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3月3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刊登了美琳达·刘从巴格达发回的报道，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她作为一个在战争最前沿的战地记者独特的感受。

　　撤离

　　3月22日下午5、6点钟(巴格达时间)的时候，头天晚上“震慑行动”的硝烟尚未散尽，巴格达市边缘又升起了浓重的黑烟。可能是巴格达军队又点燃了萨达姆倒在城周围壕沟的石油，以阻止联军的空袭。我不打算开车出去看个究竟，因为我知道黑夜就要降临，还有更多轰炸即将发生。

　　我差点没能亲眼见证这场战争。

　　3月18日，《新闻周刊》的总编突然要我离开伊拉克，我一听就火了。因为我在伊拉克已经呆了足足2个月，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而现在他们却认为这里太危险！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以为我到伊拉克是来度假的吗？失落、疲惫、愤怒种种感觉一起涌上心头。几番思量之后，我决定先听从上级安排离开，等一回到总部就向总编交辞职书。

　　但事情并未如此发展。3月19日深夜，就在距布什总统给萨达姆定下的“最后期限”到期的前5个小时，我往纽约总部打了个长途，说我不得不留在巴格达，因为我的离境申请未能获得批准。

　　预兆

　　事实上，在“新海湾战争”之前的几个星期，已经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大战将至的强烈气氛。每天路上都挤满了车辆，车上大都装着各种皮箱、家庭用具和地毯，向着城外安全的地方开去。加油站前等候加油的汽车排起了长队，有时凌晨2、3点也是如此。而到了19日晚，巴格达却如同一座被人遗弃的空城，各家商铺早早打佯，林荫道上堆满了沙袋和机枪掩体，安全部队严阵以待。

　　我还记得有一天清晨5:30在我当时下榻的“拉什德”宾馆，一名服务生对我说，“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他喃喃地说着，双手被汗水浸透。“请帮帮我们，”他说，显然是在寻找同情和一点小费。

　　他的确有理由感到害怕。因为一直都有传闻说在“拉什德”宾馆下面有一个堪称“VIP”级别的多层地下室，其中是萨达姆政府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就凭着一点，便足以让宾馆成为联军的重点轰炸目标。

　　申请离境

　　由于担心拉什德宾馆遭到袭击，和其他西方记者一样，我也从“拉什德”搬到了条件落后的国营“巴勒斯坦”宾馆。为了安全起见，我挑了一个楼层比较低房间——3楼，就在安全通道边上。这样万一发生啥事，我也可以迅速逃离。房间里有股怪味，就好像曾发生过电器火灾把墙烧焦了似的。从房间阳台上，我牵了一根电线和楼下花园中我的发电机相连。

　　3月18日，我回拉什德宾馆去和6名其他外国记者见面。大家无不连声抱怨总编让我们离开的突然决定。我们不敢在天黑以后上路，现在时局动荡不安，高速公路上打劫的强盗到处都是。这就意味我们最迟得在19日中午从巴格达出发，以便在夜幕降临之前赶到伊拉克边境，因为穿越沙漠要开大约5、6个小时的车。

　　而且，路上也不能带任何可能导致我们被逮捕的东西——来路不明的现金、与采访无关的电子装备(我们听说有个家伙就因为带了个Palm掌上电脑，结果被捕)。要想上路，我们必须有信息部签发的许可证，但是首先必须向伊拉克信息部新闻中心缴费——即便在平时，这也是个特耗时间的程序，所以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土地爷”

　　新闻中心一个绰号叫“土地爷”的官员负责向已注册的记者收费。在巴格达采访期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向他交纳225美元才能进入出版中心，使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电话。一名报纸记者在伊拉克每天需要600多美元才能维持开销。住房、吃饭、交通、打点官员都得花钱。但是通常你每次入境的时候只能带1万美元，任何超出的资金都必须充公还得交罚款。

　　“土地爷”说，19日早上8:30他会等着我们前去交钱。我整夜都没睡觉，抓狂似地打包清理，非常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现金、食品、水、电子工具、防弹衣和其他战争必须用品。

　　但19日早上“土地爷”却没有出现。我们让司机和保安去找他，最后总算有人在另外一个办公室里找到了“土地爷”，他说他正忙着，一会儿才能来。原来，他正忙着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把办公室里的家具和设备搬走，以免在空袭中受到损害。我们就这么被晾了好几个小时。下午1点，我们几人决定取消出境计划，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在天黑之前无论如何是无法离开伊拉克边境的了。

　　我必须把前天晚上收拾好的东西又全部拿出来——而且得非常快。2天之后，我也许就要真的面对战争了。回到“巴勒斯坦”宾馆的房间之后，我感觉又困又乏，但还得打起精神将几天来卖的急救工具装好以备不测。

　　“震慑”

　　3月20日周四早上5点多钟，我在宾馆里和协助管理新闻中心的信息部官员卡德西姆一起吃饭。尽管他前天晚上只睡了一个小时。但他仍然和往常一般幽默，不过我却累得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卡德西姆，他说：“你很快就会打起精神来的——等着瞧吧！”

　　大约5点40分的时候，卡德西姆突然说：“我好像听见了一些声音……”我也立刻竖起了耳朵，因为我不仅听到了，而且感觉到了——那并不是什么确切的声响，而是远远地，不甚真切，仿佛潜意识中的一声惊雷，又仿佛是耳膜被空气波震了一下。

　　那是美国人的炸弹。然后，凄厉的警报声也骤然响起。我的精神果然一下子就来了，肾上腺素激增。我向收银台跑去，比餐厅中所有的人都要快。在帐单上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

　　爆炸声此时也变得异常清晰。听上去很近，我甚至觉得它们就来自河对岸。如果旅馆遭到攻击，无疑会有趁火打劫的暴徒闻风而至，这让我很担心，因为我在房间里的提包中有我全部的家当……我不敢多想，撒腿就跑。

　　我冲进安全楼梯，一口气跑到我3楼的房间中，住在隔壁房的司机Tlala此时正在走廊上等着我。爆炸比先前更加猛烈了。每次爆炸，强烈的冲击波都会令房门剧烈抖动。从阳台上，我看见曳光弹的火光和数次让人心惊胆战的爆炸。

　　剧烈的爆炸之后，楼上突然冲下来一群激动的伊拉克人，大声嚷着：“政府大楼被炸了！政府大楼被炸了！”其中一些人则赶紧跑着去穿装甲防弹衣。从阳台上，我们看到河对岸升起了浓烟，特拉拉喃喃地说，“看，天空好像正在燃烧……”然后特拉拉突然意识到他把他锁在了自己房间门外！

　　传闻

　　我们都哈哈大笑，很奇怪在这种时刻我们居然还笑得出来。直到早上太阳升起，第一轮轰炸才终于结束。在楼梯上，一个快要发疯的女人拦住了特拉拉。她打着赤脚，用法语大声地冲着特拉拉嚷嚷：“请让我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好吗！！”原来，她错把特拉拉当成旅馆服务生了，“我把自己的钥匙纳在里面了！！”

　　而特拉拉自己也碰到了同样的麻烦。我们打电话到宾馆前台，终于一名男工作人员带着万用钥匙来了。与此同时，特拉拉和我来到另一个客人阳台，那里更方面观察外面的情景。

　　在河对岸一座大型政府建筑正熊熊燃烧。伊拉克人说，那是部长礼堂，内阁通常就是在那里召开会议。轰炸停止4个小时里，各种版本的传闻满天乱飞。有人说，空袭击中了萨达姆过去审讯犯人的“末日宫殿”，也有人说联军的巡航导弹击中了萨达姆家属的3个住处，还有一个由萨达姆儿子管理的计算机中心。

　　特拉拉想趁着白天还比较太平的时候回自己的房间休息睡觉，我则想去当地医院看看，打听一下伤亡人数。

　　准备……

　　那天晚些时候我接到英国《独立报》的记者基姆打来的电话，我足足爬了10层楼梯才来到他的房间——我不敢坐电梯，担心万一停了电被困在电梯里就惨了。几天前联合国核查人员撤离的时候，基姆的老板也曾打电话让他也离开。但他没能走掉，伊拉克当局逮捕了他和其他6、7名西方人，原因是违反了新闻报道的规定。被扣留了数天之后，基姆才得以返回巴格达。

　　我突然有些庆幸“土地爷”没批准我离开巴格达。如果我和基姆一起离开的话，我可能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也许更坏。

　　在我那间3楼的房间里我觉得很安全。特拉拉给我买了3根很长的绳子，每根都足以让我顺着爬到楼下。他告诉我，现在物资紧缺，弄到这3根绳子可费了一些周折。他骗商店老板说绳子是给伊拉克反恐突击队员买的，老板这才卖给他。

　　宾馆夜班经理也认为，底层房间要比高层的安全许多。他说，1991年和1998年巴格达遭到轰炸期间，许多窗户都被炸碎了，“但大多数都是在西边，”——面向河的一边。而我的房间朝南。

　　不过，好位置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房间里的玻璃太多了、通往阳台的滑动玻璃门、墙上的镜框、镜子、电视，如果炸弹来袭，这些玩意绝对是足以让我丧命的潜在杀手。我把所有能搬动的物品到了壁橱里，其他东西表面则贴上胶带，用布包好。

　　令我比较放心的是房间客厅很长，如果空袭更加激烈，我可以干脆住到客厅里去，把所有的门都关紧。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在客厅里生活工作几个星期。此外，我还有2大桶饮用水。

　　我想，我已经为所有意外情况做好了准备。(袁海/章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