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13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黄全权 王宏达 赵磊）在中国医学科学院ＳＡＲＳ防治中心，两人或三人一间的“非典”患者病房是从早上6时开始苏醒的。

　　伴随着一阵电流声，病人床头的对讲机会传出护士们清晰的声音：“某某床某某某，请报一下你的体温。”这时，大部分病人已经提前将体温测量好，一些还没来得及测量的患者赶紧拿上体温计放到腋下。5分钟后，护士们会进行第二次询问。

　　选择一早量体温是因为经过一夜的新陈代谢，这时的体温是一个人的基础体温。对“非典”患者来说，准确体温的重要性是超乎寻常的。当然也不必担心因此影响患者的睡眠，因为在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睡眠成了“非典”患者呆在病房里最多的选择。

　　这样的工作只是“非典”患者一天中4次体温测量中的一次。对中国医学科学院ＳＡＲＳ防治中心协和病区的60名患者来说，他们一天中所面临的常规治疗还有：服下护士们8时、12时和下午4时准时分发来的口服药；早9时和晚9时各一次的输液：在生理盐水中添加一定量的激素。根据症状的不同，轻重患者添加的激素数量会有一定的区别。

　　约有三分之二的患者每天需要呼吸一定数量的氧气，“非典”病毒的侵蚀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多多少少出现呼吸急促现象。这项工作并不困难，氧气瓶就放在患者的床边，在他们觉得已经可以的时候，他们只需轻松摘下面罩，关掉氧气瓶的开关。

　　除此之外，对绝大多数“非典”患者来说，他们每天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度过一整天的时光？

　　事实上，“非典”病房中的生活并不如外界想像的那样枯燥。电视机、收音机是每个病房必备的设施，而且是使用率最高的物品之一。在这栋由原整形医院门诊楼改建而成的建筑里，由于没有有线电视插口，医院给每个病房安装了室内天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画面的效果。就在记者进入的前一天，58床的大个子张进明（化名）向护士要来一堆曲别针，把它弄直连在天线上伸向了窗外，很有效果。这项发明引得不少患者想要模仿。

　　另一些患者更期待上午10时的到来，护士会在这个时候送给每个病房当天的《北京青年报》《晨报》，有时还有一些单位赠送的杂志。“送报纸的时候，他们可高兴了。”护士肖颖说。

　　但所有这些都比不上手机重要。在这个隔离的世界里，由于计划中的电话线还没来得及完全接通，手机成了各位患者和妻子、丈夫、妈妈或女儿联系的唯一方式，需要的用品也都是通过手机让家人隔日送来的。二层那名总爱在房间洗衣服的女患者甚至让家人送进了一个搓衣板。在记者到达的当天，一层11床15岁的女孩辛辛就因为手机充值卡没钱了，整个下午哭个不停，直到护士忙不迭地跟她妈妈联系上，妈妈哭着让护士转告辛辛说妈妈也想她，并保证马上就给她送新的充值卡进来时才停止。跑来跑去传话的医生、护士都理解辛辛。

　　看电视、读报和打电话并不会妨碍他们去水房打水。水房设在一层，除了几名重症患者由护士代劳外，多数情况下，这项工作由患者自己完成。一般同一间病房中，轻症患者会主动帮别人打水。打水时，所有患者都会自觉按规定戴上口罩。

　　“违规”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为防止交叉感染，保证病人休息，协和医院病区原则上规定病人之间不准互相串门。但有的患者还是忍不住在“邻居”之间走动走动。他们也并不真的进去，只是戴着口罩站在门口，隔个几米的距离聊上几句。事实上，碰到这种情况，医护人员并不会真的阻止。记者和护士长走上二层病区的时候，正在05号病房前说话的患者立即自觉地离开，退回到自己的房间。护士长说：“挺理解他们的。老在屋里呆着，确实挺闷。他们自己也挺注意，一般是跟自己病情差不多的交往。”

　　轻症患者与重症患者是病区中相对独特的两个群体。前者快乐，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只是在等着康复出院前最后的观察。后者沉默，因为病情的发展让他们的身体处在无力和痛苦中。在ＳＡＲＳ防治中心协和医院病区，重症患者都是一个人一间病房。来自协和医院总院的感染科主任邓国华教授说：“这一方面是特护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避免一旦出现意外时，会对其他患者的心理造成打击。”而他们病情的进展情况会成为医生交班时的重要内容，专家级大夫则会不定期地进行巡房诊疗，随时调整治疗方案。除此之外，医护人员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节省体力，并用各种方式树立他们康复的信心。

　　但不幸还是在时时发生。在记者进驻采访的几天里，就有4名患者的生命消失在他们熟悉的病房。

　　设在一楼的一间40多平方米的空旷大厅是病区里相对“特殊”的地方，大厅的另一扇门就对着医院的院子，而隔着另一面墙上的一层玻璃，就是设在半污染区的医护人员工作站。这既是接治“非典”患者进入和患者出院的通道，也是几名轻症患者“扎堆”聊天的地方。他们喜欢这里，不仅是因为宽敞，还因为这里窗户更大，更接近外面的世界。白天的时候，那扇门并不落锁。

　　他们并不打算擅自迈出那扇门。在采访中屡次向记者打出胜利手势的董金亮据说已经多次向护士提出“出去站一小会儿”的建议，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行，过几天就出院了，干吗这么着急。”19岁的董金亮也就不再坚持。

　　在“非典”病房这片隔离的天地里，平静和紧张、希望和不幸就这么紧紧地挨在一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