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下旬起，尽管非典的阴霾尚未散去，但重庆市忠县法院还是开始了迎来送往的忙碌。此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市法院系统推广忠县经验———监督法官八小时工作外的生活、社交、娱乐，而实施监督的主要是法官的妻子或家属。这样，重庆各市县法院就开始陆续到忠县法院“取经”。据了解，忠县的其他部门诸如工商等，也有意仿效实施。

　　不过，有关忠县改革的合理性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夫人革命”

　　2002年7月的一天，忠县法院院长许明一言不发，不知道对眼前这个哭泣的女人说些什么才好。

　　这个女子是法官厉波（化名）的妻子。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下班后，她丈夫酒后猥亵妇女被抓。

　　此事在忠县引起轩然大波。法院调查发现，厉波经常酗酒，还常常涉足色情场所，厉因此被当地人称为“酒色法官”、“嫖娼法官”。

　　女人受不了刺激，便找到院长许明，提出了“一个妻子的问题”：一个好端端的老公，怎么一当上你们的法官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有没有办法管好下属？

　　女人的问题让许明多少有些尴尬。许明注意到，法官们的妻子开始不安起来———谁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不是另一个厉波？“一个妻子的问题”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院长的问题”。

　　2002年8月，许明下令全院法官学习整顿，并和纪检组长张全贵以及办公室主任张秀林一块，对1996年以来该院处理的23起法官违法违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有一大半是发生在下班之后，又以接受当事人请吃喝、进入娱乐色情场所居多。

　　9月，一套方案被拿出来讨论，核心内容是对法官们八小时外的“三圈”，即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进行监督。

　　激烈争吵随之而来。一批中层干部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做法全国未见，要实施，有没有政策和法律上的风险？何况就算要监督，也不好操作。

　　据说，一名法官当时站起来，几巴掌拍在桌上，言辞激愤地说：“法官也是人嘛，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

　　赞成的法官则反驳，《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准则》都有约束法官业余活动的规定。一法官说，正因为“法官也是人”，所以才更要虑及法官经不起诱惑、被有个人目的的当事人“拖下水”的可能。

　　争吵持续了大约一个多月没有结果，最后许明得到法官妻子们的支持，断然决定推行方案。

　　“现在回头看，这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夫人们推动的，说它是一场‘夫人革命’似乎也不过分。”张秀林说，“夫人们的要求实际上是社会要求对法官进行严格约束的一个缩影。”

　　夫人的“紧箍咒”

　　方案于2002年11月1日正式实施。

　　之前的一天，由许明院长的妻子带头，法院60余名法官以及他们的配偶、亲属（据调查，该院法官95％以上为男性、已婚———记者注），与法院签订了《法院干警八小时外家属监督责任书》。按照责任书的规定，夫人们将在诸如“不得在家中和非办公场所接待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11个方面对自己的老公实施监督。

　　纪检组长张全贵说，这11个方面是院里参考了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准则，并结合存在的实际问题制定出来的。考虑到实际操作性，夫人们要做的主要是后来被称作“紧箍咒”的四个方面的监督：一要管住法官们的“嘴”：法院干警不得参与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宴请，不该吃的不吃；二要管住法官们的“手”：干警不得接受当事人的馈赠，以法院名义或自己的职务影响，要求当事人或其单位为自己及亲友牟利，不该拿的不拿；三要管住法官们的“腿”：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游玩，不得参与黄、赌、毒活动和涉足色情场所，不该去的不去；四要管住法官们的不良嗜好：工作间歇严禁饮酒，任何场所严禁酗酒，公共场所严禁猜令划拳……

　　张全贵解释说：这四个方面的重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钱”和“色”。

　　那么，法院能给夫人们什么样的“权”呢？按责任书的规定和院方的构想，夫人们对法官八小时外的监督可以体现在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两个层面。

　　事前监督，夫人们享有对法官行为的过问权和制止权。

　　法官邱传兴的夫人周乐康说：“每天我都要过问他的行踪，比如他说到什么地方去，我就要问去哪里，做什么事；如果他说是朋友聚会，我就要问是什么朋友……有人到家里来，我得先问问是谁，做什么，如果是当事人，坚决不让进门。”

　　事后监督，夫人们享有控告权。若法官们在八小时外出现违法违纪行为，夫人们随时可以向法院控告，法官不得阻止。

　　张全贵说，夫人们的权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责任。与此相关联的做法是，法院要在每月10日召开家属座谈会，向夫人们了解法官八小时外的生活、社交、娱乐情况，夫人们有责任按时到场并如实反映，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除此之外，夫人们还得督促法官填写八小时外活动日志，并且每月签署一次意见交法院审验；夫人们自己每月也得填写家属监督联系卡，详细记载本月监督的情况。

　　作为保障，法院出台了一份关于八小时外监督管理办法的文件，将法官八小时外的活动纳入年度考核。文件中列举了一系列奖惩办法。比如法院每年要将那些认真履行责任的法官丈夫（或妻子、儿女）的夫人（或丈夫、父母）评为“贤内助”，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

　　若法官在八小时外有不轨行为，不但每年缴纳的200元廉政责任金会被没收，同时还会受到轻则经济的、党纪政纪的处罚，重则追究刑事责任的惩罚。

　　另一个问题是：法院如何确保夫人们履行监督的职责？

　　张全贵说，责任书有规定，法官家属监督不力的，法院可以建议法官家属所在单位取消该家属评选先进个人的资格；此外，家属伙同或纵容法官实施违法违纪行为的，法院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追究其相应责任的建议。

　　“夫人监督”的热情有多大？

　　在监督法官八小时外方面，夫人们并不是孤立的，忠县法院为配合“夫人监督”，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八小时外督察队。“我们的行动都是极其保密的。”纪检组副组长李荣明说，每次都是院长或具体负责人临时召集人马，立即展开行动。

　　据介绍，除督察制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配套监督制度：廉政监督员制度和败诉当事人监督会制度。法院聘请12名社会各界人士作为廉政监督员。廉政监督员周光霞说，廉政监督员们实施的实际上是一种松散型的监督。败诉当事人监督会制度则是由法院定期召集败诉人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诉讼结果的看法以及对法官在判决过程中八小时外活动情况的印象及评价。一些法学专家认为此种制度“很有新意”。

　　多管齐下，八小时外监督效果到底如何？

　　黄永忠原先好酒，现在连一滴都不敢喝了。有一个执行案子办完后，当事人三次请他吃饭，他都拒绝了，“我觉得背后似乎长了眼睛。”

　　另外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当事人老爱往他家跑，现在都不敢来了，来了他也不开门。

　　审判员邱传兴以前爱在外面喝茶，打打牌，偶尔也小赌一下。现在他每天都呆在家里帮妻子做饭、洗衣，闲了就看看书。“我每天都盯着他，不让他出去打牌。”邱妻周乐康面有得色。

　　80％以上的法官夫人反映，实施八小时外监督后，他们的丈夫减少了许多社交和应酬活动，变得深居简出起来。

　　张全贵说，八小时外监督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持续多久，关键要看夫人们监督的热情有多大。这项改革是夫人们推动的，而夫人们的动因，一是阻止丈夫进入色情场所，或者包二奶另觅新欢；二是阻止丈夫喝酒，因为一个醉醺醺的丈夫普遍让夫人们感到讨厌，何况还有害健康。

　　至于丈夫的其他行为，妻子也许根本不会关心，甚至还可能包庇、纵容。

　　记者将忠县法院今年2月收集的家属监督联系卡做了统计分析。60份监督联系卡上，大多数只简单地填了“本月无违法违纪行为”几个字，一些卡上只填了一个“无”字，甚至有的卡上除了签一个名外，一片空白。只有不到20％的卡上填得稍微仔细点。这和责任书上规定的家属应详细填写监督情况卡相去甚远。

　　一名法官夫人帮记者解读：这个结果一方面是好事，说明监督认真并有成效，没有谁的丈夫进入色情场所；但也可看出夫人们对其他监督内容不感兴趣，甚至有抵触情绪：她也许根本就不愿意或者没兴致管丈夫是否和当事人一块吃饭了或者接受了当事人的礼物，也懒得填写这方面的内容。

　　忠县政协常委颜明熙说，“夫人监督”，动力基于利害，阻力也基于利害，因此他担心这个监督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监督之难

　　法官不得接受当事人的宴请，但是如果当事人委托法官的朋友出面宴请法官，你如何得知原委？

　　这是记者提出的问题。张全贵沉默半晌说，这正是八小时外监督体系在实施中最令法院棘手的问题之一。忠县不大，法官生长其间，遍地是熟人。“熟人社会的弊端，看来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张全贵说，八小时外监督体系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虽然责任书规定一旦家属不履行协议，法院将如何如何，但法院的这些建议除了警告作用外，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建议对那些没有单位的家属不起作用；有单位的，单位不一定采纳法院的建议；就算采纳了，现在还有多少人在乎有没有评选先进个人的资格？

　　监督的成本也是要好好盘算一番的。张全贵说，比如当初督察队成立时漏算了人力和时间的成本。忠县虽不大，但酒楼饭店、茶肆歌厅等也不少，督察队有限的几个人能不能把监督做细做好？

　　至于夫人们监督的成本，法院就根本没有考虑到。一位庭长的妻子说，自实行八小时外监督后，她家的电话费、两夫妻的手机费加起来差不多增加了近200元，交通费也多了不少。

　　八小时外监督体系中，最难以掌握的，就是监督的“度”。

　　李荣明说，督察队经历几场尴尬场面后，正试图改进督察方法，尽量当场不露痕迹。“这反映了一个难题”，如何做到既有效监督，又不侵犯法官们的隐私和自由。

　　另外，夫人们如何把握“度”？而且，妻子监督丈夫，是不是有悖人伦？

　　尽管采访中所有的法官表面上都和法院的口径保持一致，但记者侧面了解到，不少法官在私下里常嘀咕：“现在不得了，都爬到我头上来了，动不动就往院里告。有时候恨得牙痒痒，虽然不好说，但心里总窝着一把火！”有的法官说：“在院里被领导，回到家还被领导，觉得好累。”一位偏激的法官甚至说：“现在我觉得她已经不是我老婆了，她是法院安插在我身边的奸细，是克格勃！”

　　按法院规定，有些事务，法官有保密的责任，作为法官的妻子，不该问的不问；但责任书上规定了“四过问”。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让夫人们做到既有效监督，又不“手伸得太长”，成了忠县法院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最后涉及的问题是，即便是夫妻，在接受监督的同时，法官们可不可以“保留一点私人的空间”？

　　一个事例是，周乐康因为要“圆满地”进行监督，每天都要对法官丈夫邱传兴例行询问：“今天有没有认真工作学习了？”“和谁都做了些什么？”有法官证实，邱在向别的法官提起这事时，用的是“审问”一词。邱外出办事，无论走到哪里，周都要跟到哪里，“我宁愿花钱买个放心。”周乐康说，她甚至可以做到包个车跟着老公。去年，周乐康因“监督有力”而被法院评为“贤内助”。

　　“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张秀林说。一些夫人们向院方反映：“他最近总不大理我，不和我做爱。是不是在外边鬼混了，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并进而“无论从一个妻子的角度还是一个家庭监督者的角度出发”，表示自己有意仿效周氏，并要求院方一定要将他的一举一动弄个请清楚楚；但这个“小小的要求”遭到了法官们“无论以一个丈夫、一个家庭的被监督者还是一个法院的工作者的角度”的强烈抵制。

　　张全贵说，实施半年后回头看，成效显然很大，但不否认有漏洞和弊病，总的来说，搞比不搞好。作者: 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