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李清川（记者）

　　事实上，这是一个法规空白的特殊时期——《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于8月1日起施行，此间，原有《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废止。新旧交替之间，不仅要完成遣送到救助的“变脸”，还要应对已经出现的诸多问题：如何判断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求助者？如何应对已经明显增长的案件发生率？救助站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建设……

　　7月7日，本刊记者获准进入已摘牌的原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采访，并目击广州警方夜查行动的“30米一哨”，见证了特殊时期的困惑

　　郑亚欢先爬到不锈钢的桌子上，再忽地跃起，伸手去抓落在树叶上的蝴蝶，落下时一个踉跄坐在了地上。对于这位18岁的湛江农村青年而言，广州的这个炎热正午有些百无聊赖，在不捉蝴蝶时，他会想起眼前的的困窘。同样感到困窘的还有他结识不久的两个小兄弟——来自广西河池农村的郑露和黄欢。

　　郑亚欢转过身来，露出被割掉后兜的牛仔裤的那两块更深的颜色，“前天晚上，我们在公园里睡觉，被割去了两个钱包，我们仨全部的300块钱和身份证全都没有了。”7月6日和7日，3个年轻人一直在原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以下简称原广州市收容站）问询处前的院子里晃悠，白天抓抓蝴蝶，晚上就睡在长椅上。

　　他们想到这里寻求救助，但又不想被送回家里，郑亚欢填完了《主动求助人员自填表》，又塞进了裤子前面的兜里，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不是有些“过分”，在“本人要求”一栏，他写的是：要求能找份工作。3个年轻人都不想回家，就是希望在找到工作前，能找个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在他们的身后，18岁的四川宜宾青年邓世伟正提着鼓鼓的双肩牛仔包，满头汗珠地趴在问询处的窗台前极认真地填写着《主动求助人员自填表》，5分钟后，他获准进入，在门口他转身挥了挥手，一脸阳光。邓世伟10天前从老家来到广州找事做，但很快被老乡骗走了身上仅有的100多元钱，工作没找到，他想回家，来这里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可以不花钱回家”，为他办理手续的工作人员说，“一周之内，我们会为他买好回家的车票。”

　　邓世伟是7月7日被原广州市收容站接纳的第19名主动求助者。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原收容站共接收主动求助者346人，比5月多出了100多人。原收容站长冯绍裘有些无奈，“照这样的速度发展，救助站将很难承受。”

　　事实上，这是一个法规空白的特殊时期——《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于8月1日起施行，此间，老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废止。新旧交替之间，不仅要完成遣送到收容的“变脸”，还要应对已经明显出现的问题：如何判断谁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求助者？如何应对已经明显增长的案件发生率？救助站应该建成什么样……

　　郑亚欢：一年中我两次被收容

　　7月7日晚，郑亚欢和他的两位小兄弟没有决定好是否申请救助，他们又睡在了问询处前的长椅上。在此之前的一年中，他有过两次被收容的经历。

　　2002年8月，初中毕业的郑亚欢第一次离开湛江市龙头镇老家，到广州找事做。他在新市镇租了间屋，“那里是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房子很便宜，一室户只要170块钱，再加一个厅也就是250块钱。”在租房时他连身份证也没用上，只是多交了100元钱押金，暂住证也就一直没办。

　　因为听老乡说，每天下午4点开始，治安员会来查暂住证，没有证件就会被收走，在找到工作前，郑亚欢一直刻意避开那个时候回住处。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治安员，因为碰巧没带证件，郑亚欢被带到了派出所。“和我一起被收的人因为和他们理论被打了，打人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所以他们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在派出所一直蹲到了晚上，郑亚欢被送到了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郑亚欢来的时候很巧，先前在这里负责打扫卫生的“公差”已经到期放出去了，他和同期被收容的两个年轻人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公差”。“在里面，公差是个肥缺，一般的情况下，做公差不会被遣送，干20天活就可以被放出来。”作为“特殊待遇”，郑亚欢和其他做“公差”的单独住在一个大间，尽管也是睡在水泥板上，但可以领条棉被铺着，白天的时候还可以在里面打牌、下棋，有时队长会在饭前给“公差”两根烟。而其他被收容人员的住宿条件要看人数多少，“人多的时候，一个屋子里要住几十个人。”

　　后来郑亚欢才知道，做“公差”是有区别的，他这类只是做些杂务的“小公差”，白天也同样被关到房间里。“大公差比我们自由得多，不会被关起来，可以到天井里帮助管教清点人数，做点什么。”羡慕的不仅这些，“大公差和管教比较熟悉，可以在里面卖东西。两块五一包的广州湾香烟他们在里面卖3块钱一根，一包烟可以卖出60块钱，3元钱的河粉他们能卖到15块钱。这些大公差进出很频繁，出去后没饭吃了还回来做公差，他们可以直接叫小卖店把东西送进来。”

　　站里共分3个中队，一个女子中队，剩下的两个男子中队是按照被收容人员原籍区分的，一个专门收容广西、四川等南方地区的人，一个收容东北、河南等北方地区的人。郑亚欢在收容遣送中转站做了18天小公差就被放出来了，管教给了他30元钱。

　　对于做公差的那段经历，他有些记恨的是：每天两顿饭都是一样的米饭和榨菜。

　　从收容遣送站出来后，郑亚欢在一家小餐馆里找到了一份传菜员的工作，因为没有工作经验，收入很低。到了年底，因为工作太累，加上遗失了身份证，他便自己跑到收容站“自投”（主动要求被收容）做“公差”。他没想到，“自投”的要求被满足了，但“公差”却没当上。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的日子简单而重复：

　　8点30分，听铃声起床，开始打扫卫生；

　　9点，全部人员在天井内集合，选出做饭的人员；

　　11点30分，第一餐时间；

　　4点30分，第二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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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的时间里，他只能呆在被从外面上了锁的房间里。

　　两周后，他坐上了回湛江的火车。在湛江火车站，他自己签字“领走”了自己，因为龙头镇金舍村距离湛江市还有很长距离，需要搭乘客车，身无分文的他便向管教要回家的路费，但被回绝。“为了能回家，我打电话向朋友借了20块钱路费。”

　　在家里呆了3个月，办了新的身份证，今年4月，郑亚欢再次来到广州找工作。看到贴在电线杆上的招聘广告，按图索骥他找到了一家公司做生产工，公司让他交360元押金，但他只有220元钱。在交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后，他也没能如愿做上生产工，而是为公司继续张贴招工广告。“这些都是骗人的，我就不想做了，但公司不给我退押金，许诺的每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也一分钱没给。”郑亚欢后来在餐馆里打过工，还卖过蔬菜和水果。

　　再后来，他遇到了刚到广州来找工作的郑露和黄欢，3个人开始了集体求职之路，但在广州，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找份事做太难了。

　　这次被割掉钱包，3个年轻人互相都有些埋怨，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把这里当做自己困难时期的落脚点。郑亚欢也拿不准是不是要把求助表交上去，他理想的最好状态是：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睡觉。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救助处的工作人员对此也有些为难，“他们的确有困难，但怎样实施救助，这个度不好把握。”

　　目击原广州市收容

　　遣送中转站变脸

　　广州市天河区水荫四横路41号，是3条小路的交汇口，这里的牌匾已经在6月25日摘掉，但在伸缩门上被白色涂料覆盖的部分还可以分辨出红色的底字：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尽管刚刚进行了改造，广东省民政厅的官员还是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新的救助站将另择新址。

　　门房外墙上张贴着一张2003年4月6日由广州市卫生局和公安局印发的《羁留场所预防非典型肺炎工作指导》，适用范围是“监狱、看守所、劳教所”，这是原来的收容遣送站遗留下来的不多的痕迹。在通往问询处的小路旁的墙壁上，还能看到印有照片的寻找失散亲人的纸头，临近小卖店的一位女士说，在这里查找失散亲属最方便，有时人就在收容所里面。

　　7月7日下午，本刊记者在市民政局官员的陪同下获准进入原广州市收容站内采访。

　　正对大门的3层建筑是职工宿舍，将原收容区与外界隔离开。在办公区与原收容区连接的走廊上，挂了一块醒目的宣传板，粉笔写下的标题是“扎实开展行业廉政建设教育整顿活动”，在这次以“四查四看”为主要内容的活动中，要求具体细微，“要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既不掩盖问题，也不激化矛盾，既不夸大事实，也不隐忧护短，坚决反对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散布谣言，弄虚作假。”

　　原收容站的改造速度可能是个奇迹：6月5日，工程队开始改造施工，4天后，原收容站正式接纳主动求助者。先前以“中队”区分的管理区已经更名为区，一区、二区是男性求助者的生活区，都是回字型的3层建筑，一层房间的门楣上分别挂有“老弱病残”、“少年儿童”、“主动求助”的金属牌，二层和三层的外部则全部被铁栅栏围住。陪同工作人员介绍，“尽管划分了人群，但现在没做区别，在这里的全部是主动求助人员。”

　　站在天井中，每个角落都在视野所及内。在一个约30平方米的屋子里，摆放着6张铁床，床边立着6个铁柜，用来放求助者的个人物品。地面铺着浅色的瓷砖，房间的最里面是卫生间，隔板的高度有2米。

　　因为气温太高，求助者三三两两聚在阴凉的地方聊天，刚来的邓世伟正拿着黄色的塑料饭盆盛水喝，在一区的餐厅里，十几个被救助人员正坐在不锈钢餐桌前看电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来求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青壮年。

　　据介绍，原广州收容站除担负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任务外，还承担着省内的中转任务，年均收容量达10多万人次，中转站内设机构有办公室、纪检监察室、人事保卫科、组织宣传科、财务科、收容遣送科、管理科、医务科。但接下来，很多科室的名称要做改变，原收容遣送科科长黄和平说，“我们科可能很快就要改名为‘主动求助事务科’了。”而“管理教育科”将被改为“护理管理科”，“遣送安置科”将被改为“护送科”。

　　原收容站的工作人员对于采访都比较敏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目前我们的困难很多，由于救助对象的范围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对所有求助者只能照单全收，但其中大部分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流浪乞讨人员。《办法》也没有规定救助站是否可以核查救助对象身份，广州是个拥有大量流动人口的城市，许多受助者背景复杂。”6月份来求助的人员中，约有一成是由被救助者家人前来领走或汇款到这里供其自行离开的，其余的是由站里为其提供车票和旅费自行返家，个别行动不便的老幼残弱者则由站里派出工作人员送其返乡。

　　在站内，记者遇到了来自江苏盐城的汪春龙，他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在妻子的陪同下再次来到这里——几天前他被人打伤曾来这里求助，被送到医院治疗，“但在里面，好几天没人给我饭吃，我会饿死的。”实际上，他的所有医疗费用都是由原收容站垫付的，这同样困扰着变脸中的收容站。

　　冯绍裘站长说，过去曾发生过一些救助对象把钱藏起来，自称身无分文，要求救助，然后等待救助站给他买火车票，送他回老家。如果不加以解决，这种现象会在春运期间越演越烈。对于原收容站，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救助站各方设施齐全，导致不少接受救助的人不愿回家。虽然目前救助的人数还不多，但是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一种认为救助站可以免费吃喝送的错误观点，究竟将来需要多少钱，冯绍裘的心里完全没有底。

　　目击广州警方“午夜行动”

　　7月8日0时，广州市环市中路上的治安员数量已经明显超过了行人的数量。一路下去，几乎每隔30米就能看到结伴执勤的治安员，而在办公楼、过街天桥、营业场所门前，也均有专人坐镇看守。来自湛江的保安梁家辉说，这一段时间广州的治安状况不好，拦路抢劫，尤其是骑摩托车抢劫的案件发生率很高，不得不调集警力和保安员防控。刚刚结束一轮巡查在立交桥下休息的陈彬说，这样的夜查持续的时间可能要很长。

　　0时30分，火车站前的高架桥已经出现了十几位入睡者，他们的身边，是车辆驶过的隆隆声音。“他们有的是流浪汉，有的是吸毒佬。”从湖南到广州做的士司机的张培光说。

　　凌晨1时，灯光照耀下的广州火车站如白昼一般。

　　在东广场聚集了四五百人，除了卖食品、为小宾馆拉客人的外，大部分看起来都无所事事。广州市公安局流花分局的张警官说，这些人不是旅客，都是伺机骗人、抢劫的。有“反扒高手”之称的王志刚警官也介绍，近期案件发生率比以前高多了。在当地的媒体上，近期的治安压力是和收容遣送办法改变相提并论的，“收容办法废止后，火车站等地的案件发生率迅速增高。”

　　由于候车室要到早上才能开放，等待凌晨客车的乘客全部在西广场一块20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上露天休息。被围栏圈住的空地出口均有警车把守，四边还有十几位保安巡视。走过西广场，不时有骑摩托车的警官擦身而过，有时停在行动迟疑的人身边：“尽快离开这里，最近这里不安全，要小心点。”在靠近候车楼的广场边，有几个老年人枕着编织袋安然睡着。“他们都是拾荒者，我们现在对他们没什么办法。”保安魏晓兴抱怨，“过去收容的时候情况好很多，现在不行了，一旦新法规施行，工作压力就更大了。”他当天的值班时间是0时到3时。

　　流花公安分局驻省汽车站的一位警官也同样向记者诉说工作的难处，“现在抓获骗子、小偷时，如果涉嫌金额太少，不能进行治安拘留的话，只能开具警告书释放。”武警广州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接连几天带着300名特警上街巡查，他说，一个月内，广州的夜间治安会有明显好转。实际上，5月以来，流花公安分局已经组织了3次大规模以不法分子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抓捕活动，但收效甚微。目前，广州火车站已经进入高峰运输期，旅客流量达到了每天4万人的数字，更给警方的工作带来新的压力。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外来人员犯罪是广东治安问题的症结所在，出租屋和外来人口的管理是广东治安工作的重点、难点。为把这项工作真正有效地抓好，各地公安机关要力争实现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一体化管理，同时切实保障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打击侵害外来工权益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