅不会折旧，还会持续升值。广州有几个‘扫地书记’，不是广州的悲哀，恰是广州的幸运，要是他们个个‘志向远大’，整天忙着大搞工业项目、市场建设、商业谈判，那反倒就麻烦了。君不见全国各地，有多少投资几亿几十亿的‘首长工程’最终都大打水漂泡汤了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得好，‘要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无所不为势必容易胡作非为，江总书记也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广州的书记们放下架子当城市美容师，当城市美化的设计师乃至工程师，说明他们对自身的功能定位有着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他们坚决不当‘政府全能主义’的实践者，他们只是‘有限政府’，应把有限的精力投到有限的事情中去，‘有形的手’只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做‘无形的手’做不到的事啊……”

　　在广州，改善城市环境比招商引资搞几个项目要难得多。以清理违章建筑为例，广州寸土尺金，省、市、区，中央、部队、境外中资机构等各色单位林立，争地造楼都有利益所在，若是给它们方便、特权、灵活待遇则皆大欢喜，若是以城市百年可持续发展之大局为重，以现代化国际化城市规划蓝图为本，而求政令一致畅通，则难矣！广州的书记、市长，实在不好干。

　　正由于上述理由，我对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市长林树森等一大批公务员全力推进城市环境“一年一小变”的努力深表感佩，他们的行为可称得上“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的一大壮举。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爱广州，也和所有广州人一样企盼“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变”的到来。但我也深知其难，我们切不可被“小变”冲昏了头脑，以为前面尽是坦途。

　　第一，广州某些官员对改善城市面貌的重要性、紧迫性的理解还很肤浅，有人是抱着“上面要拆，不得不拆”的勉强心理，能拖就拖，得过且过，领导来检查与不来检查是两个样子，似乎干工作是为了给市委书记看的。还有个别领导本身的认识就很糊涂。广州白云山风景区管理部门执法犯法，违章建筑，新闻界提出批评时，某领导竟然见怪不怪地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人明知道犯罪会触犯刑律坐牢，不还是会犯罪吗？”他忘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强盗犯法我们并不惊奇也不害怕，我们害怕的是本该抓强盗的警察去犯法！

　　第二，广州此欢“小变”能够不打折扣地贯彻下去，与广东省委韦记李长春的拍板支持很有关系。李长春新官上任，锐气十足，于1998年7月31日亲自出席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现场办公会，要求广州用一年时间明显改变“脏乱差”现象，以此迎接建国50周年。可见“一年一小变”既是民主要求，亦是作为一项新任省委书记下达的政治任务来安排的，各级官员、各个单位对“小变”的态度完全可以看作是“讲政治”与否的一种表现。前任广州领导苦口婆心逐门逐户劝告犹不得解决的一些问题，此次能势如破竹，一年见效，不能忽视“李长春效应”与“讲政治效应”之作用。“法治效应”何时能真正在城市管理中生根，这是我们不能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在讴歌广州“一年一小变”的大量新闻报道中，我注意到许多类似“拆出一个新广州”、“海珠拆除2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的醒目标题，据介绍，到8月底，广州已拆除175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和占道市场。在这一巨大成绩的背后，我却不无悲哀地想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此大量的违章建筑都是谁盖的？哪些部门和领导批准盖的？如果有些是迫于压力不得不批，那么是谁强迫这些部门批的？能否在报纸上也登一下？没有违章干部的违章审批，哪来违章建筑？！谁才是最大的违章者？违章的根源在哪里？第二，怎样确定“违章”的标准？前面花钱盖，后面花钱拆。遵章违章，前任后任，“章”的标准似乎在不断改变。一任领导有一届任期的“工作重点”，似于“重点”一变，“章”也就变了。那么，“章”本身究竟何在？究竟何用？我们的市政规划应该广泛地公之于众，讨论于众，宣传普及，以天下人之眼睛来监督。广州这么多年的市政建设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我以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规划不如领导话”，缺乏一个高起点、具有超前性、整体性、集思广益、长期贯彻、共同遵守的规划。如果是一任政府有一套规划，以为长官意志就是市民意志，那么整个广州的建设怎么可能很好地衔接起来呢？广州要真正解决这个“章”的大问题，必须按照现代市场营销的观念，组织高水平的独立的专家机构，与政府和各界代表一起结合广州实际，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最后才能给广州定位，并得出一个广州建设的“根本大法”来。

　　以我10年来的观察，广州的几任领导均为德才兼备之士，可谓人人都是好心美意，但为什么在城市建设中好心加好心却往往自相矛盾导致不良后果呢？恐怕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城建中，流行的是权大于法不按章办事的无序的人治状态，而不是规范有序唯章是从的理性的法治状态。人人都强调特殊，强调眼前，强调任期内干出多少件事的政绩，各自为政，自成一体，却忽略了城市总体的布局、风格的完善与衔接，终于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屋下架屋，愈见其小”，政绩加在一起，反呈抵消之势。

　　第四，每一个广州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塑造者，当此新世纪来临之时，广州那种强调自我、强调个性的文化应该有一个新的提升，要加入群体意识和对公共空间的责任意识。50年代，广州人靠义务劳动建起东山、荔湾、流花三个人工湖和麓湖水库，今人犹在受益。可惜此种情景我们暌违已久了。广州是我家，兴衰靠大家，靠每一个你、我、他。然而很遗憾，在广州，为一已利益而破坏公共空间者大有人在，对待破坏公共空间的不良行为敢于斗争者则少之又少。现代文明素质的提升，是摆在广州人面前的一大挑战。

　　前途系于哪里

　　广州要真正有前途，扩而言之，广东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全体广州人、广东人的努力。坦率来讲，与其说广东、广州的前途系于一两个开明书记市长身上，毋宁说寄托在一套完善的体制与规则之中它既包括在广东行之有效的诸多市场经济的制度，还应包括我们正在探索的与社会公共产品（如清洁、安全、环保、廉洁、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相关的一系列新规则；与其说广东、广州的前途系于我们乐观的想象上，毋宁说它寄托在我们对竞争者压力的回应上上海、北京、深圳、大连等许多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水平，那里的人民享受到的公共空间质量，逼也逼得广州要一步步往前走；与其说广东、广州的前途系于地方长官单方面的推进和鼓动上，毋宁说寄托在广东、广州人民更进一步觉醒的现代公民意识，和通过透明的公共程序影响政府决策的参与热情上。

　　竞争压力带来的不断创新要求、具有反思与自我批判能力的群体文化、从上到下对规则的高度重视与一致遵守……这是我心目中广东、广州新的竞争力之源。一个能顺应这种趋势的政府，是值得信赖的政府；一个能顺应这种趋势的地方长官，是人民欢迎的长官。

　　（摄影：谢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