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观察家 童大焕

　　沈阳涉嫌黑社会犯罪的头目刘涌二审被改判死缓以后，媒体和网上质疑声一片，法学博士郭光东先生为此撰文，指出“激情公审才是法治的最大危险”。另一位法学博士何兵先生针锋相对地指出：“最大的危险是激起公愤。”我赞同何兵先生的观点，并对数年前魏永征先生提出的所谓“媒体审判”表示强烈质疑。

　　公众和媒体有权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看法，有权根据其掌握的信息进行评论，并且有“免于正确的权利”，哪怕其掌握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如果凡事都要求必须在法律确信的基础上发表评论，而且要求评论必须“正确”，那么评论的自由将永远成为空话。更何况，“法律确信”本身也常常有失误的时候，言论自由恰恰是对公权力最好的制约手段之一。

　　言论自由包含了对特定事物确信的自由，也包含了怀疑的自由。这样的怀疑或确信，如怀疑某官员贪污受贿、确信某人必须判死罪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罪推定”无关，也与所谓的“媒体审判”无关。诚如何兵所言：“国家不得进行‘有罪推定’，但公众可以进行‘有罪认为’，或者说‘有罪推定’。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进行有罪推定，将会使行为人不当地受到法律惩处，而公众的有罪推定，说到底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并不能对行为人产生任何刑法上的不利，不可能限制行为人的人身自由，不可能剥夺他的财产权利。”

　　而与公众利益有关的行为人，必须忍受公众的怀疑和不信任，这是他作为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公众和媒体的指责、怀疑，永远构不成对行为人法律意义上的惩罚，因此，所谓的“媒体审判”纯属望文生义的无稽之谈。

　　我们不妨先看一个著名的例子：1991年3月3日夜，四名美国洛杉矶警察局的白人警察，在210号公路发现一辆由酒后黑人青年驾驶的超高速车（时速一百英里以上。当时允许的最高时速为65英里。在美国，酒后驾车如果致人伤亡，将被以谋杀罪指控），在追捕过程中，黑人青年不仅拒绝停车，被拦截后还拒捕，被警察暴力殴打制服（同车另外三人因为配合警察，没有受任何皮肉之苦，其中也有两名黑人）。

　　一名过路人鬼使神差地操起车上恰好携带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所看到的景象。 于是，这短短83秒钟的录像，此后不仅成为美国最轰动的新闻录像之一，而且多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此后的整整一年里，美国人不断地在电视中重复看到这段录像，并且在耐心地等候。殴打事件发生后，四名白人警察很快以攻击罪这样一个刑事罪名被起诉，在地方法庭受到审判。人们耐心地等待着这场审判的结果。1992年4月29日，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宣布了他们所得出的四名警察被告“罪名不成立”的结论。当天晚上，洛杉矶发生暴乱。在这场短短几十小时的暴乱中，死亡人数超过50名，受伤人数超过2000名，超过1000幢大小建筑物被焚毁，经济损失在十亿美元左右。同时，在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市，也随后发生了规模较小的类似骚乱，但是影响要小得多。

　　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同一段录像带，也在法庭上成了四名被告的律师用于向陪审团证明他们无罪的辩方证据。陪审团之所以宣布四名警察无罪，是因为被告律师将这段83秒钟的录像带一次次的停格切割成画面来放。这些画面说明四名警察打击的目的仅仅是试图制服嫌犯。

　　四名警察虽然在地方检察官的控告中被判罪名不成立，但是，这次控告依据的是属于州法部分的刑责。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检察官，还认为有充分理由控告他们触犯了属于联邦法范围的民权法，就是他们作为政府执法人员，由于执法过度，侵犯了黑人青年的公民权利。所以，在联邦法庭立即又展开了另一场审理。又经过将近整整一年的审理，联邦法庭的陪审团得出了四名警察中两名违反联邦民权法有罪，另外两名无罪的结论。这个结论似乎使大多数人都满意，戒备森严的洛杉矶警察都松了一口气，历史的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洛杉矶骚乱的前前后后，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民意”和“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暴乱，产生了这么严重的难以挽回的后果，但是事后，美国人并没有人指责所谓的“媒体审判”、“激情公审”，也没有任何人去追究媒体的责任，相反，绝大多数的人却认为这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联邦法院的裁决说明，媒体和公众不能左右司法，但司法却必须对媒体和公众有所交代。这种交代不是简单地迁就民意，最重要的，就是把司法机关认定的“法律事实”如实地、毫无保留地向社会公布，以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而在刘涌案的二审中，恰恰是改判死缓的理由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司法不信任公众、不向公众作交代，那么毫无疑问，社会公众对司法投去的就是怀疑、敌视的目光，就是毫不留情的反对票。是因为刑讯逼供的证据不予采信而放刘涌一马？那好，从此将此作为一个判例，今后凡类似情况皆参照执行；是因为刘涌供出了某些“大人物”而与司法机关有什么“辩诉交易”而留他一命吗？也好，为中国的“辩诉交易”开一先河。但前提都是将事实的全部真相公布出来。我们都在孜孜以求地追求正义，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