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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巫昂 实习记者：刘溜
200年12月15日中午，北京天降大雪，华新民坐在她家附近的小饭馆里，一边喝着毫无茶味的免费茶水，一边在接受采访的间隙，给刚刚被强制搬迁出南池子的薛宝国打电话，她说她想去看望暂时搬到地下室的薛宝国一家。她说:“我也担心南小街新鲜胡同的那些正处拆迁的老人。雪天路这么滑，近旁的公共厕所都硬给拆了，他们怎么能走到马路外边那么远的厕所呢？”
在将近半个月的采访中，华新民的日程每天都是满的，她几乎是一个职业胡同工作者，每一处拆迁现场即她的战场。她穿着简单的冬装，出没在即将消失殆尽的胡同深处，挨家挨户地访问那些院落。那些尚未搬迁的住户基本上都认识她，所到之处，总有人要她进去看看他们的院子，看能不能想办法保存下来。此外，她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因为她有3/4法国血统1/4中国血统与一口道地的北京话。当然，她一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做所有这些事，都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做。”
关于她，至少京沪两地城建规划圈子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极端激进与“保守”的华新民，要求把北京城胡同格局与所有尚未被拆的四合院，分毫不差、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一位规划界人士对记者说:“为什么旧城保护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却要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带出来。”他的意思是，现在呼吁保护北京旧城的老先生与社会名流很多:梁从诫、侯仁之、周干峙、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徐苹芳……
因为受她感动而决计投身制作胡同复原图的郑希成认为:“最后的北京城要是保护下来了，应该给她塑个像。”为美术馆后街22号院辩护的律师吴建中也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屡战屡败，我们都有些心灰了，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凡是与胡同有关的任何事，她在任何时候都不知疲惫。”
她用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语词说:“有些斗争是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
然而不少认识她的人认为，她行事的方式有非中国的因素，1998年，华新民到首都规委问一位官员，为什么要拆胡同那么好的东西。他说，你说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呀？于是，她当了真，买了一张北京市详细地图，一张张撕下，骑着自行车在东城与西城的胡同集中区，一条条胡同一个个院子看，用不同颜色标出这个已拆那个未拆，跑了几个星期，抱了一大堆图给他送去。但这之后，这个建议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华新民的“胡同情结”
对老北京来说，胡同与四合院里生活的象征就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被称为“胡同百科全书”的石遵茂给了它们一个详细注释:“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这三样儿。以往老北京凡是家有存粮、有个佣人或者读书人家，都有这些个讲究。从端午节开始在院子里搭天棚，天棚是用杉篙立起来的，上边铺着芦苇席。此外，迎门要有个大鱼缸，大的有一人高，里边养着龙睛鱼。在鱼缸边，照例要种两棵石榴树，五月开花，象征着人丁兴旺。老北京酷爱种树养花儿，如果你见到胡同里院子外有一排粗大国槐，那里原先准是一个大宅门，而差不多所有四合院里都有老枣树，其他的要按住家爱好，种些别的。每条胡同有庙，或者观音庙或者大王庙。”
四合院一般是坐北朝南，院门都开在东南角，而不开在正中。这样设计据说是八卦方位，即所谓的“坎宅巽门”:“坎”为正北，在“五行”中主水，房子建在水位上，可以避开火灾;“巽”即东南，在“五行”中为风，进出顺利，门开在这里图个吉利。现在我们说的四合院，分为外院与内院，外院又称“号房”，为门洞进去后一般活动的空间，当年多为佣人居住采买的场所，从垂花门进入“内院”，里边通常分为东厢房、西厢房和正房，正房两边有耳房，通常是堆放炉子家伙等杂物用的，后边有后跨院儿。文化人方文形容胡同里的生活最大好处就是清净:“只要进到胡同100米之内，就了无车声，静到一个树叶儿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早晨起来听得到鸟叫，坐在院子里让人心平气和。我并不怕升炉子或土暖气麻烦，我生的炉子能顶14个小时。以前景山一带有供胡同使用的地下水水厂，夏天的时候水都扎手，很多宅院里有井与泉。事实上，当年胡同的形成与它的水源是分不开的。”
华新民就在无量大人胡同的一个院落里长大，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史家胡同上小学时的情景。她的祖父华南圭与父亲华揽洪都是土木工程界及建筑界的权威人士。在法国学的土木工程建筑。华南圭在1904年到1910年留法，成为法国公益工程大学首位中国留学生，并娶了一位波兰籍女子为妻，回国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和北京工务局局长等职。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回法国，直至1945年回国，解放后，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华揽洪十四五岁就被华南圭送到法国，在北京上的也是英文学校，华新民说他在气质、思维与逻辑上是西方人，也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法国本来已经有一个建筑师事务所，有车有房生活舒适，又娶了同样富有理想主义性格色彩的法国太太即华新民的母亲。但1951年，华南圭毅然带着妻儿抛弃一切回国，并在梁思成的举存下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第二总建筑师，与时任第一总工程师的梁思成共事。
现居巴黎，已90岁高龄的华揽洪，曾参与50年代北京确立中心区规划讨论时期的讨论。华新民说:“后来在畅观园外开了一个会，没有采纳甲方案也没有采纳乙方案，最终采用的是苏联专家的建议。另外，我父亲是激烈反对把苏式建筑硬搬到北京的，他也反对建这么大的广场。他说过，‘我在莫斯科，要闭着眼睛走路’。”
华新民最津津乐道的是父亲“数树”的故事，他在回国初期，觉得北京的树很多很好，就在胡同里走了约一年，把每条胡同里树的数目与位置记录下来，交给园林局。这种老实而执拗的工作方式后来至少遗传给了华新民。华揽洪还做了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学会的媒介，并首次设计了适合北京的自行车与汽车交叉的建国门立交桥。当然，他并没有想到后来这种式样的立交桥密布京城，成为他女儿所反对的城市发展标志。但是，华新民否认自己参与胡同保护与她的家族和中国建筑规划界的渊源有必然联系，她更多的还是出于感情。
京城胡同变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下属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主任工程师张广汗说:“建国初，北平选择和平解放就是为保护古城区，当时的中央政府请梁思成做出北京的文物古迹图，发给各军区，在政府正式文件中也有指示。”石遵茂也回忆:“我印象中最早拆到老居民区，是建国10周年时，要开通一条街，把原刑部街拆了，把两边的居民拆走。”
与华新民不同，民间胡同专家石遵茂已经改变了多年来没事就出门转胡同的习惯，他说已经转不出什么来了，只会让人备感心酸。他告诉记者:“北京的胡同集中分布在内城，内城现在已经看不太出来了，但大体是以二环路稍内为界限。天安门左右两翼，因为原在皇城附近，设置了很多机关，很多地名仍有保留，比如存柴炭的惜薪司、内务府所在的南北池子内有帘子库、灯笼库与缎库。东四、西四的由来是因为都有四个牌楼，东单、西单也同理，最知名的北京胡同区莫过于东四北大街，由南向北有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是“文革”的产物，原是汪家胡同与船板胡同，而西四原不用几条几条算。以往，东单、西单与鼓楼前，都是繁华区域。”
现年62岁的石遵茂说:“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哪个胡同在盖四合院的，我90岁的老母亲也没见过，这说明现有四合院都是年代久远。老话儿说‘桑柳榆杨槐书，不进阴阳宅’，建老房子的木料多以东北的红松黄松为主，特别是椽檩讲究的都要使老黄松，太阳一晒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砖对缝’，就是把老砖对老砖磨，砌的时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浆水渗进去。北京的老房都是先搭架子，上完梁再修墙，上梁是件大事，要放炮的，这样的结构可以造就‘墙倒房不倒’。”
北京人讲，“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如牛毛”。为了宜于通行和采光，元代规划的城区胡同宽度约为9.24米，但后来产生更多胡同的肌理，却是相当独特的，与现在的单元房加排楼不一样，并不十分规则。元代的《析津志辑佚》记载:“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到明朝，据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当时共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据清朝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提到的当时胡同名字可以推出，清朝大约已有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978条。解放前的1944年，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北京共有3300条胡同。解放后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多条。”而198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一书所记，四个城区有胡同3665条。90年代后，旧城改造运动开始，很多胡同的形态已经改变，仅留下了旧有的名字。
到“文革”时期对古城的破坏最大，开始拆城墙破四旧，当然，拆城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交通问题。据石遵茂回忆:“北京胡同日渐拥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次挤进居民的历史时期，1949到1953年为第一次，当时大量是支援军队及军队家属，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土地革命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还有就是灾荒与水荒中的难民。1957年‘经租’政策出来后，胡同内的独门独院很多都变成大杂院，因为消灭房产私有，私房主被要求交出11到12间自留房之外的房屋，交给那些贫苦的无房人口居住，到了‘文革’，就都得交上去了，房管局接受了所有私房，很多军代表与工人阶层住进了胡同，胡同的人口压力陡然增加。”
方文也说:“我印象中，四合院里兴搭盖小厨房是从唐山大地震以后开始的，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80年代，院子里基本上搭满了小厨房，那时候单位分房给个人，单位要负责把小厨房搭好，有些房管所为了往院子里多安置人，就在后跨院里修建排房，现在我们看到的青砖红砖，上面是平瓦的，都是那样搭盖起来的。”
也就是在“文革”结束的1976年，华新民回到法国，她走的时候，北京胡同的格局与景观还是在的，但也就在这时期，胡同变得越来越拥挤，搬出胡同十几年的北京人谢其章回忆:“我的旧居在西城按院胡同，不规则的四合院里住着六七家，共用一个茅房，男女不分，高峰时老有人占着……几年后，妻子的单位又分给她一间平房，也是在一个大杂院的顶旮旯，出门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墙，终日不见阳光，以今天的水平视之，根本没法住，就是在这8平方米的小屋原房主一家四口住了30年，难以想象。”
城市规划师张广汉说:“七八十年代，北京开始在老城里搞工厂，准备把它从消费型的城市转向生产型城市，于是开始在胡同的庙里与胡同民居内见缝插针建小工厂，并开始安置更多居民进入四合院。80年代后期，落实私人产权，但是房客还是住在里边，只交少量租金，维修费用不够，导致了大量四合院多年未修缮，渐渐老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城内的问题就是市政欠债越来越多，电力电信与上水基本解决，但下水还是使用着清末与民国的设施，由此开始了旧城改造，对老城的破坏较大。而且往往从人口密度较少、容易改造的区域入手，比如长安街南北两边，这是因为政府与开发商，通常都要算投入产出的，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拆迁成本自然也就高。”
1997年，华新民随在法国驻华公司工作的丈夫回国一段时期后，有一天突然发现，推土机都推到城里来了，随后的数年，北京的胡同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成片成区地倒下。“这完全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在起作用。”华新民说，“我觉得我不能眼看着一个独特的北京城毁灭，变成世界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平庸的现代都市。”
对民生的关注
华新民在四五年的胡同调查与访问中，结识了无数胡同居民。她说:“开始时候，我就是想救这个城市的胡同，慢慢对拆迁宣传产生了怀疑，正好就认识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博士生谭英，她在做旧城改造中居民问题的研究。我们就一起去见了几个区领导，跟他们一起谈谈居民反应。后来，我继续去敲胡同居民的门，跟他们交谈，我发现，每一个院里都有很多故事，胡同本身就是一本关于北京与北京人的书。”
以下场景可以增加我们对华新民日常生活的感性认识:12月7日下午2:30，华新民正在采访之后吃午饭，手机响了，她刚接到就大惊失色，说是新鲜胡同69号张老师打过来的，我们刚从那个院子出来，拆迁办来了不少人正在拆他家的北院。据张老师说，北院是整个院子里最好的房子，住户已经签字同意拆迁，上午里面就已经搬迁一空了。我们于是匆忙赶往现场，一进69号院，就见民工们进进出出往外递砖，北屋屋顶上站着三个拆迁工，屋瓦已经全都揭开，堆成一堆一堆的。屋里一个拆迁工正在拿大锤在墙上敲着，发出很大声响，一个穿瓦蓝色夹克的中年男子正站在院子里大声指挥这一切。华新民着急地冲上去，“谁让你们拆的，不知道这是539个宣布受保护的好院子中的一个吗？赶紧叫他们别拆了，快停，停手！”蓝夹克一见华新民就面露讥笑:“哟，您又来了！”一面马上打手机，叫着“有情况，再多叫几个人过来，快点，听见没有！”而屋顶屋里的拆迁工动作更快了，原来整齐堆放成排的屋瓦被大撂地直接扔下来，在地上砸成碎片。华新民一脸苦笑着自嘲:“我发现我以后还是别出现在拆迁现场，我一出现反倒拆得更快了。”
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南池子保护区已经被多数媒体忘记了。12月6日，记者看到南池子的现状时，到处是拆毁的痕迹，忙碌的工地，堆积着从工地搬运出的土方。昔日900多户整齐的胡同住宅区只剩下20户人家抵死坚守着，可谓是十室九拆。继续坚守的住户之一沈贵枝带我们逛了一圈南池子，东南角上有一大块工地正在忙活着打地基，挖出的大量黄土堆到了另一坚守居民黎令书家的门口，像一座小山挡着。工地对面有几户私房主不愿搬，但工地紧贴着那几家的墙根往下挖，使得这几家一出门便面临绝壁与大坑，无路可走，只得搬走。在南池子北侧，是已经部分修成的回迁房，一个院子里有20户以上，房子两层，楼下一间房，楼梯下是3平方米左右的厨房和不到两平方米的厕所，然后是陡而窄的楼梯，只容一个人通过。楼上两间房，除临街的窗户，为躲避拆迁而于数年前搬到保护区内的沈贵枝说:“这样的房子，家具怎么搬上来，老人没了又怎么搬下去？”
私房主的财产权
华新民最尖锐与敏感的部分，是她大声地捍卫私房主的财产权，1998年她认识了后来组成“万人诉讼”的骆其春等人，他们首先对开发商组织的拆迁提出了“我的财产受到伤害”的反对声音。华新民认为:“作为民事主体，拆迁户与开发商是平等的，到今天，我们还觉得‘私’字很敏感是很不正常的，由于过去的恐怖还留着，很多胡同里的私房主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骆其春对记者说:“我买房子时也买了地，1994年拆迁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地怎么成了开发商的了。而我们房主房被拆了，搬到指定的地方住，每个月还要交租金，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我认定这是我自己的东西，绝不能白白交出。当时只是认为商人在侵权，后来1995年《城市房地产管理价》公布，对地价进行评估，三四十个人一起讨论，把我们家院子都挤满了，并开始做诉讼准备。
“1995年到2000年共有33起集体诉讼。1995年6月，第一次集体诉讼，金融街地区144户私房主共600多人起诉西城区房地局违法行政。他们先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再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同样不予受理。”骆其春在通县上班，因拆迁搬到丰台区后，每天上班来回需要四五个小时，他说:“发展到万人诉讼是在2000年2月22日，骆其春、凤晓年、贾则戍、乔均芬、王毅青、刘洪坤、臧林等7人代表被拆迁居民10357人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状，并交上三大本10375页原告的签名簿，状告某些行政部门违法土地批租等。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收了诉状，但既不立案，也不给裁定书。现在万人诉讼已发展到60个集团，2万多人。他们背后，是100多万被拆迁居民。”
律师吴建中在接手美术馆后街22号院诉讼后，才彻底了解了土地权与房屋权在国内的法律沿革，他说:“华新民引入了私人土地权这一问题是有意义的，北京解放后，军队只接管了当时120万间平房中的28万间，其余90多万间仍归私房主所有。1957年的‘经租’中，房主仍有所有权，只不过由国家拿走与房主共同出租，说是到一定年限，归国家所有。1984年的落实私房政策，仅是房产证，没有说土地证，当时国家禁止土地买卖，直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才规定用地权是可以转让的。而80年代末兴起的房地产开发热中发现，北京这么多地，不少都由私房主占有，便有意地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拆迁补偿时，仅计算房子的建筑面积。直到美术馆后街22号院诉讼，北京市法庭才第一次认可土地使用权，并承诺补偿，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按照老办法。到‘万人诉讼’，法庭虽也承认应该给予私房主相应的土地补偿金，但没有制定实施细则。”
而华新民正在力争让更多的私房主了解自己对土地与房屋的权利，她说:“事实上，土地国有是1982年以后的事。50年代初，城镇私房主仍拥有房契与地契，后来换成了房地产所有证，80年代落实私房政策后，市政府并没有做相应的土地初始登记与土地变更所有权手续，所以私有地产并没有过户到国家名下。20年后，北京才开始登记做‘土地使用证’，但并没有发到居民手中。现私房主有的是法定的土地使用权，因为有价，所以便是他们的土地财产。但拆迁时，开发商指挥着政府有些部门走，一块以旧城改造立项的土地，由有政府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取得后，几经倒手，最后拆迁就无法停止，因为许多部门与开发商的利益，其实是在拆迁过程中产生的。”
现在华新民仍在努力，她几乎是全职投入这件事。这位在巴黎学法国文学，婚后一度当全职母亲的妇女身上，有一种对挫败无所畏惧的韧劲儿。因为受她感动而决计制作四合院与胡同复原图的郑希成对记者说:“我是今年3月开始画起胡同来的，从九道湾到南池子，再到复兴门、崇文区。基本上是华新民提供房屋，她打电话过来说哪儿哪儿有一幢好房子快要拆了，得赶紧画下来，我就过去了。另外也有一些房主找到我，让我替他们把即将拆掉的房子画成画。”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可能忘记了胡同也忘记了华新民，只能到这些画里去寻找北京古城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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