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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主题：回顾尼克松访华30周年，展望中美关系美好未来 中方嘉宾：知名外交家冀朝铸、章含之 外方嘉宾：尼克松次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顾宜凡：冀大使，你还记得第一次为总理做翻译的情景吗？ 冀：好的。我还是说英语吧，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时出的娄子。当年我刚回国不久，大家都叫我"洋娃娃"，不知道谁向周恩来总理打了“小报告”，周总理在外交部碰到我在为来访的尼泊尔首相的下属做翻译，总理说：“让这个小冀到我那儿试一试吧。”突然间我从小鸭变天鹅了，从勤务兵的翻译一跃成了首相的翻译，我感到受宠若惊。我给总理第一次做翻译的场合是总理陪同尼泊尔首相观看体育表演。我被事先告知，表演结束时的献礼仪式不用我翻译，而是由其他人翻译，所以献礼时我的脑子就开小差了，但是周总理不知道这一安排。总理说： “小冀你为什么不翻译呢？”我就连蒙带猜地说了一句：“尊敬的首相，现在向您献礼。”总理说：“ 小冀，还有献旗呢？” “天哪！我闯祸了！” 在第二天的国宴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知道我昨天犯了错，他们告诉我：“你这次可要倍加小心，不能漏掉周总理和尼泊尔首相说的一个字。在周总理发表正式讲话时，你要照稿宣读，一个字也不能差。”这次我丝毫不敢怠慢，总理读一句，我读一句；总理再读一句，我又重复一句。渐渐我感到自己仿佛就是总理了。突然，周总理脱了稿即兴讲了一句话，我又闯祸了。当时我的注意力只在稿子上，而没有认真听，我根本没听见总理即兴说了什么，所以我没能翻出来，这回总理真生气了。他说：“小冀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 就这样我从第一桌被赶到了最后一桌。大约五、六个月以后，周总理到外交部做报告，总理说：“我要强调一点，作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除了必备的业务条件以外，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绝对忠心，绝对可靠，绝对诚实。”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为周总理当了十七年的翻译，我时刻牢记总理的教诲，在任何时候都做到对党、对国家、 对人民绝对忠诚。 顾：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当年的乒乓球世界冠军郑敏芝女士，听说您跟周总理打过球，今天请您请讲讲您的故事。 郑敏芝：好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是我一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天，出现了很多惊喜，有很多想不到。第一个想不到就是在五月一日下午，周总理接见澳大利亚乒乓球代表团，总理接见完以后，很高兴地走到我们运动员面前，跟我说：“郑敏之，我要和你打乒乓球。”这是第一个我没有想到；第二个没想到，打完乒乓球以后，周总理就跟我们说：“今天晚上我要请你们几个运动员到天安门城楼观看五一劳动节的焰火，这个我没有想到，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天安门城楼是伟人才能去的；第三个没想到，在天安门城楼，我们几位乒乓球运动员有徐寅生、梁戈亮、张燮林、梁丽珍以及我本人共五位代表。八点钟左右，周总理陪着毛主席出现了，那时候我们都很激动，周总理陪着毛主席来，我们的手就在晃，拿着红宝书就在晃，非常高兴。我没想到周总理在人群中，叫郑敏之，我听到了但是我人在发直，我没想到周总理一下子就在人群中找到我，很快把手伸进去，右手一下子很有力地把我拉出来，跟毛主席介绍：“主席，这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郑敏之，她们刚刚从三十一届世乒赛回来。”主席握住我的手，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随后邓大姐看到我们，握着我的手，她说：“你们真了不起，你们小小银球，小球震动地球啊！”紧接着，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到美国访问，后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美建交，还有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我们现在再谈中美关系发展，我觉得更加要记住这段历史，更不能忘记，尼克松总统、毛主席、周总理这代伟人。 顾：谢谢！1976年，朱莉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您和您的丈夫，您能不能谈当时的印象？ 朱莉：那是一九七六年的除夕夜，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已经准备睡觉了，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过了二十六年之后，前些日子我在上海，又碰到了那个半夜里敲我门的人。那天晚上，我听到敲门声，穿着睡衣打开了门，那人说：“毛主席要见你，请立即动身。”我和我丈夫在两分钟之内穿好了衣服，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天穿什么衣服，是一件套头衫，没有扣子，我套在身上就走了。我们在黑夜中上了汽车，三十年前的北京，大街上见不到几辆汽车，那已是深夜了，我们身后跟着几辆军用黄色吉普车，长安街上静悄悄的。车把我们送进了中南海，有人把我们领到了毛主席身边，在这之前毛主席曾几次中风，他说话已经不清楚了，有好几个翻译在记录他说的话，然后再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询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并看了我带给他的父亲的亲笔信，在信中我父亲表达了他的愿望，虽然中美之间有分歧，但是仍可以继续向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向前进，我记得在那封信里我父亲告诉毛主席，他将在一个月以后访问中国。我父母是最后见到毛主席的美国人。在我父亲那次访华后的几个星期，毛主席就与世长辞了，Nancy唐曾经告诉过我一个故事，她的中文名字叫什么来着？ 章：唐闻生。 朱：对，唐闻生。今年三月份我来北京时，见到唐闻生，她告诉了我和我丈夫一件先前从不知晓的故事。我父亲第一天到达北京的安排是这样的：由周恩来到机场迎接我父亲之后，当天晚上就要会见毛主席。不巧，那天毛主席患了感冒，他病得很重，呼吸有困难，但他清楚如果在尼克松到达中国的第一天毛泽东没有会见他，外国媒体就会借题发挥，认为访问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中间出了问题。虽然毛主席病得厉害，但他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病痛，在当天晚上会见了尼克松，你们也记得这件事吧。 章：一九七二年，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健康情况，的确不能会见尼克松总统，在黑格将军先遣队访问的时候，他就很关心这件事情。我记得黑格将军是一月份来访问的，就在尼克松访问前一个半月，大约在一月四号的晚上，我是他的全程翻译，当时我们的总部设在民族饭店，突然半夜四点钟我得到一个通知，说立即到毛主席那儿去，毛主席要听汇报，关于先遣队的讨论。可见他对尼克松的访问是如此重视。所以我们在四点钟就像朱莉一样，糊里糊涂地起来跑去见毛主席。当时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很不好，腿也肿得很厉害，需要把脚搁在上面，当时我们有点担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见不了尼克松总统。那将是一个很大的波折，的确像朱莉刚才说的那样，毛主席以很大的毅力克服了他的病痛，会见了尼克松总统。 朱：那天我父亲并不知道，毛主席正在生病，但他注意到周恩来在会见过程中不停地看表。能够明显看出来，周恩来希望会见的时间尽量短，我父亲搞不清楚为什么，但他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希望尽快结束会面，他不停看表，显得坐立不安。三十年之后这个谜才被揭开，原来那天毛主席是带病会见我父亲。 顾：但当时《人民日报》登出来一大版照片，主席还看到神采奕奕的，精神非常好。我们这里有一位摄影师，是李华先生，当时主席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是您拍的电视，是吧？你能不能讲讲当时的情景？ 李华：我们过去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只让拍三分钟，因为主席身体不是很好，灯光一照射眼睛也受不了，只让拍三分钟。但是这次破例了，我们一直拍到了七分钟之长，这是我拍毛主席接见外宾，时间最长的一次，看效果也是最好的一次。其中有一段大家高兴的地方，尼克松总统说：“蒋介石管你们共产党叫‘赤匪’，那么你们叫国民党什么？”当时总理替主席回答的，说：“他叫我们‘赤匪’，我们叫他‘蒋帮’，有的时候也叫‘蒋匪’。”这样情绪就上来了。第二次高潮的地方，谈到基辛格来过两次，都是秘密来的，当时主席就说：“基辛格不像特务。”这句话也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对拍的片子非常满意，长达七分钟。 顾：冀大使，你给我们讲一个给毛主席做翻译的故事吧。 冀朝铸：有次我给毛主席当翻译，我的嗓门不是很大吗？主席晚年就怕声音太大。有一次翻译我在他耳朵边一吼，你怎么声音这么大！后来毛主席还是生气，但是一般我就站在后面，最后是唐闻生、章含之，总理也希望多两个翻译。因为主席的话太重要了，一个字也不能错，一个字也不能翻译得不准确。 顾：朱莉，当时在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你们是怎么样得到消息的。通过电视吗？ 朱莉：七十年代美国没有有线电视，只有NBC、ABC、CBS三大电视网，他们用卫星全天候转播尼克松访华实况，有很多人甚至请假不去上班在家看转播。一阵中国热席卷了整个美国，人们终于看到了，被隔绝在高墙背后的中国。整整二十五年了，没有西方人见到过中国是什么样的。人们把眼睛贴在电视机上，不放过任何一个来自中国的画面，这就是为什么那时章含之，在美国成了电视明星。当时我父亲与周恩来，关在屋里进行秘密会谈，而我母亲则在外面进行外交活动，她与中国老百姓见面，参观十三陵 、走访医院、与孩子们在一起、在北京饭店品尝佳肴，是我母亲真正地看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美国人通过我母亲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当然也通过章含之的眼睛。 章：就在那年九月，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有一次我到联合国总部地下室里一个小商店去买东西，那个商店里的服务员一看到我就喊：“快来看，这就是为我们的总统做翻译的那个中国女孩！”挺好玩的。 顾：唐瑞德先生，当时美国媒体对这个访问特别关注，当时美国媒体抱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个事件。 唐瑞德：你知道美国媒体在什么事情上都要找出争议点来，这是我们媒体的“责任”，当然在尼克松访华事件上也不例外，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对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赞扬声，是绝对压倒一切的，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都一致拥护尼克松访问中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历史更加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顾：节目拍之前，咱们这位世界冠军告诉我，他父亲本来非常想来参加这期节目，结果不能来，写了一封信给我们，我把它念一下。 顾念信：“尊敬的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欢迎你再次来中国访问。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我非常希望你能在中国多住几日，在工作之余欣赏一些户外的风景。你好像看了一些了是吧？我非常感激你父亲曾在白宫，接见了我的女儿郑敏之，你父亲对我女儿的亲切鼓励，激励了她一生的发展，我们中国人民感激你父亲，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深深地怀念尼克松总统。” 顾：你讲一下当时见到那克松总统的情景。 郑敏芝：一九七二年周总理跟我们说：“中国乒乓球队要访问美国。”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一员，也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能够访问美国。真的，我觉得很自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白宫，尼克松总统接见我们，我觉得其中有很最重要的一段话，尼克松总统讲：“比赛双方都会有胜负，有胜利者也会有失败者，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胜利者，那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这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过了三十年，回顾这段话，我觉得好像是在昨天讲的。在这里我想代表中国乒乓球队，请你转达我们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问候，衷心地希望，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能够长存，像你父亲说的，最大的胜利者。 朱莉：谢谢你父亲的信！太感人了！ 顾：她父亲是一位老师。 朱莉：所以写得那么好。美国乒乓球队是否曾经打败过中国队，他们有过战胜中国队的记录吗？我们的乒乓球打得怎么样，你很会外交辞令。 郑：据说他们进步还是很快的。 章：像个外交家似的。 顾：你真是个外交家，30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吧。 朱莉：绝对是，你们不再叫我们美帝国主义走狗，没错吧？我们不再称你们为“红色中国”，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的误区，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感动张朝阳刚才说的话，到美国留学改变了你的生活，当然很多美国人也到中国留学，我们之间的交流越多，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也就越深，只有这样世界和平才有希望。 顾：我们还想听听这位当年的外交官的，您当年的这个外交事件回顾起来有什么感受？ 唐占希：今天我的嗓子不太好，希望大家原谅。一九七一年基辛格博士第一次访华时，我在台湾工作，当时台湾人非常紧张，六年以后我调到北京，先后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之后的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了三年多。当时中美刚刚建交，工作非常繁忙，也曾和冀朝铸大使一起工作过，您当时是美大司副司长是吧？ 冀：是。 唐占希：对，当时每个星期都有美国来的代表团，要达成协议、签个合同什么的。我给他们做翻译工作，也吃过这个苦头，翻译文本都要我校对，天天晚上跑一趟钓鱼台，从人民大会堂跑过去，第二天早晨又重新再来，但是感觉非常愉快。以前我是从事文化和教育交流的，中国第一次到美国去的五十名访问学者是我安排的，我亲自打印他们的IP-66表。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一九七八年快到十二月中旬的时候，中美突然宣布：要在将来的两个星期内正式建交。第二天中国教育部来了一个很着急的电话说：“请你赶快过来，我们有急事跟你说。”我们到了教育部后听他们说，邓小平今天早上亲自给部长下了一个命令，在中美建交的前夕，第一批五十名学者一定要到达美国，这就意味着在两个礼拜之内，整个的安排都要做妥。哪里来这批人呢？然后还真是统统安排好了，因为教育部的人拼命干，大概是十二月二十八号的晚上。在首都机场为他们送行，送行的有周培源，冀大使好像也在吧？有一大批人，有方毅、有伍德科克大使，还有一个七品小官，那就是我。我们到机场送走了他们，然后我问教育部的人，你们从哪里找到这些人，有五十名，差不多在一个礼拜之内，从哪里找的？他们说我们去“抓人”，我问怎么“抓人”，他们说 我们到各个单位问，谁在这里又红又专，又懂基础英语，你是某某人，上车。 顾：现在做生意不要说三年前，总比10年以前容易得多了吧？ 唐占希：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最理想的还是甘维珍女士，因为她是做生意的，而我不是“经济挂帅”。 顾：甘维珍，我觉得你是个最合适不过的见证人，说一说中美建交为中美之间的商贸交往所提供的机会。 甘维珍(美国甘维珍公司董事长)：我第一次到达北京的那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你记得那是个什么日子吗？那是中美宣布要正式建交的日子，我是陪同美国大通银行的行长来访华的。当时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我是他的蹩脚中文翻译，我们结束会议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听到了中美将建交的消息。那天《人民日报》出了套红版面，从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到做生意，当时在整个中国，所有的商业谈判都必须在一座楼里进行，这个地方叫二里沟，与英语里“早点走”发言类似，因为那时与中国进行生意谈判十分艰难，那些大鼻子的外国人谈不成生意，就早早地跑了。所以我们叫“二里沟”为“早点走”。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只有九个公司有权力与外国人签合同，我的老板也就是大通银行行长，大卫.洛克菲尔先生说：“不管哪个行业到中国去谈生意，珍妮（他喊我的昵称‘珍妮’）你总是知道应该去找哪个中国公司接头。”但是他不知道只有九个公司可以谈，我的老板认为我是如此聪明，但他没有意识到，在一九七八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来往少得可怜。我管冀大使叫“老头子”。 冀：我们是一九七八年认识的吧？我叫她“小姑娘”，她是我的小姑娘。 甘维珍：你别说吧，我们相识于一九七九年新年伊始，那次冀大使在为薄一波副总理当翻译，而我是大通银行行长的翻译，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认识朱莉的时间不长，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我非常遗憾从来没有见到尼克松总统本人，但是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精神不死”，你父亲的精神将永不泯灭。 朱莉：谢谢你。 顾：张朝阳，你在中国这几年变成一个媒体红人了，请你谈谈感想。 张朝阳：我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与中美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我一九八一年上大学，一九八六年到美国去，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学位，并且在那儿发现了互联网。我于一九九五年回到中国，我们这个搜狐公司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纯粹的硅谷创业型公司，作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我们必须要签署合同。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变化，现在我们和你们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讲一样的语言，喝一样的咖啡，在北京到处可见星巴克咖啡店。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朱莉：你说得非常对，今天世界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起了前上海市长说过的一句话，他前不久跟我的伯父说，在我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我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像的：一件是人类登上月球，另一件就是美国总统踏上中国大陆。虽然两件事情都实现了，但第二件比第一件似乎更难。 章含之：刚才张朝阳先生讲的今天的中美关系和今天的中国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像我刚才说的，当时在中国根本没有一个媒体，我就想起一个笑话。当时没有真正的记者，记者就是一些干部，新华社的干部就叫记者。在杭州的那天晚上，《中美上海公报》最终在四点钟达成了协议，第二天早上，我们全体坐空军一号飞到上海，然后决定下午四点钟在锦江宾馆小礼堂举行一个breafing（新闻发布会）。当时美方提出来，中国当时的新闻都是外交部叫去告诉你怎么写。我们没有这个词，我们就说吹风，一直到现在都叫吹风会，然后就通知中方的记者，通知上海新华社，我们说要开breafing，下午四点钟开吹风会，在锦江宾馆。后来有几个记者老不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迟到，反正他们迟到了。到了第二天晚上，还是当天晚上，我去理发，理发室的理发师傅就问我：“你们下午干什么了？”我说：“下午开会”。他说：“记者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说：“你们告诉记者要吹风，他们就跑到我们理发室里来了。”还有一个故事，当年我们第一次去美国，实际上是去联合国，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前，我们之所以一九七一年进入联合国，实际上跟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密切相关。七月份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一下子就把联合国的局面改变了，于是当年的十一月份，通过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当时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于是我们就急急忙忙上阵，真是匆忙上阵，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前，我们就急急忙忙去了美国。当时我们真的像到月球上去一样，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那批人大概是第一批的中国的公务签证，在这之前恐怕没有人用公务签证到过美国。结果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觉得去美国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对美国人来说，我们这些“红色中国”来的人好像是太空来的人一样。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在住的地方，人们把我们看得特别奇怪，相隔二十年的敌对之后，我们以为会看见一种比较敌对的情绪，我们都有思想准备，所以当时我们走的时候，给党表示决心的时候，都说“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都是准备牺牲去的。我们感觉到我们就是一个突击队，到敌后去了，现在的人大概没法理解。现在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中国朋友，他们来往北京和纽约，比我去颐和园还多，差不多两礼拜来一趟，有的甚至一个礼拜来一趟，我们走在大街上，你们现在能想像吗？中国人在美国被围观，我们的衣服一看就是“红色中国”来的，因为男的女的穿的都是一个样子，基本就是后面照片上的衣服。男的衣服和女的衣服除了领子有点不同，其它都一样。 顾：出去的时候没有把衣服改装一下？ 章：那不可以的，衣服都是在红都服装店做的，都是一样的，红都服装店做的。红都服装店当时做这样一套衣服，要开介绍信，现在衣服卖不出去，那个时候要开介绍信。有外交部的出国任务，才能做这么一套衣服，所以样式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料子是一样的，我们出国的人员，不分男女老少级别，全是一样的。我们那时侯，每天下午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发布当天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我是发言人的翻译，每天下午记者多得不得了，中国代表团要发布新闻，当时在联合国特别轰动。有一天记者招待会散会了，我们宣布今天的记者招待会结束，有一位女记者就过来了，说：“我可不可以提个特殊要求？”我说：“你说吧。”她说：“我可不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我说：“可以呀。”她就摸了一下。第二天报上有一篇报道，说：“我昨天有机会，摸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官员的衣服，我发现虽然他们穿的都是一个样子的，但他们的料子都非常好，他们的料子是纯羊毛的。”我那套衣服在照片里有，当时美国人就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穿的衣服都是一个颜色，都差不多颜色。后来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自作聪明，他说：“我经过一番研究现在知道了，颜色代表他们的级别，他们的大使时穿什么颜色，他们一般工作人员穿什么颜色。”当时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他穿了一种颜色的衣服，当时我们没有保安人员，给他开车的司机，算是他的保卫，穿的跟他一样，第二天在报上有一张他的司机的大照片——《中国大使在联合国》。 顾：唐瑞德先生给欠讲一下中美破冰之旅之后，普通的美国人民得到了一些什么好处？ 唐瑞德：我认为今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中美关系在世界和平中所起到的中心作用更重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天比一天更清楚的是，五十年之后，中美关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未来的五十年，这个世界将由中国人来造就，这是毫无疑问，不可代替的。作为美国人，我为能在今天结交了众多的中国朋友而高兴，我为我们今天所缅怀的那一代伟大领导人的智慧而骄傲，是他们带领我们两国人民走到了一起。五十年之后，中美关系将是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关键。 顾：朱莉，你同意吗？ 朱：我同意，他说得很对，我十二分同意。我经常阅读记者和历史学家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我了解到中国的迅速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进步一年比一年大。中国将站在人类时代的前沿，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冀：在现今世界上要维护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一个关键性的关系，恐怕就是中美两国关系。 顾：高倩倩女士是甘维珍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 高倩倩：我跟你一样，一九七二年，我还比较年小，我十二岁，比你大一点点，还不怎么懂事，所以我对当时的事情，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我现在住在这儿，住在中国，在中国工作，就是因为有了尼克松访华。如果他不曾访问中国，我也就没有机会学习中文，也不会在中国过着这么愉快的日子。非常感谢！ 顾：我们观众中间有向三位嘉宾提问的吗？ 观众：首先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国朋友可以用中文跟我们交流，而我们也有能力用英文跟我们的美国朋友交流，我可不可以用英文跟嘉宾对话？我可以叫你朱莉吗？ 朱：当然可以。请。 观众：我今天有幸见到了你本人，你看上去那么年轻，算起来你应该已经出生了三十年以上了吧。我向你提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第二个是如果你像你父亲一样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你的对华政策会怎样；第三个问题最重要，我希望你能直率地回答，那就是你喜欢中国饺子和北京烤鸭吗？ 朱莉：这个问题最重要，你提的三个问题都很好。但是我要说： 我最想回答的是关于饺子和北京烤鸭的问题。我觉得美国人每周至少吃一顿中国餐，至少我们家是这样。你们的饮食文化是美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这里的中餐，与美国的中餐有些不同，这里的更好吃。谢谢！ 顾：约翰·泰勒先生是尼克松先生生前非常亲近的朋友。 约翰·泰勒：我非常有幸在尼克松总统卸任之后为他工作，他在一九七四年离开白宫时仍然是个年轻人，只有六十一岁。他在辞去总统职务的那天，就向美国人保证，他要继续为促进中美关系而努力。那时，中美关系还不很成熟，他所坚持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三点原则，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卸任之后六次访问中国，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刚才朱莉谈到过，到他去世前的一九九三年、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期间，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幕后协助卡特总统，筹备美中建交事宜。一九八一年里根总统上任，里根总统开始是属于美国共和党中怀疑美中友好是否有利于美国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是尼克松总统通过他的私人朋友黑格将军，强烈敦促里根总统到中国访问，亲身体验一下中美关系对于美国利益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当中美关系出现了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时，他继续在幕后向美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敦促，克服当时的困难，解决中美关系的危机是重要之重要。这不仅是解决眼前危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两国长期利益的大局。尼克松终生都在不断为中美关系而尽力，从一九六五年他在纽约做的第一场关于强调中美之间应寻求共同点的报告开始，直到一九九四年他去世。当那架空军一号在朱莉和家人的伴陪下将尼克松总统的遗体运往加州之际，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葬礼的那一天，在尼克松图书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会晤。即使在他的灵魂升天的那一刻，他仍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谢谢！ 顾：这位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他准备了一幅画想送给你。 张：我叫张士鹏，我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我给朱莉小姐带了一幅画，这幅画是齐白石先生的精品，画的是虾，我希望您喜欢。 朱莉：太美了！谢谢！ 丁杏芬：我是丁杏芬，原来在中共中央联络部非洲局工作，后来到国家审计署。冀朝铸大使，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我陪的访问团南非共产党的访问团，有幸见到冀大使，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和高水平的翻译。章含之女士是我的校友，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我们在一个楼里住了四年，你比我高两班。北外学友，我们在一起接待过菲律宾的马科思总统夫妇，非洲莫桑比克的桑莫拉总统，还有泰国总理柯利，当时我们都在钓鱼台住，不晓得你对我还有印象没有？我非常佩服你，是一位又漂亮又有天才的女士。 章含之：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基本上也是讲这一段（经历）的，我给它起了题目，现在我有点后悔，题目叫“旧事残梦”，“昨日旧事残梦”，今天坐在这里，好像过去的事情又历历在目，所以说旧事不旧，残梦不残，而且这个梦延续到今天成为现实。三十年前，这次改变世界的七日，我和小冀还有很多同事有幸参加，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果说那是历史上精彩的一幕，那么我想：它也创造了我们精彩人生的一幕。 冀朝铸：我和章含之同志是几十年的老友了。三十多年， 同甘苦、共患难。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证明了现在的领导人确确实实非常有眼光，看出世界，也看出我们中国是如何发展的。这让我们对我们的前途更加充满了希望，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召开这么好的聚会，谢谢大家！ 朱莉：谢谢主持人，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场合汇聚一堂，今天在场的那么多人，每个人都对那段历史做出了贡献，我深受感动。你向我再现了一九七二年时穿的衣服，她向我讲述了对我父亲的精心照顾，是你们赋予了这次展览生命力，使那些原本已沉寂了三十年的遗物，变得活灵活现，谢谢你！使我们大家在三十年之后相会，不管是坐在台下、还是在台上的，我都感谢你们让我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 顾：我们大家也感谢朱莉，今天来到了我们观众当中。谢谢你！我们今天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也希望中美两国的友谊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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