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题目，我有点犹豫是不是做一回肾上腺型写手。1433年，如果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难免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怒气勃发：郑和结束了第七次远航，宝船队返回刘家港待命，他大概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航海家生涯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方，葡萄牙船长埃亚内斯航行到西非的博哈多尔角，冲破了笼罩在历代西方水手心头的阴影，遥远的南大洋终于向他们敞开大门。

　　进行这种对比是很容易讨好的。看啊，当人家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又在干什么。写手们通过肾上腺发出暗示，执着地培育着公众对于历史的愤怒情绪。如果说十多年前是愤怒出诗人的话，那么今天我必须很遗憾地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愤怒出历史的年代。那些死去的人真是不幸，似乎他们每一件事都做错了，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大呼小叫地愤怒着，反正他们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而那些可能没做错什么的人，则被肾上腺写手们有意无意排除在视野之外，仅仅因为他们无助于刺激人们的愤怒情绪。我知道我这样说会显得很没有良心，因为道理很简单：既然不让发泄对现实的愤怒，那么我们就从历史深处去愤怒好啦。但我还是反感这种见了死人搂不住火儿做法，至少它有悖于孔子“不迁怒”的告诫。

　　尽管反对肾上腺写作，但我必须承认，把郑和跟埃亚内斯放在1433年这个筐里做一番比较，不但不公平，而且别有用心。郑和是海军司令，手下有两万多人，他的旗舰据考证排水量至少在7000吨以上；而埃亚内斯呢，不过是葡萄牙一个比较有名的船长，他那借鉴了阿拉伯三角帆的快速帆船，排水量不过几十吨而已。也就是说，两者座船的大小相差百倍，相当于今天鱼雷快艇遇上航空母舰；而两者地位也相差悬殊，如果埃亚内斯加入郑和舰队，甚至没有资格见到郑和，而只能向分舰队司令汇报工作。我承认，把如此不同的两个人放在同一个年代说事，无非为了是满足我对于数字的崇拜，以及对事物之间神秘关联的兴趣。事实上，1433年对于中国航海史也许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大规模炫耀性的远洋航行就此结束，此后十几年内也将陆续出台政令，严惩擅自出海者；而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埃亚内斯的确航行到了博哈多尔角，但他并没有胆量再前进哪怕一海里，而是立即返航，这引起了其赞助人亨利王子的极大不满。这一年剩下的日子里，王子一直在做埃亚内斯的思想工作，以督促他早日动身出海，去看看博哈多尔角南边到底存在着什么怪物。

　　1433年的形势就是这样的，航海家们完全受控于自己的主人。亨利王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可以过会儿再说，而郑和的主人宣德皇帝，则完全是一个平庸的君王。命运的不公平在于，作为明成祖朱棣的儿子，他时时感受到父亲那巨大的成功所带来的阴影和压迫感，为此他发动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远航，但终于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北方蒙古人的势力再次强大起来，使得帝国必须打起全部精神来应付，以至于再也没有心情派人远渡重洋去搞时装展示会或者焰火晚会。宣德皇帝有点受夹板儿气，因为他的老爸和儿子全都赫赫有名：老爸亲自把蒙古人赶到贝加尔湖以外，儿子则亲自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当了蒙古人的俘虏。帝国兴衰的曲线就在祖孙三代人手里勾画出来，与之相比，派几万人出国旅游实在已经不是当前工作的重点。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指责祖先不思进取，但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压力。清朝也一样，如果满洲人坚持扬帆出海，那么我大致可以断定，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将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干什么事都得花钱，关键是你想要什么，但你总不可能什么都要。乾隆皇帝是怎么把新疆打下来的？每一次战役都可能花掉政府全年的预算，而到他儿子嘉庆上台的时候，政府财政实际上已经破产，于是不得不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向和坤借钱花。同样，出海也是要大把花钱的，特别是在还看不见收益的时候。也不能光说中国人保守，西方人就不保守吗？否则，哥仑布也用不着花那么多年时间费那么多唾沫去拉赞助，而最后碰上伊莎贝尔王后也实在有很大运气的成分，万一王后昨天晚上刚跟国王吵了架而心情不爽呢，那么就让美洲见鬼去吧。

　　我们再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这位绅士是个很奇怪的人物，属于不爱江山爱航海的那个类型。他年轻时倒也战功赫赫，曾经亲自领着葡萄牙兵和英国兵渡海去北非攻打摩尔人的城池，很狂热的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也的确有点委屈，想做生意赚点钱，可东方的条条大路都被穆斯林控制了。打不过土耳其人，就拿海峡对面的摩尔人出出气，反正总得找点事情做吧。实际上，亨利王子一生的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葡萄牙水手赶到大海上去，就是为了实现包围阿拉伯人的理想；而在现实中，基督徒们则感到被穆斯林世界包围得喘不过气来。当时西方流行这样一个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或者南方，总之反正是在已知世界之外，存在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国王名叫约翰，跟阿拉伯人不共戴天。如果能够和约翰王取得联系，就可以联手痛击阿拉伯人。关于约翰王的故事，应该说属于这世界上存在过的传说中最没谱儿的一个，而且至今没有定论。人们甚至一度传说，约翰王就是曾在新疆北部生活过的乃蛮部的塔阳汗，因为据说他跟基督教在中亚的某个残存支系有过接触。当然，这个塔阳汗是指望不上的，因为他很快就被成吉思汗打垮了。亨利王子的事业也许最接近传说的核心，他发动的海上探险固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他从陆上派出的使者却最终到达了埃塞俄比亚。当时这个国家的确被堪称“史前基督教”的信徒统治着，那里山高路远地形险恶，阿拉伯人进不去，使得一个非西方基督教派得以生存下去。姑且不论埃塞俄比亚跟约翰王到底有没有关系，但那位使者很快发现，他找到的并不是可以做同盟军的人，他只能踏踏实实地做埃塞俄比亚人的女婿，一直到死再也别想回国复命。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说亨利王子的航海事业了。由于执着一生，王子获得了“航海家亨利”的称号，尽管他本人只是住在某个海角的城堡里，并不亲自出海。但是他亲自设计帆船，训练水手，规范航海活动比如必须记航海日记和绘制海图，提供资金，必要的时候还得给埃亚内斯这样的船长做思想工作，总之，如果没有航海家亨利，就不会有葡萄牙日后的海上帝国。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多么不起眼的小国家啊，如果不是某一个人的雄心，它的历史将完全黯淡无光。在这里，我们终于感到了伟大人物的力量。

　　王子厌倦了里斯本的宫廷生活，自我放逐到圣文森特角的城堡里。如果拿中国来打个比方，王子相当于住在海南三亚的天涯海角，远离首都的喧嚣，一门心思规划他的航海探险蓝图。亨利并不是一般想象的那种淘金者或殖民者，他没有这方面的欲望。可如果说他的全部目标就是寻找存在于阿拉伯人背后某个地方的约翰王，恐怕也不尽然。对于那些有着伟大理想的人物，我不倾向于给他限定一个具体的目标。事实上，那是一种时刻在内心死死顶住你的激情，也许你说不清楚它是什么，但你做了。

　　当然具体目标还是有的，那就是远在葡萄牙南方两千公里之外的博哈多尔角。在今天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博哈多尔角位于西非荒凉的撒哈拉海岸，那里属于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还没有独立的国家：西撒哈拉。西班牙人撤走后，没两天功夫，那里就被北方邻居摩洛哥和南方邻居毛里塔尼亚给再次瓜分了。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现在30岁以上的人应该听说过“西撒人阵”这个字号，十多年前经常在广播里被提到，正在为独立而扔炸弹或者打伏击。但这个地方的确太荒凉了，才20万人口，也实在缺乏力量。博哈多尔角就在那里，极普通极荒凉的一个突出部，却那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水手望而却步的禁区。

　　当时航海者相传，过博哈多尔角，杳无人烟，也无居住之所。在那里，一直离开海岸很远，水深也不过几米，激流汹涌，从来没有一条船能够越过此地而安全返回。

　　“我们这些航海者，不仅为恐惧所控制，也为它的阴影所威胁。”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在指南针没有使用之前，古代水手大体上习惯于沿着海岸航行，一般不倾向于冒险驶入大洋深处。因此，博哈多尔角的激流和险滩，就成为航海者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这障碍更存在于内心深处，在口口相传中，逐渐放大夸张变形，也就是所谓“阴影的威胁”。不过古人的确对遥远的南方存在种种猜测，比如说认为那里是一个奇特的世界，住着属性与我们完全相反的人类，还生活着巨大的食人怪鸟和怪兽，因此成为文明世界的禁区。关于“博哈多尔的阴影”，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些传说的影响。也许，西方人可能认为那里是两个世界的交界处吧，也就是通向死亡之旅的临界点。据从那里回来的水手描述，悬崖上的红色砂土被海浪冲刷下来，把海水染成一片暗红色，向岸上望去，毫无生命存在的迹象。他们认为这正是世界尽头的景色。当时阿拉伯人也存在类似的心理障碍，这使得他们在非洲东海岸的航行，从来没有越过马达加斯加岛以远。阿拉伯人和基督徒，这一对冤家，尽管分别沿着非洲东西海岸航行，但似乎一直存在着无言的竞争，看谁能够克服心理障碍从而到达非洲最南端。阿拉伯人的失败，也似乎并不是缺乏勇气的缘故，而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从而不再有必须克服南方险阻的心理需求。

　　中国人甚至一度也加入到竞争者的行列。郑和的舰队到达过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桑给巴尔岛，当地至今犹有中国钱币和瓷器出土。郑和曾经从索马里带回一头长颈鹿作为贡物献给皇帝，而朝廷的态度却令人啼笑皆非。大臣们忙着考证这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麒麟，而它的出现则表明上天对德政的嘉许。一者古已有之，再者天降祥瑞，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典型思路，但大臣们的确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习惯于把一切新鲜事物最后都变成自娱自乐的庆典，并或真或假地陶醉其中，是不是这样的呢？无疑，郑和缺乏继续向南航行的动力，因为既缺乏经济动机，可能当地阿拉伯领航员也不配合。阿拉伯人对于垄断自己的海岸一向非常执着，后来的葡萄牙人对此也将有所领教。倒是李约瑟博士指出，15世纪的欧洲地图学家曾经提到，1420年，一艘从印度起航的中国大帆船，在横跨印度洋的航行中，经过绿色群岛和黑暗海，连续向西南航行40天，情况变得险恶无比，遂返航，70天后才回到索马里海岸。李约瑟博士猜测，这艘中国船已经越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进入大西洋水域。但是，这次航行介于郑和第五次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间，应该只是一艘迷航的中国商船。

　　1433年埃亚内斯到达博哈多尔角，只是亨利王子从1424年开始组织的对这个心理障碍连续发起冲击中的一次，如果说有什么特殊意义，那就是这位船长是亨利王子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事实上，王子并没有放弃，包括对船长的信任。在被许以重金之后，埃亚内斯于第二年再次航向博哈多尔角。这回，他采取了聪明的做法，没有直接挑战那里的激流险滩，而是向西驶入大洋，终于从背后绕过博哈多尔角，来到了全新的海岸。那里并没有传说中的危险、怪人或者怪鸟怪兽，尽管海岸仍然荒凉，但仍可以找到人和马队踏过的道路。那应该是摩尔人留下的痕迹，传说他们向南穿越茫茫撒哈拉沙漠，与沙漠南边的土著居民进行易物交易。他们把货物放在路边，然后退隐到远处悄悄窥伺。这时候土著居民出现，在摩尔人的货物旁边放下自己打算出卖的物品，然后退开，等待摩尔人再次回来掂量买卖划不划算。如此反复几个回合，交易大功告成。

　　现在，葡萄牙人终于也有资格加入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交易者行列了。仅仅过了10年，埃亚内斯就从新海岸带回第一批“货物”：两百名当地奴隶。

　　从1424年到1434年，葡萄牙人整整用了10时间，终于征服了博哈多尔阴影，绕过这个小小的海角。在此之后，非洲的海岸对他们已是一片坦途，一个庞大的殖民和贸易帝国也由此开始建立起来。亨利王子于1460年去世。他的死曾经造成葡萄牙海上探险事业的短暂中断，但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新的探险不久又将继续下去。迪亚士将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达伽马将到达印度。总之，属于阿拉伯人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在这诸多的年代中，我为什么单单把1433年提出来？固然是因为葡萄牙人在博哈多尔角取得了并非决定性的进展，更主要的还是，我仿佛看见郑和那停泊在刘家港的巨型舰队，中国人的所有雄心和抱负，都已化为水面上那一艘艘宝船的倒影。海员的队伍遣散回家了，三宝太监正在回京复命的路上。他肯定可以想到，不会再有机会了。

　　的是，不会再有机会了。尽管内心唏嘘，但我仍然没有丝毫责备古人的意思，毕竟，决策总归是权衡多方面因素才能够做出的。你可以说它错了，但不能说它没道理。我们选择过的，我们就要承认，而不是反过来一味用肾上腺去进行“思考”。